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家顾准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应是他极高的智商，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以生花妙笔作如此描述：“顾准实在是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赌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唯其思绪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当领导、当学者时，能先走一步高人一筹。”

顾准（1915-1974），字哲云，生于民国初年从苏州移居上海的一个中医家庭，父姓陈，从母姓。1927年，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因其校长王志莘和潘序伦同为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经校长介绍，12岁时到潘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由此开始了他“过山车”式的人生。

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了14年。他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开始，直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著作、后来经潘序伦先生推荐，学徒出身的他，居然也能在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声名鹊起，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笔者曾听到的传说是，顾准由于为潘序伦先生刻蜡纸，成为潘博士的“第一读者”，所以长进特别神速。

1931年，他16岁时，为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编写《习题详解》，后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作为立信会计丛书一种；并协助潘序伦编写《政府会计》，以二人共同名义出版；“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浪潮震撼全国，顾准首倡立信同学会，会章宗旨是：敦睦友谊，切磋学术。同学会由顾准主编，出版《会计季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会计学术刊物。两年以后的1933年，由于徐永祚创办的《会计杂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潘序伦先生“不甘示弱”，乃接手立信同学会的《会计季刊》，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版，并改名为《立信会计季刊》，由此也可见顾准的学术前瞻性。

1932年，他17岁时，兼任了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教师。曾闹过的笑话是，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只有16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后来则是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员了。

1934年，他19岁时，经潘序伦推荐，到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任银行会计教师。并编写了《银行会计》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刊为大学教材。

以后，陆续出版的著作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别人的名字。笔者所见，他发表的论文还有《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币值变动与会计》、《我国公司会计中之若干问题》、《我国银行主要帐簿制度之研究》等。这样的一位神童和奇才，如果能在会计这“一亩三分地”里专注地耕耘下去，成就必然可观，则中国会计界幸甚！

可惜，顾准先生志不在此，他更是一位革命活动家。在立信工作的时期，也是他开始革命活动的时期。1930年，他发起组织自发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化”（小组成员中有女青年方采秀，后用名汪璧，成为顾准的妻子）。他与中共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联系；出版刊物《前卫》。后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武装自卫会”，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在顾准的六弟陈敏之先生看来，会计只他的“饭碗”而已：

“对于30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这名字并不陌生。但是，顾准之从事会计研究，多半是生活所迫，出于职业需要，并不是出于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自觉的选择，也没有把会计研究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没有醉心于自已在会计研究这个领域内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30年代的当时，顾准确实把撰述会计学著作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掩护革命活动的工具。”

在顾准这样“门里门外”地跑进跑出的过程中，立信确实待他不薄，陈敏之曾指出：“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顾准与潘序伦的关系。1934年顾准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曾几次被迫流亡。潘序伦对顾准是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并非没有觉察，但他对顾准几次进出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并且还同意他可以采用在家撰写会计著作这种更为自由、也更适合于从事秘密活动的职业方式，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以后，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潘序伦对顾准爱其才，也敢于用其才，在他心目中还曾把顾准视为自己会计事业的继承者（潘序伦直到晚年还这么说），不问他政治面貌如何，采取了一种开明、宽容的态度，而顾准和他的家庭也因此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30年代的旧社会，确实难能。”直到1980年代，有徐姓立信校友还提及：“在互道沧桑中，先生告诉我们，他正在审阅顾准同志的遗作《会计原理》。谈起顾准同志，先生不禁颇为伤感。我们都知道，先生对顾准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极尽培养扶植之心的，而顾准同志无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和学业成就等方面，都是立信门下的佼佼者，因而先生对之有特殊的眷恋之情。”

立信的师生们还常为他打掩护，一直在立信工作的周姓校友在《立信史话》中回忆：“顾准很早参加革命工作，大家虽不全面清楚，但心中有数。当时租界里的‘包打听’常来找他麻烦。我们吃午饭，有两桌摆在底楼中间客堂，大门敞开，我们一旦看到门外有形迹可疑的人，马上示意顾准，他就从后门小弄堂山东路跑了，一会儿包打听进来看看就走了。”

立信也是顾准开展工作的“人才基地”，有陆姓校友曾提及：“回顾抗战之前，我在顾准同志的引导下，以立信补校为起点，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距今已有50多个春秋，而我的带路人顾准同志，虽比我年轻六岁，却在革命的征途中几经坎坷之后，于1974年与世长辞。…我为我们学校曾经出过顾准同志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而感到无限光荣。”潘序伦先生回忆：“1940年，顾准同志离开上海去新四军时，曾带去几位立信同仁和同学，可能与理财有关。”

投奔新四军后，顾准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顾准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职位高了以后，他知恩图报，与立信仍保持极好的关系，不仅回沪后即拜访了潘序伦先生，并为立信校友的就业等贡献了力量。《立信史话》中有校友提及“上海解放后，顾准、汪璧同学邀我进华东财政部，与李少甫、周豫康同学同在一个处工作。”另一位则回忆“上海解放后，私营银行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又第二次遭受失业，不得已再次向母校求援，在潘老师的亲切关怀下，通过顾准老师（当时任华东区财政部副部长）介绍，让我到无锡苏南行政公署工商局参加革命工作。”

可惜，好景不常，也许是三十多岁就当局长，过于少年得志以致于“天妒”了，与一般人1957年“反右”或1966年“文革”才开始受罪不同，早在1952年，顾准就开始其人生的连连厄运了：

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顾准哪一条也靠不上，却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一生中两次当上右派的，似乎闻所未闻，而这也让他赶上了；同年，与妻子汪璧协议离婚；

1966年，他在随后的文革中，当然又遭受迫害；

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

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去世前单位通知其子女前来护理，但直到他去世，子女三人居然无一人前来！

人生际遇如此之惨，或与其“情商”也有关系。易中天教授如此评述：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在这样的逆境中，顾准却坚持学习和思考。1957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受所长孙冶方委托，他又重新开始会计研究，后来写出《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他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他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六弟陈敏之通信讨论多种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理论问题，这些通信即为后来所称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2月12日至5月2日写“读希腊史笔记”，因病未能完篇，此书后来出版，名为《希腊城邦制度》，震动了思想界。

朱学勤在《愧对顾准》文中说：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象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