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洁云 张云 杨芮
“1年7个月后,终于盼到了!”2013年12月30日夜,周扬(化名)在微信上发了一个“热泪盈眶”的表情。
当晚,这名供职于某上市券商的保荐代表人从公司微信群中得知IPO(首次公开发行)批文重新核发消息。昨天(2日),投行圈又开始流传更多IPO批文下发的消息,但截至发稿时尚未证实。根据《第一财经日报》连日来的第一手统计,目前获得批文的依然是11家企业。
IPO的重启,对于2000多名保代来说,意味着有工可开,意味着被冻结的项目奖金终于有望兑现。周扬手头也有一个排队等待上市的项目,但他告诉本报记者,今时不同往日。
“保代的制度红利时代已经过去了,谁都知道不能长久。”他说,自己的保代津贴也已经削减了50%。
伴随着IPO时隔一年多重启以及逐步“去行政化”的趋势,圈内人眼中曾经的“金领”职业——保代正在褪色。责任更重、性价比却可能更低,这样的行业现状甚至令一些保代告别IPO业务改行卖债券。
IPO项目成“烫手山芋”?
时间再倒退到2013年11月30日,当天证监会发布IPO重启消息,周扬给了妻子一个重重的拥抱,并在当晚破例开了一瓶红酒。
“除了在项目上跟客户之间不得不喝,平时老婆还是会严格控制,庆祝IPO开闸这种大喜事可以无所顾忌啦。”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75后”的周扬从业6年,手头有一个拟登陆中小板的IPO项目,经历了证监会财务大核查的考验,正在会里排队。他手头的另一个创业板项目准备下半年申报。
目前,沪深两市IPO在审企业规模为700多家,即圈内人说的排队企业。在这其中,又有83家公司已经过会,而在2013年最后两天,证监会开始核发发行批文,首批11家已经公布,并已经陆续进入询价和路演阶段。
和周扬不同,供职于一家中小券商的李华(化名)得知IPO重启时正在打羽毛球。他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手中并没有上市项目,因为IPO暂停,他不可能也不想再去碰这个烫手山芋,已经转向做债券承销以及“新三板”业务。
新版IPO发行规则出台以后,与其他跃跃欲试的保代相反,李华更不想回归这个领域,理由很简单:“新的发行规则简直是保代与保荐机构的噩梦,一旦出现问题,保代被罚,连带机构也被处罚,我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可是我做这么一单签字费才多少钱呢?周期又有多长?做IPO的性价比已经不高了。”
任务变重、责任变大、收益却可能变少,这是李华这样的从业者眼中的保代行业变化。
为配合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证监会密集出台了多项举措加强保荐机构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保荐机构和保代吐槽“不敢再签字”。就在12月月底,证监会还发布通知,要求加强保荐机构内部控制,其中明确,保荐机构应进一步提升内控制度的执行效果,建立起配套的追责机制。
重启IPO的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审核过程中,发现发行人申请材料中记载的信息自相矛盾,或就同一事实前后存在不同表述且有实质性差异的,证监会将中止审核,并在12个月内不再受理相关保荐代表人推荐的发行申请。
“同样的收入下,为什么我要去承担那么多的风险呢?”李华说,扫了一遍IPO新政的具体细则以后,自己该打球还打球。
“现在我们事业部的老大已经不太敢签字了。”一家大型券商的投行人士表示,万福生科(300268.SZ)、绿大地(002200.SZ)等案例的警示作用不容小觑。
保代收入:
年薪+补贴+提成+签字费
周扬没有李华那么悲观,却也在感叹,新股发行改革后,此前保荐制度中所安享的通道制、超募等多轮政策红利也已经吃尽。
收入减少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其背后既有行业波动的原因,也有证监会持续打击IPO“三高”(高股价、高市盈率、高募资)的技术原因。
比如在不少人看来,创业板诞生后的超募成风,是保代诞生近十年以来享受的最后一波红利。而随着本轮IPO改革引入老股转让制度后,超募乱象将有望被根除。
“超募跟保代收入虽没有明文挂钩,但其影响是非常明显和直接的。超募越多,保代获得的项目提成是加速增长的。”上述大型券商的投行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保代的收入一般由几部分构成:固定年薪+常规/项目库津贴+项目提成+签字费等。据本报记者了解,一般一名从业时间较长的保代固定年薪可达百万元,签字费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除此之外,项目提成是另一大收入来源,它和承销收入直接挂钩,承销费则和募集资金规模有很大关系。如果超募的话必然会推升承销费,而且根据此前的业内惯例,超募部分的承销费率会高于正常募集部分。
上述投行人士所在券商的常规保代津贴早已在2012年底取消,但在IPO停滞的时间里,对于拥有在会项目的保代,仍会给予每月2万元的特殊补贴。
周扬所在的券商虽仍保有常规的保代津贴,但也已经历过一次50%的大幅削减。而据一些券商向本报记者透露,这样的做法在业内并不是个案。对于保代薪酬结构的调整,周扬预计,单个项目收入肯定是减少的,但考虑到可以同时签多个项目,收入总额可能并不会太低。而从整体来看,包括年薪、津贴、签字费在内的固定收入的大幅下降是大势所趋。
“以后的保代的收入情况应该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签个字便赚大钱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周扬说。
“你能相信募资6个亿的项目只有两三千万的收入吗?这意味着一家券商一年要做十个相同规模的项目才能实现投行收入3个亿。”一名券商保荐人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目前的“行情”。他和周扬的观点类似,尽管IPO重启了,但随着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推进,保代身上所谓“金领时代”的光环也将消退。
本报记者查阅证监会网站发现,记录在册的保代共2408名,“稀缺资源”的年代早已不复存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券商整体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达到177.44亿元,贡献了16%的营收;而在2013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下降到8.9%,这类收入甚至被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赶超,落到券商主营业务收入的第四位。
谁在坚守,谁在转型
李华说,从维持生计的角度来看,他宁愿选择再融资业务。手里有项目在会里排队的李炜(化名)也有类似的想法,李炜是上海某券商投行部的负责人,IPO开闸后,他的辅导工作忙开了,但他表示,对保代来说将来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并购。
据本报了解,除了有项目的投行外,多元化的职业方向渐成保代的转型之选,不少投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IPO开闸后行业将二八分化,大投行,尤其是人才储备较多的投行,会全力进攻IPO;小投行反而更加青睐并购、债券承销、“新三板”等业务。
“忙死了,一天要打几十个电话。”去年一年并没有IPO项目在手的保代陈佳(化名)却也一刻不得清闲,他所在的投行是在业内机制相对灵活的中小券商,在IPO停滞时期,他去年一年却在部门内得到业绩嘉奖。
“去年一年做了两单私募债、一单再融资,目前在做一个并购重组的项目。”陈佳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数家珍。
周扬仍在坚守,但他所在投行事业部的总经理、曾经的第一批保代已经华丽转身,在一家国资背景的PE任职高管。
周扬认为,由于年龄和体力等客观原因,老一批保代对于长期驻守现场督导项目已经力不从心,而近两年来因项目造假等问题保代接连遭受监管部门严惩也让人心有余悸,必然在职业发展上会出现一些分化,而长期浸淫资本市场,拥有诸多资源人脉的他们也能在PE、券商直投、并购基金等其他方面有所作为。
“但目前来看,转行毕竟还是少数,完全离开的不会太多。更何况,即使收入下调,仍不改证券业金字塔的塔尖地位。”周扬说,一方面,大多数保代都有积压的项目在手,即使有重新规划未来发展的打算,也得把手头承揽的项目做完,拿到项目奖金再说。另外,对于未来预期要实施的注册制,宽严程度如何都还是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