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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抑或讨价还价?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  发布时间:2013-08-16   编辑:we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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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Elisabeth Jeffries 将为我们剖析,若采用欧盟的体系,谁将是赢家,谁又会成为输家。

各大公司的财务主管将很快为世界各地董事会会议桌上传递的美味糖果所吸引,这就是新的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下碳排放大户们的排放许可。如果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作为标准,重工业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收获大量意外之财。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已为世界其他地区所效仿,碳交易盛行。

 

新的碳交易体系是否以欧盟的体系作为模板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业发展前景,例如在最初几年提供免费排放配额,另外新推出的地区性体系是否挂钩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于2015 年生效,并已于2012 年7 月开征碳税。非政府组织(NGOs)和其他活动家对此表示欢迎,但在这一政策实施数周后,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一项价值69 亿澳元的昆士兰州加利利盆地煤矿开采计划。这些气煤煤矿配有免费排放配额,允许其将碳排放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避免自身经济损失和竞争力受损。

 

这一煤矿开采计划鲜有有效惩罚碳排放的意味。正如James Lorenz 指出的那样,新煤矿中多数碳排放将不在惩罚之列:“就碳价格而言,澳大利亚有着良好的开端,但只针对国内排放征收。因此这些生产出口煤炭的煤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影响。”

 

然而,将环境、社会与治理(SEG)因素放在首要地位的投资者往往会对新的碳价政策做出悲观警告,这些政策将使他们本有望获得收益的投资遭受损失。在一份2009 年的报告中,大量投资于环境市场的高盛银行指出2020 年前直接或间接的碳排放惩罚(通过替代能源补贴)将稳步上涨,并在那之后急剧增加。该报告采用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数据分析了应用于碳排放的成本,此成本为削减碳排放提供激励从而稳定气温变化。分析表明,至2030 年,一吨二氧化碳需要40 美元。

 

由于欧盟市场内存在供过于求的碳排放许可,现行碳价格远远低于该水平,约7 欧元一吨。这表明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前两阶段临近尾声之际,各大企业的说客占了上风。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逐步收紧总量和保持供给不足以减少碳排放许可,使碳交易市场保值,同时迫使总的污染程度降低。然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使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宏图变得羸弱不堪。非政府组织“沙袋”致力于探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不公之处,圈定出了十大碳“肥猫”(全部是钢铁和水泥企业),这些企业利用从2008 至2010 年间协商得来的免费排放限额获利达41 亿欧元之多。它们可能利用的一个获利手段是将这些免费的排放限额出售给其他更善于削减碳排放的企业。由于这些配额本来就是免费的,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不啻于飞来横财。

 

缺乏动力 

碳排放总量的设置同样过高,导致一些行业缺乏节约能源的动力。免费排放配额的过度供应也部分地造成了这一后果。爱丁堡大学商学院碳金融硕士项目主任 Francis Ascui 指出:“未来几年全世界可能将出现10 种不同的体系,免费的排放配额将成为获得政治认同的筹码之一。”

 

哥本哈根联合国峰会全球协议谈判破裂三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协定即将形成。包括许多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者在内的反碳排放活动家,以及正在推行碳减排的企业正在开始聚沙成塔。同时,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体系将在2018 年与欧盟的体系挂钩。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把在2013 年着手开始的本州温室气体排放体系与魁北克的体系挂钩。中国头号排放大省广东也于2012 年拟定了一份试行的温室气体排放体系草案。

 

随着支持者将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税这张网越织越大,政策漏洞会渐渐补上,各公司可能将在未来长期内支付更高的碳价格。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宣称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而设法不接受本地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

 

木星资产管理公司(Jupiter Asset Management)的可持续投资与治理总监Emma Howard-Boyd 表示,“政策的影响力取决于碳排放价格实行的范围。目前的政策不具普遍性,但你不得不操心在某个地区投资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免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中招。”另一方面,一个全球性的协定则有很强的支持效果。不同的公司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而没有逃脱之道。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报告表明现金流总数的15% 将以60 美元每吨碳排放价格从排放量高的公司转入排放量低的公司。更严重的是近20% 的现金会从碳效率高的公司流向碳使用效率低的公司。对此谁最应该担心呢?富时集团(FTSE)的环境、社会与治理高级主管Tony Campos 详述了两种影响失衡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排放量最大的企业的影响。富时于2012 年开始在全球不同地区发布碳战略指数,为各公司自身的碳风险给出了不同的权重。Campos 说道:“我们关注的是法规在未来会产生的影响。实际受影响最大的公司都是在指数中倾斜度最大的公司,要么严重高估,要么严重低估。”

 

航空业案例

第二种情况是对公司经营过程中,而不是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影响,如廉价航空公司和全国航空公司。

 

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目前大概是股东们非常稳妥的投资对象。该公司基本没有受到2011 年金融波动的影响,截止2012 年3 月31 日的净利润提升了50%,为5.604 亿欧元,而易捷航空公司(easyJet)的利润在2011 年提高了32%。与此相反,英国航空公司(BA)的母公司国际航空公司(IAG)则报告了极坏的消息,该公司2012 年第一季度营业损失2.49亿欧元,预计2012 年也只能达到收支平衡。

 

但这些公司的碳风险程度却展示了不同的局面。Campos 解释道,“航空业明显证明了某些商业模式能更好地转嫁额外的碳排放成本。廉价航空力争转嫁这一成本,因为它们的机票收入市场份额比重比较大。”因此,富时指数表明碳排放成本在易捷航空利润中的比例会比国际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高15 倍左右。许多航空公司对欧盟的诉讼的确说明他们正在受到威胁。而这一反叛举动确实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碳风险。

 

公司应对这一风险的严肃程度取决于公司是否认为自身能够有效地转嫁碳成本,以及市场领先企业是否将碳排放视作一比竞争力高下的武器。非必需性消费行业或有现成替代品的行业,例如碳强度最高的钢铁行业,(钢铁可能被塑料替代),要承受这种成本将比较困难,但又无法避免,毕竟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政策不可能再逆转。

 

Elisabeth Jeffries

在为Reed Elsevier出版集团负责大宗商品报道数年后,Elisabeth Jeffries 现为环境、科学和创新方面的独立撰稿人。她尤其关注清洁能源和低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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