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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两泰斗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   发布时间:2015-08-25  作者:西江月   编辑:qiaobocao

阅读:1881  打印   RSS 字号:||


一家两泰斗

——潘序伦之女潘屺瞻记忆中的父亲与先生

/文 西江月

出生于一九二零年的潘屺瞻今年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虽然她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市纺织局从事翻译工作,但她却与会计有着不能割舍的关联——她的父亲潘序伦先生被学界称作“中国现代会计之父”,而她的丈夫管锦康先生亦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审计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父亲的一些作风,同时也是我先生的作风。”当潘屺瞻回忆起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时如是说道。她的回忆,语言平淡,细节入微,虽然没有个人传记那般宏大叙事,但却通过种种生活细节为我们描绘了更为真实,更为平易近人的两位会计学界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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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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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锦康、潘屺瞻夫妇

“刻苦学习的精神贯穿父亲一生始终”

“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具有超强的毅力。这种超强的毅力始终贯穿于他一生的学习和工作之中。”潘屺瞻回忆道。

1919年,为了能够出洋留学,在恩师黄炎培的介绍下,26岁的潘序伦来到圣约翰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

“由于他年龄大,而且总是穿着长衫,所以年轻的同学都以为他是老师,称呼他为潘先生。”

虽然这位“潘先生”做过几年的中小学教员,而且能够把《英华袖珍字典》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在圣约翰这样一所同学之间用纯英语交流、教师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中,仍然与其他学生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潘序伦先生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班里的英语程度很低,教师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总不向我提问。有一次朱友渔教授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对我提问,本该答yes,我却答成all right,顿时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羞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

最后,勤奋的潘序伦不仅破例从一名旁听生转成正式生,还在全校英文作文比赛中,得了唯一的一块金质奖章,被授予文学士学位。

1921年,潘序伦以上海考区第4名的成绩考取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招考的留学生,启程奔赴美国哈佛大学就读。这一年,潘屺瞻刚满一周岁。

“在国外求学的时候,父亲也是很刻苦的。他住的屋子里除了床就是一张写字台,连炉子都没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分秒必争,刻苦学习。”

在回忆录里,潘序伦写道,“两年期间,我未看过一场电影,也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从清晨到深夜,都是在自己租赁的宿舍内或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连饭也没有功夫做,只好买个面包就着一杯温水充饥。”也正是这两年中,潘序伦跟随年过七旬的科尔教授(W·M·Cole)奠定了自己受用一生的会计学基础。

1923年,潘序伦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翌年,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

“可以说,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贯穿父亲一生始终。”潘屺瞻说。

解放以后,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苏联会计学说,潘序伦还专门学习了俄语。俄语里面有卷舌音,而潘序伦的家乡话里面是没有卷舌音的。于是,在潘屺瞻的印象中便一直保留着这样一幅画面——已经度过知天命之年的父亲每天对着镜子吃力地练习着卷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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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1日,在南开大学,潘屺瞻女士接受了中国会计视野网“会计口述历史”的采访

“父亲一心想要立信复校成功”

1924年,潘序伦从海外学成归来。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白手起家,创办了享誉国内外的“立信”会计事业。

创业之初,潘序伦就确立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图书社”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尤其到了晚年,立信会计学校可以说是潘序伦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

1927年,深感我国会计人才匮乏的潘序伦在上海设立了簿记训练班,此后一直到1947年,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共计举办了40届,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3047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为我国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会计人才。而立信会计学校的品牌也一直延续至今,发展成为如今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虽然这一组组数字和一件件成就会让人感到欣喜,但是回到历史现场,潘屺瞻却深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辛苦。

1937年,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迎来了建校之后的第十个年头。潘序伦仍然觉得学生学习时间太短,学习的课程较少且浅,难以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

因此,他决心筹办设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且筹集了17万元国币,准备在徐汇区新建永久校舍,经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后,于当年7月开始招生。但随之而来的抗战却打断了这一计划。在抗战期间,潘序伦先后在北碚和重庆建立了两所立信会计高级职业学校。

抗战胜利回沪后,潘序伦开始着手重新恢复并扩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工作。

“那个时候父亲办学不容易,光迁坟的事情就让他煞费苦心。”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顾福佑和当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教授王成杰所撰写的《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中,对于“迁坟”事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早在1940年6月,抗战仍在进行之时,立信便在上海徐虹路购进了一块面积三十三亩的土地准备修建校舍所用。但这块基地原来的所有人之前曾把基地的一半租给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作为战时临时掩埋租界内无主尸骨之用。双方约定,一旦上海战事结束,该堂便把无主棺木迁去,交还基地原主。

抗战结束后,立信学校在实业界的资助之下,在无棺木的一半基地上建造起了新校舍。但当立信准备在有棺木的另一半基地上建造运动场时却遇到了困难——在向同仁辅元堂交涉归还空地时,该堂却百般推诿,不肯践约。

同仁辅元堂推脱的理由也很简单——迁坟费用太高,自己负担不起。据其估计当时无主棺木大约有三千多具,如果全部搬迁的话需要在别的地方购置一块同等面积的空地,这一项费用需要数万元,而且还要加上迁移费用一万元。

几经交涉,无可奈何的潘序伦只好请董事长陈其采和副董事长王云五来与对方交涉。最后,同仁辅元堂只得按约迁址,将基地归还给了立信。

在上述“迁坟”事件完成之后,潘序伦又为扩建立信专科学校的校舍而奔走。“父亲除了将自己的历年的积蓄捐资助学外,他还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来资助办学。”

当年20岁出头的潘屺瞻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募捐的情景。“他总是先自己出面到各单位洽谈,然后让我拿着本到各家同意赞助的单位去签书面的赞助文书。”

在潘序伦的努力下,许多实业家都捐赠巨款助学。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就捐助了法币1亿8千万元。全体立信校友也募集了8000万法币。立信新校舍历时近两年,耗资十亿二千五百多万元法币,终于在1947年2月全部建成,包括一座教学大楼,一个大礼堂、一座大饭厅,还有一个足球场。由于当时纺织界慷慨捐赠巨款,因而潘序伦将建造的大楼命名为“纺织楼”,再由于纺织界中以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捐款最多,因此又将纺织楼的一所礼堂以荣氏父亲的名字题为“宗敬堂”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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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改革开放后,年近九旬的潘序伦仍在为立信复校而奔走。

1980年7月,趁着改革开放的契机,潘序伦提出复校申请,并在当年10月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准。

复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按照传统,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办学方式,并附设有大专夜校部、中专程度的会计职业学校和函授部等。潘序伦任名誉校长。

1982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和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评价说:“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办学方式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为社会主义的会计职业教育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1980年,上海立信争取复校的时候,父亲已经87岁高龄了,当时因病住进了中山医院,视力也不是很好。但每天早晨学校领导到他床前汇报复校工作时,他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就是一心想要复校成功。”潘屺瞻回忆父亲当年为复校所付出的心血时依然心情激动。

父亲对学生的最后一次关怀

除了立信会计学校得以发展壮大之外,三位一体中的另两个支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出版社也得到了的良好的传承。

如今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1900余名,并在北京、深圳等地设立了29家分所。2014年,其业务收入达到32亿元,位居全国第三。

而立信会计出版社的图书市场份额也持续扩大,其中《新编会计学原理—基础会计》一书的销售量累计已经超过200万册。

“立信之所以能够这样蓬勃发展,和父亲对学生的爱才是分不开的。”

我国著名学者、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便是在潘序伦的指引下走进了经济学的殿堂。

1927年,年仅12岁的顾准被推荐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在随后的日子中,潘序伦发现这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天赋异禀,便不按年龄、资历来提携——他把16岁的顾准派到会计夜校里授课。随后,潘序伦还与顾准合写了中国第一本《政府会计》。

据立信老员工回忆,年轻的顾准曾和比他大22岁的潘序伦拍桌子吵过几回。事后,潘序伦却依然不计前嫌,对他重用不误。

实际上,不光对于晚辈爱护有加,对于社会各界人才,潘序伦也是极尽个人所能倾力相助。

1940年12月,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国民党当局而被关押,获释后,潘序伦便邀马寅初到立信上课。国民党当局得知后,警告潘序伦。但他一笑置之。对这件事,马寅初非常感谢,他曾对人说:“潘序伦对开拓中国新式会计有功,不要说来教书,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壶,我也愿意。”

以下潘序伦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或可以概括潘序伦的会计人才观。“古时王荆公说过:‘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我在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初期,就深深感到,非改良企业会计制度和训练会计专业人员不可。因此,即从这两方面着手,一面附设了会计补习学校,一面自行编译会计书籍,并开设图书社,把事务所、学校和图书社三者融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

“我记得在中山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是病危了。有位学生想出国深造,请父亲来为他写推荐信。父亲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当时父亲已近病危,没有写字的力气了,于是他便让身边的人帮忙写推荐信。推荐信写完之后,父亲奋力地从床上起身,颤颤巍巍地走到床头的一个小圆柜前面,慢慢地坐下来。那时病房里的光线比较暗,我就用手电筒给他照着,他就在手电筒的灯光下看完了这封推荐信,然后拿起笔来用力地在两封推荐信上分别签下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九十五岁高龄的潘屺瞻仍不禁落泪,“这是父亲对学生的最后一次关怀”。

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要“勤俭”

虽然在青年时代,潘序伦就已经拥有了不菲的收入,但是一直到晚年,他的生活都非常简朴。

在潘屺瞻的印象里,父亲每天的伙食都非常简单,从不铺张浪费。

“他晚年的时候,所有的家庭开支都需要记账,开支都是有计划的,不能超预算。”潘屺瞻回忆道,“我记得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比较紧张,食用油都定量,如果你油用的多,那么就需要买议价油,价钱比较贵,父亲就不买。他把自己的工资大部分都捐给了立信学校。”

晚年潘序伦总结自己的财富观时,曾用一句名言来概括:“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说的是品行端正的人,如有过多的财富,他就会想到一生衣食无忧,因之可能耽于逸乐,不思进取。至于品行不端之人,有了过多的财富,就很容易浪费,甚至犯嫖赌等触及刑律的罪恶行为。

潘序伦总结道,“多财总是一件好事,但一个人多了财富,首先应当考虑用财之道,应当把多余之财,用于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事业上。”

除了办校初期将自己大部资产捐与立信学校之外,直到自己晚年,潘序伦和自己的爱人依然心系社会,将国家返还的八万余元家产中的半数捐给了上海会计学会,第二年又将剩余的四万五千元银行存款中的三万五千元捐给了刚刚恢复补校的立信学校,作为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父亲对我的教育可以概括成两个字——勤、俭。就是学习和工作要勤,持家要俭。”潘屺瞻回忆道,“他希望子女能够多为社会工作,生活则要简单朴素。所以对我来说,尽管在工作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但还是完成了父亲的期望”。

“我的先生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书”

除了自己的父亲是会计泰斗之外,潘屺瞻的丈夫也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审计学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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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锦康、潘屺瞻夫妇

1939年,还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练习生的管锦康由于工作努力,为人处世厚道,深受潘屺瞻姨夫的赏识。他想到潘屺瞻和管锦康年纪差不多,便从中牵线,将二人介绍相识。此后,在潘序伦的许可之下,潘屺瞻与管锦康喜结连理。

“我先生个性比较安静,也比较直率,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一生好学不断,埋头工作。”

在潘屺瞻的回忆中,自己的先生醉心于教学和学术,总看到他在写讲义、写教材,研究会计理论。“他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在看就是在写。”

管锦康这种抓紧一切时间埋头研究学术的习惯可能与他青年时的求学经历有关。

与常人“中学毕业到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一步步踏上工作岗位”不一样,管锦康的求学经历,更像是一个个断点连接成的一条曲线。在他的求学过程中,一直穿插着打工的经历,而正是这种半工半读的状态使他养成了珍惜一切时间汲取知识的习惯。

1937年,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商科毕业后,管锦康被介绍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练习生。后来,他又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会计系。

在这一时期里,“下午上课,上午作助理编辑”便成了管锦康的生活常态。抗战爆发后,管锦康进入四川北碚的复旦大学借读,并于1943年7月毕业于重庆东吴大学法学院。

大学毕业后,管锦康在四川北碚立信会计学校任会计主任、总务主任。

1946年冬,在潘序伦的资助下,管锦康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仅用十一个月的时间便获得会计学硕士学位。

1949年夏,归国后的管锦康在工商学院(后改国立津沽大学)和南开大学兼任教授,并任执行会计师。其时,又在北京开办立信会计高级补校。直到1953年,管锦康才结束会计师业务,成为津沽大学专职教授,兼任财会系代系主任,结束了自己“打工”与“学术”相交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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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那种半工半读的求学经历除了使管锦康养成分秒必争的学习习惯之外,还让他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我先生回国参加教学工作以后,还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深入到基层单位去调查研究。”潘屺瞻回想当年丈夫研究学术的情景时说道,“他跟我说过,审计工作不光是深入到基层单位查账,检查资金的使用是不是有漏洞,还要审查资金使用是不是合理,还应该为企业提出建议,让企业用更少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力,要对基层单位起到推动促进作用。”

“我父亲的一些作风同时也是我先生的作风”

现在回想起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潘屺瞻觉得,虽然潘序伦和管锦康在一起的交集时间并不是很长,尤其是管锦康结束自己会计师生涯,专心学术之后,两人之间的交流就更少了,但是两人却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父亲的一些作风,也就是我先生的作风。”

在潘屺瞻眼中,两人最为相似的一点便是那种永远充满精气神的工作状态。

“父亲在工作和生活中是一个特别讲究时间效率的人,做什么事都是时间要短,速度要快,效率要高。譬如他写书的时候,他都是通宵达旦地写。那时候出版社还都是铅字排版,不像现在这样快,所以如果把整本书都写完,然后再排版印刷的话就比较慢。所以父亲都是写一张排一张,这样全书写完以后很快就可以出版了。”潘屺瞻回忆道。

不仅仅在著书立作这一方面潘序伦是个着急“抢”时间的人,在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潘序伦也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工作狂。

“那时候,别人都是九点上班,但他都是八点就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翻开当天的报纸看,看到有关信息马上给有关单位负责人通电话,用最快的速度把业务敲定。所以,等到别的事务所九点上班的时候,父亲这边都已经把业务敲定了。”

在潘屺瞻的印象里,父亲留给自己的印象总是朝气蓬勃的状态,从来没有无精打采的时候。即使到了病危的时期,父亲依然努力保持着这种积极的心态。

与父亲留给自己的印象一样,管锦康在潘屺瞻的眼里也是一个始终奋发向上,对工作充满渴望的人。

“他一生好学不倦,一生埋头工作,也没有放假的概念。那个时候天气炎热,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他照样把桌子放到凉快的地方继续埋头工作。如果说我先生对会计教学和学术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他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业精于勤’——勤奋学习,勤奋工作,勤于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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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锦康教授

31、潘屺瞻

潘女士的儿子管海寅先生代为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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