从小，我对财会人员素有好感，缘于孩童时期结识了一位好心人，处于“一天一直（只）饥（鸡），肚子咕咕叫”的年代，她能做到“有馍送给饥人”。那时候我母亲每天起五更给食堂套驴磨面，她时不时地塞给我一个菜窝头，“跟班”的我比母亲“优先”品尝，味道美极了，回想起来，“菜窝”胜似现在的燕窝。母亲多次让我当面喊她姑姑，提起她还要带“官衔”要要村生产小队的会计兼集体食堂司务长。从此，我的潜意识里产生了朴素的印记：会计是好人！

1966年6月我高小毕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升学考试停下了。1969年复课，初中的课堂由行政村移到生产大队部，刚刚初中毕业的本村学生就成了我们的老师。由于家庭困难，一年四季紧巴巴的，年终还是“缺粮户”，即家里劳动力挣的工分不够所分得的粮食价值，需要再向生产队交一些钱才能去领那部分粮食，当时我家一般每年要缺100元左右的“粮”款，每逢年关父母亲总是愁眉不展。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加上学习环境欠佳，我干脆辍学到生产队劳动。

一个略含书生气的初中肄业生，到生产队里竟成了香饽饽，让我始料不及。没干几天笨重活，我就被队长看中了，他向生产大队党支部推荐，让我当上生产队实物保管兼磨房会计。这时的“磨”已鸟枪换炮，由石磨升级为电动粉碎机。“上任”后，每天把收的磨面加工费汇总一下，晚上交给队里的“大会计”，绝对的日清月结。

粉碎1斤玉米的加工费是2分钱，一天会磨千斤以上，日收现金在25元左右，自己手头再紧张，始终未动过捞钱的念头，哪怕是一分一厘。

不过，我倒是受慈善的“会计姑姑”影响，对于来磨面的乡邻，我会在秤上尽量关照，斤数就低不就高。有的人细心，磨前自己称过，磨后回家再称，就会为少出2分加工费暗自庆幸。这是我踏入社会之初的”最大腐败”。“次大腐败”呢钥我经过队里“大会计”批准，花磨房的公款2角3分钱买了一条镀铬钥匙链，挂在裤带上闪闪发亮，哥哥见到后给我诫勉谈话，“注意影响啊！”我赶快换成不闪亮的松紧细绳完事。此外，再无任何“腐败”瓜葛。

不久，县委政工组（当时的组织部）派人下来基层摸排选拔录用国家干部，要求具有6个“硬件”才行，即院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在职的大小队干部，年龄25岁左右，不低于初中文化程度，接受过两年“再教育”（参加生产队劳动），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我是最低限的“初中”和“大小队干部”，又刚入团20天整，其他也够格，入围是当然的。很快，经过目测、填表、体检等程序，我就走上了工作岗位。

谁知，人民银行县支行（文革中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人事划归地方管理）因人手紧停止营业了几天，县委急忙调人充实，把我派到支行营业所当出纳。

我在离县城最远的冯庄人民公社营业所上班，一天到晚仅有10多笔手续，从公社机关的热闹环境仿佛跌进了“冷宫”。况且，财会工作危险、容易挨整的概念，已牢固地印在我脑里。于是，我多次向组织提出调整岗位，终于提前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出纳“实验期”，调为和文字打交道的文秘工作，历经屡屡变动，于8年前调来县法院，任党组副书记兼纪检组长，分管工作包括法院宣传。

30年前离开冯庄营业所时，顿觉如释重负，以为这辈子跟“财会”是要断交了，没想到近又与财会接下了情缘。春节前，我写了一篇领导干部节日廉政内容的言论短文，很随意地向几家报社评论信箱发去，其他媒体不见回音，惟独《财会信报》编辑打电话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言之凿凿，中肯热情，指导有方，笔者所盼。当我改后发去很快就采用了，给我莫大的鼓舞。此后，我对《财会信报》更是爱不释手，天天读《财会信报》，财会知识与日俱增，看来，今生我是与财会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