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宗昌教授，1927年出生于陕西宝鸡，1947年考入西北大学，后留校任教。此后在西北大学、陕西财经学院等校任会计系主任达32年，声誉卓著。2013年9月2日，在西安，中国会计视野网“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采访到了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宗昌教授，在场的还有他的弟子们：西安交大会计与财务系系主任田高良教授、西安交大张俊瑞教授、西北大学冯均科教授、上海外经贸大学杨杨淑娥教授。

“淡泊辉煌两从容”——这是杨宗昌教授的学生们在他80大寿时送给他的一幅字，在采访杨老的时候，他也乐于用这七个字概括自己走过的这80多年，包括学术，包括人生。

作为我国西部会计学术界的代表，同时也是新中国会计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宗昌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文革的十年动乱，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百花齐放。相应的，他也见证了建国前西方会计学说的风靡、建国后苏联会计的盛行、改革开放初期各种记账法的争锋，以及现在的会计学说大发展。这些大开大合的人生、学术经历在给予了他学富五车的会计学识的同时，也磨砺出一颗从容豁达的心。

1000公里求学路

对于杨宗昌在学术上的成就，他的学生，现任西安交通大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的田高良教授称其为“校园常青树，学界不老松”。

追溯这棵“常青树”的成长之路，你会发现它并不是生长于知识土壤肥沃的大城市，而是偏居西北一隅的古城——宝鸡。

1927年，杨宗昌出生于宝鸡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等到报考大学的时候，经过商的父亲对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当国民党的官”。于是杨宗昌就在当时西安主要的三所大学中选择了西北大学，选择了学习经济。

当时的西北大学财政金融系可谓大师云集，系主任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邢润雨教授，讲授统计学的则是芝加哥大学政经研究院硕士毕业的王含英教授，而留学丹麦国际民众教育学院的甄瑞麟则讲授合作经济学。此外，财经学的袁若愚教授、会计学的刘泽膏教授也都是当时学界翘楚。

在西北大学学习的四年时间里，杨宗昌跟随各位老师们潜心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为自己以后学贯中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杨宗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当时的毕业生普遍都要去支援大西北发展，所以，还没等学校分配，杨宗昌就自己主动回到老家带了一些棉衣、路上吃的馍之类的东西到学校来，准备奔赴大西北。但是等到了学校，见到的却是同学们好奇的表情。原来，由于自己学业优异，而且和老师同学之间关系融洽，他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

紧接着，1952年，全国各大院校选派优秀学员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研究生班学习，杨宗昌又因为平时工作成绩突出，获得了这次宝贵的外出求学机会。

来到北京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欣赏首都的人文风貌，杨宗昌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自己在西北大学求学时，教授大多有留学的经历，所以授课方式也都是西式的开放教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猛地一下变成传统的授课方式，杨宗昌感觉很不习惯。

这还不算什么，两家学校连学习的内容都不一样——当时在西北大学学习的是西方经济理论、会计方法，但是等到人大的时候却是由莫斯科财经学院原院长马卡洛夫教授讲授原苏联的计划经济会计理论。

杨宗昌发现，这两套会计方法之间的差距并不比从西安到北京这1000公里的距离近。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原苏联会计的专业知识理解起来有困难？那就在课堂上认真做笔记，课后再反复琢磨。“没别的办法！只能是死读书、读死书！老师怎么讲，咱就怎么听。”杨宗昌回忆道，“当时我们的笔记记得非常细，甚至老师咳嗽一下，我们都要在笔记本上点一点。”

课业太多时间紧？那就少休息，多在图书馆里泡！“当时学习气氛很紧张，每天早上一跑完操，大家就都去图书馆占地方。当时抢座抢得一塌糊涂。”

就这样，在自己不断的努力下，杨宗昌顺利地完成了在人大研究生班三年的学习。1955年，杨宗昌回到了母校西北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任教。1960年西北大学经济学院独立出来，几经更名，命名为陕西财经学院。

洞悉会计真谛

杨宗昌回到陕西财经学院后，一边从事会计教学，一边开始潜心从事财会理论研究。如果可以一直这样下去，杨宗昌可能会更早地成为会计理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但是，文革十年来了。

那十年中，杨宗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迫害，但是他对于会计领域的探索却一直没有中断。

文革中，杨宗昌亲眼目睹了财会领域的乱象。“各单位的财会部门一塌糊涂。造反学生把章子一拿就宣布自己是会计，是财务处长。”杨宗昌回忆道，“当时流行的就是‘拆庙、搬神、赶和尚’。‘拆庙’就是把各单位的财务科、会计处都撤了，‘搬神’就是把财务的科长、处长都拉出来批斗，‘赶和尚’就是最后把财会部门的科长处长都赶出去。”

会计系统的破坏必然带来企业财务的灾难。据杨宗昌回忆，当时“以单代账，以表代账，无账会计，真账假算，假账真算”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当时出现了一种说法叫“厂长利润、书记成本”——企业最后的利润是多少由厂长说了算，成本高低由书记说了算，财会人员根本无权参与。

在经历过种种变迁和乱象后，杨宗昌迷茫了。建国初年，一切照搬前苏联的方法，把西方的会计制度、法规批判得体无完肤。文革中，又把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所有制、分部门、分行业统一的财会规章制度作为“封资修”的东西砸个稀烂。那会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杨宗昌感觉财会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一直困扰自己的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了。

当时，随着科研风气的逐渐改善，财会领域的各方学说也逐渐发展开来。“对于会计性质的认识，当时南北方的观点不一样。”杨宗昌回忆道，“南方以葛家澍他们为主，北方以杨纪琬为主。南方强调会计本身是信息系统，北方则强调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当时，南北方的分歧还是很大的，我为这个事情当时还给葛家澍、余绪缨他们写过一封信。后来，葛家澍给我回了信，他说，现在的会计，既是一个提供信息管理的信息系统，同时也是价值管理的管理活动。”

葛家澍的回信为杨宗昌打开了一扇通往财会领域更为深邃、更为广阔视野的窗户。杨宗昌据此从会计工作的性质、职能、作用几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会计理论研究来源于实践，而其主要作用是指导实践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会计应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管理职能；会计的特点是实现价值管理，以价值管理的形式贯穿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将这些观点集中在《试论会计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篇文章中发表，在当时的中国会计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紧接着，受邓小平“让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大一点”的号召，杨宗昌又发表了《转变旧观念，迎接新挑战》一文，再次在中国的会计界引起轰动。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会计人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作出的十大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会计制度观念向会计准则观念转变；核算型传统会计观念向开拓型现代会计观念转变；由手工操作向电算化观念转变；从管财型观念向理财型观念转变；从经验决策观念向科学发展观念转变；会计知识向不断更新观念转变；会计理论探索向复合型观念转变；财会队伍素质从纯业务观念向四化观念转变；会计改革向跨世纪观念转变。

800笔账“赢”出来的教材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改革开放初期的会计界也不例外。

文革期间，全国所有的财经院校全部撤销。到70年代后期，才先后恢复了15所财经院校，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教材。

1979年，这15所财经院校在武汉召开了一次教材改革会议。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采用商业部颁布的增减记账法，还有一个意见是采用借贷记账法，另外一个意见是采用收付记账法。

“那一次争论相当激烈。当时在会上，我们陕财（陕西财经学院）、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天财（天津财经学院）成了一派，建议以借贷记账法为主；不过很多当时商业部管的院校建议以增减记账法为主。”杨宗昌对那次争论还记忆犹新，“有些院校提出，增减记账法是中国自己发展起来的，而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我们则认为借贷记账法是一种更科学的记账方法。”

就这样，双方一起激烈地讨论了一个多星期，谁也没能说服对方。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一次另类的“比赛”却打破了双方的平衡。

当时，与会代表都去武汉钢铁厂参观，适逢那年武钢从日本引进超薄钢板冷轧项目，也面临中日双方记账方法不同的问题。

这时，双方商定，选取800笔当月的账目，各推举一组人手工做账，看谁做账快、准、简。最后，借贷记账法获得了大胜利：两法相比，用借贷记账法做账在时间上少用了1／3；成本上少用了2／5；准确率达100％。

此后，由杨宗昌等人牵头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等学校共同参编的《会计原理》出版了。这本《会计原理》销售火爆，一时洛阳纸贵。最开始只在甘肃出版社出版了一万册，随后又在陕西出版社出版了十万册，还是不够用。据统计，全国有十几万财经类大学生学习使用过这本教材。

后来，作为主要撰稿人，杨宗昌还先后主编出版了《工业会计》、《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学》等教材。

32年的会计系老主任

从西北大学到陕西财经学院，再到陕西财经学院后来并入的西安交大，杨宗昌从事会计教育工作足足有50个春秋，在会计系当了32年的“老主任”。

在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主任”心里，会计人才的培养一直是头等大事。

“1993年，咱们国家的硕士生只有400多人，博士生不足100人，注册会计师只有5万人。”杨宗昌在回忆当时国家会计人才匮乏情况的时候说道，“两则、两制、两法出台后，朱镕基同志说‘九五’期间，我国注册会计师要达到10万人，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会计人员要达到100万人。当时我就想，这么大的差距怎样才能快速地弥补呢？”

杨宗昌决定从青年教师梯队建设入手。当时为了搜罗财会人才，他可谓费尽了心思。

“当时我们主要从三个途径搜罗财会人才。第一个途径就是从现有的青年教师，以及优秀毕业学生中培养。”杨宗昌说道。

除了从校内挑选优秀人才之外，杨宗昌还打起了往届毕业生的“主意”。“我们从往届毕业生当中，挑选那些工作表现好的，去工厂单位挖人。有时候，我一天要骑自行车往人家单位跑几个来回，就为要到一个人才。”虽说杨宗昌不惜“三顾茅庐”，但毕竟是一个优秀人才，原单位也不愿意放。于是，杨宗昌就向这些单位承诺，“我不光从你这里要人，将来我还要给你培养学生，培养接班人。”就这样，杨宗昌硬是靠着“抢”回了一部分往届优秀毕业生。

而为了避免知识上的近亲繁殖，杨宗昌还从现有的青年教师中选派优秀的苗子去别的优秀院校进修，包括上财、厦大、人大等。

对于没有去外校进修的老师，杨宗昌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要求。“当时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施压！给老师们压担子，压科学研究的担子，压教学的担子。而且，我自己也经常给一些年轻同志修改授课大纲。我也经常去课堂听课，下课后马上告诉他今天讲课中哪些方面好，哪些方面有问题。”

经过这几十年的积累，到2000年，当时的陕财已经打造了一支优秀的年轻化教师队伍。在51名教师中，有教授12人，副教授14人，讲师23人，助教2人。其中已获得博士学位或在读博士的7人，硕士学位的23人，分布在会计学、会计电算化、理财学、国际会计、注册会计师等各个专业领域。而且，会计系也为整个学校培养了很多院级领导干部。

除了着眼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会计变革，杨宗昌还紧盯全球财会界的最新动态。他经常对学生们说，财务界人士必须睁开眼看世界。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杨宗昌就在院系里面开设了国际会计班，2001年又开设了AA班，这些年已经培养了800多人。

人格魅力

数十年的从教经历使得杨宗昌可谓“桃李满天下”。除了在会计理论上的谆谆教导，在人格培养上，杨宗昌也以自己宽广的胸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们。

在十年文革中，杨宗昌遭受了普通人甚至无法承受的迫害。“当时，我被锁到一间房子里面，手表眼镜都被没收了，窗户也被报纸封上了。我就一个人在这样的黑屋里面关了96天。”杨宗昌回忆起文革中自己的经历时说道，“批斗的时候拉出去，批斗完了再回来，什么东西也吃不上。唯一一点‘好处’就是每到星期六下午人家就给你买几包8分钱的烟，你抽完就睡觉。”

除了肉体上的伤害，更令杨宗昌难以接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背叛。

当时批斗杨宗昌的学生中，有一个甚至是当年他重点培养介绍入党的学生。文革后期，那个学生甚至把杨宗昌为他写的入党介绍信都公布了，说“杨宗昌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培养我不要！”

往事如烟，杨宗昌一笑了之，仿佛是在诉说一段很久之前的历史。虽然自己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但是文革结束后，不管对当时批斗自己的学生还是年轻教师，杨宗昌都不计前嫌。

说到那位学生，在文革后回到家中，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认他。杨宗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还特意请这位学生吃了一顿饭，并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你儿子一个人的问题，他有他自私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年轻人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一点错误也不犯。他也是形势所迫。”

其实在文革以后，杨宗昌担任陕西省高级会计师、会计师评审组组长八年之久，可以说决定着陕西省很多财会人的职业命运，但是这八年里他从来没有追究过文革当中迫害自己的学生。

杨宗昌在谈及这一切的时候笑着说，“人生就这样，淡泊辉煌两从容。”

正如杨宗昌的学生田高良教授所言，“我的恩师杨老师有着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从来都是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他儒雅、从容、淡泊；他坦荡、无私、无畏，他以自己的独特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的人，包括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