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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回报:巨大差距亟需彻底转变
来源:财会前沿  发布时间:2012-09-03   作者:Christopher Alkan  编辑:无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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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员工和高管在薪酬上的巨大差距催生很多倡议出台,例如“股东决定薪酬法案”。但这些倡议是否就足以缩小薪酬差距?

在英美两国,长期以来人们都勉强容忍着企业高管高昂的薪水。个别时候,如果某些人的薪酬过于丰厚,最多就是一连几日登上媒体头条,随后大家的愤懑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在最近,人们对高管享受高薪的现象越来越难以容忍。

在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身居高位的人获得丰厚酬劳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谅解。然而随着普通人的薪水长期原地不动,这种对比就令人越来越不满。强烈的挫败感在全世界掀起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示威浪潮,各界纷纷将焦点放在了愈发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上。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不约而同地作出反应,引入措施减缓高管薪酬“顶风”上涨的步伐。2012年很可能成为缩小收入两级鸿沟的关键之年。

有人可能认为,绝大多数富国经济增长停滞可能会使高管薪酬失去上涨的理由。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发生时高管薪酬确实应声下降,但最近几年内却又以极为聪明的方式重新反弹。美英两国公司的涨薪幅度最为惊人。一直以来他们给予企业高管的大礼包就比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要丰厚得多。根据GMI的2011年首席执行官薪酬调查,2010年标普500企业支付给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总额平均攀升36.5%。而根据Ines Data Services的统计,英国公司高管的薪酬增幅更高达43%。

这种不断上涨的景象并非只有一年。数十年的慷慨加薪让高管的薪酬几乎一飞冲天。1976年,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拿回自家的钱平均高出普通劳动者36倍。而到了1993年,这一差距拉大到131倍。根据华盛顿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的调查,现如今,公司一把手通常可以拿到公司平均工资300倍以上的薪酬。

大概有25家美国公司付给高管的钱比交给“山姆大叔”的税款还多。与此同时,过去十年来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却扎扎实实地减少了6%。

英国High Pay mission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的情况只能是略好一些。2009-2011年,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拿到的钱是普通员工的63倍。1979-1980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只有16.5倍。

很难让大家信服,这样的报酬是为非同寻常的人才所准备的。薪酬差距在德国就要相对小得多。Towers Watson的研究总结说:该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人的12倍。而这一相对偏低的薪酬却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水准。事实上在过去15年中,欧洲大陆公司的高管比薪酬更丰厚的英美同行普遍展现出更好的业绩:富时100指数公司与标普500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136%比120%。不仅如此,大量实例说明,很多高管丰富了自己的钱包,却没给股东办好事。《华尔街日报》的计算得出:1999年到2009年之间,领导思科公司的John Chambers把3.93亿美元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但如果投资者在1999年给这家公司投资100美元,10年后的市值却只剩下了71美元。

很多公司辩称:薪酬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被迫上涨的,因为全球化趋势下高管尽可以到薪酬最高的公司去工作。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High Pay mission认为:企业高管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容易换工作。他们发现,过去五年来只有一家富时100指数公司的高管被成功撬走,而且还是被一家英国公司。“全球化成为了让穷人工资更低、让富人工资更高的说辞。”High Pay mission负责人Deborah Hargreaves这样说道,“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英美以外的高管工资较低不能切切实实把高管整体薪酬拉低。毕竟,如果可以用一半的钱请来一位法国的高管,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请一位本国人?”

那么,公众是否应该为股东扔钱养活高管而感到担忧?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首先,高管薪酬过高就是在抢占公司其他员工的钱。这种愈发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会破坏经济。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日前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这样指出:“如果中产阶级家庭再也无力购买企业出售的产品和服务……就会拖垮整个经济。”

与此同时,最富裕的那些人花在购买资产上的收入比例要高得多,包括股票和房地产。而这样做会导致资产泡沫更加严重。奥巴马日前指出,更加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获得强大、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

奥巴马认为,巨大的收入差距还会破坏民主,因为“少数人可以高价收买游说者,无限投入宣传经费。他们的声音会被无限放大。”

由于这些财阀精英并不需要一些社会服务,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因此他们可能会为降低纳税额而试图破坏这些机构。

那么,有了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这样的一把手在台上,企业高管薪酬不断攀升的势头能否得到遏制?截至去年1月,美国各个公司的股东都有机会就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非强制性投票,即所谓的“股东决定薪酬”法案。但是我们有很多理由怀疑这项法案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显然,愿意逆董事会之意投票决定高管薪酬的股东寥寥无几。根据GMI的调查,去年在美国30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中,只有44家公司的董事会遭到绝大多数股东投票反对其薪酬决定。此外,英国公司的股东在薪酬问题上已经有长达十年的话语权,但仍然未能阻止高管薪酬迅速增加的步伐。GMI高级研究员Paul Hodgson说:“‘股东决定薪酬’并未显示出良好的前景。”

以往,投资者连现有的权力都不愿意使用。不过今年,他们变得更加果断了,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股东之春”现象。今年5月,英国保险公司英杰华(Aviva)的首席执行官因股东不满高管薪酬而下台。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和巴克莱银行(Barclays)近三分之一的股东反对通过其薪酬方案。不过,这种反叛精神能够持续多久,还需拭目以待。英美两国政府还在致力于加强高管薪酬的透明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的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就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公布首席执行官与平均薪酬的比率。

High Pay mission建议英国采取类似措施。另外一些举措则致力于加强高管薪酬的透明度。虽然企业已经被强制要求披露高管薪酬的细节,但很多薪酬包的构成极为复杂,很难将其细化、得出一个大致总额。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研究员Sarah Anderson说道:“美国公司竭力反对公布这方面的数据,说明这种措施可能确实奏效。如果员工知道上司挣的钱是自己的300倍,很可能刺激他们加以反对。”

而其他人却并未抱有这么大的希望。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一书的作者Dan Ariely警告说,加强透明度这一措施在过去就已经失败。1993年,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迫使企业发布薪酬奖金细节。“他们希望借此让回报更加合理,”Ariely说,“然而却事与愿违,薪酬节节攀升,因为那些挣得比同行少的高管纷纷要求加薪。公布薪酬比可能会打击员工士气,却并不太可能打压高管薪酬。”

补救措施尚不够有力

然而,更为激进的措施即便可以奏效,也不太可能尝试。Ines Data Services的薪酬问题专家Steve Tatton指出,德国公司的高管薪酬之所以相对适中,秘密之一就在于薪酬委员会中有普通劳动者的代表。他说:“在高管薪酬问题上让员工享有发言权会极大地改变英美企业的文化。”英国工党对这一举措表示支持,但却会遭到企业的强烈抵制。

Anderson相信,有关方面也会通过税法来加强对高管薪酬上限的限制。“如果企业无法从应缴税薪酬中扣减超过普通员工薪水50倍的钱,就有助于薪酬恢复到理智的水平。”她说道。她还建议那些向政府销售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能够在与政府签订的合同中起到带头作用,避免发放超额薪酬。

至少在目前,绝大多数激进的解决方案尚不太可能出台。如果没有重大变革,高管就很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渐行渐远。

“你必须认识到,就算我当时的薪酬再高50%,我也不会干得比当时好。如果我的薪酬少50%,我也不会干得比当时差。”

——英国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Jeroen van der Veer

“如果大公司高管都自视杰出,远离社会,就会被当成外星人。”

——英国工业联合会前任总干事Sir Richard Lam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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