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借贷记账法一统天下的今天，年轻的会计学子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借贷记账法了，甚至一提记账方法，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指的就是借贷记账法。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借贷记账法，还有两种复式记账法也曾得到过广泛的应用，一种是增减记账法，一种是收付记账法。而收付记账法，更是五花八门，据说有资料记载的就有十几种。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现金收付记账法、财产收付记账法、资金收付记账法。

2013年7月，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曾采访了增减记账法的设计者张以宽先生。今年3月初，项目组又远赴黑龙江五大连池，见到了财产收付记账法的主要创始人，已年届91岁高龄的闫伯臣先生。

和之前采访的大部分会计专家不同，闫伯臣并非会计出身，甚至没有受过正统的大学教育。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收付记账法，并且和同事们一起创立了在当时影响和运用比较广泛的财产收付记账法，也因此走进了会计的历史。

结缘收付记账法

“世界上没有直路，都是边边卡卡、弯弯曲曲的。”闫伯臣谈起自己的经历，感慨地说。在接触收付记账法之前的四十多年里，他几乎和会计毫无关系。而他这四十多年的曲折经历，简直可以拍一部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了。

“我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老家是山东，但我没去过。一百几十年以前，我的前辈从山东逃荒到北大荒。家庭里没有多少识字的。我念了两年私塾，后来又读了六年小学。然后就不念书了，当了农民。”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闫伯臣的命运。1945年12月，闫伯臣所在的黑龙江省依安县解放，那时候，闫伯臣正在屯子里种地。1946年，依安县要开人民代表大会，屯子选两个代表，闫伯臣因为识字，和另一个年轻人被选为人民代表到县里开会。

当时，依安县新发区刚刚成立，区政府正缺人。区长问两个小伙子，不去开会，就在区政府工作行不行？

“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就这么参加工作了。如果我们到县里去开会，开两三天，回来还是当农民。”

刚参加工作时，闫伯臣是新发区区政府的财粮助理。后来的很多年，闫伯臣走出了家乡，又从依安县到了省会，在黑龙江省财政厅工作了很多年。

“那时候我做事的精神就是，革命者四海为家，愿意调我上哪我就上哪。”

1955年春天，黑龙江省财政厅在双城成立一个财政训练班，闫伯臣被委派担任训练班主任，负责训练财政干部。1956年4月，黑龙江省财政干部学校成立，闫伯臣被调到财政干部学校，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兼教务科副科长，后来转为正职。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了，做了好多年。我感觉学校的工作教书育人，很高贵，所以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很喜欢这种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一面教学，一面学习。”

1961年，中央决定从1962年起把农村生产大队改为生产小队。这一决定带来了记账方法的一场革命。闫伯臣也因此和会计结缘。

建国前，我国使用最广泛的会计记账方法是收付记账法。建国后，逐渐地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工商企业、农村一直到生产大队，全部改用借贷记账法。但1961年中央决定把生产大队改为生产小队后，财政部考虑全国要因此增加大量的会计人员，如果继续使用借贷记账法，困难会很大，所以就组织人员到河南省七里营公社搞调研，写成了一份使用收付记账法的材料，命名为《资金收付单式记账法》，发给各省，要求试点。

“当时生产队的财务会计工作归省财政厅领导，省财政厅就组织工作组下去搞。工作组组成人员当中，让我担任工作组组长。其实当时学校财政教研室、会计教研室，懂会计的人很多。为啥让我去呢？就是为了考察我，所以让我领队。第一批一起去的还有吕伯炎、何光裕。另外，还有财政厅农业财务处、县财政科的几个人，总共七八个人。”

革新收付记账法

当时，全国各省都在搞收付记账法的试点。黑龙江的试点选择在蒙古族杜尔伯特自治县和平区和平村。

“出发前，我们向财政厅领导请示，应该抱什么态度？领导指示，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考虑到大队变小队之后需要增加很多新的会计人员。怎么适应群众需要，怎么方便群众，就怎么搞。如果没有领导的指示，我们工作组都是一些土包子人员，别说没有能力，就是有能力也不敢改动上层领导机关下发材料的一个字。”

一起去的几个人分成了财务组和会计组。财务组搞财务制度，会计组就负责介绍财政部的材料。可能是向大小队会计讲解资金收付单式记账法的人员本身熟悉会计，没考虑到新的人员刚接触这项工作有困难，在重要的地方没有多强调几句，所以在测试的时候，仅仅二十个左右的人当中，就有几位结账的时候出现了差错。主要的差错就是一个科目，叫“饲养畜禽”。按财政部下发的材料规定，饲养畜禽不算财产。

“我们考虑在当年牛马骡驴是生产队的重要生产工具，如果不算财产，和群众的想法不一致。经过研究，把它并入财产科目。这是一项改动。”

另外，由于财政部下发的材料所列举的事例比较简单，但生产队的业务则要复杂得多。“参加测试的人员这么少，都出现差错了，将来推广到生产小队，那差错可能就更大了。当时我提议，可不可以参考借贷会计的记账方法，把相关的科目同时记账，这样不用事后过账，可以直接结账。”

会计组按照闫伯臣的建议，第二天，会计小组没去生产队，用财政部下发的业务事例进行试验。晚上大家一起讨论，发现了新的问题：采用这样的方法记账比较方便，也能平账、结账，但是同时记两笔账，有的业务是一个科目记收，一个科目记付，而有的业务，是相关科目都得记收，还有的业务，是相关科目都得记付。这和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显然是不一样的。

“我们考虑，只要是能达到不错账的目的就行，怎么方便群众就怎么干。借贷会计有它的记账规则，收付会计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记账规则？经过研究，就定为同收同付，有收有付。简单解释下，就是往里拿记收，往外拿记付，别人给我们的记收，我们给别人的记付；光往里拿不往外拿，在相关科目同时记收，光往外拿不往里拿，在相关科目同时记付。”

由于做了这样的改变，工作组考虑再用资金平衡表去结算会不对称，经过研究，就改用了历史上曾经用过的收付会计结算表，叫“四柱清册”，内容就是前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期末结存。这样再使用“资金收付单式记账法”这个名称就不合适了，所以把改革后的记账方法命名为“财产收付记账法”。

争议收付记账法

试点结束后，工作组向黑龙江省财政厅领导汇报，厅领导对工作组的做法表示赞同。为了慎重起见，厅里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工作组介绍财产收付记账法的基本内容，然后分组听取意见。绝大多数人赞同，少数人反对。

向省委农工部主管领导汇报同意后，黑龙江省财政厅决定从1962年起，在黑龙江农村小队使用财产收付记账法。给基层下发通知等任务都由财政厅农财处办，财政干部学校的任务就是写训练材料，培训新的会计人员。

1962年，一位和闫伯臣一同搞过这项工作的同志，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财产收付记账法。闫伯臣和工作组的同事们共同改写了这篇介绍财产收付记账法的文章，中间有的地方提到和借贷记账法对比的优缺点问题。这篇文章刊登在《经济研究》1962年年第9期上。

“结果这篇文章受到了批判。武汉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写文章很激烈地批评我们。然后我们不服，就写了反批评的文章，杂志社不给登。不给登没办法，我们就写了一封短信上报中央领导。”

后来这件事让省财政厅领导知道了。厅领导告诫闫伯臣他们不要打笔墨官司，要下基层搞调查，搞试点，用事实说话。于是，闫伯臣组织有关同志，了解情况，准备进行调查。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根据中央的决定，大队变小队以后，生产小队的财务会计主管工作转给了农业厅。而农业厅的主管同志认为财产收付记账法是复式的，不适合生产小队需要，所以改成六账一簿。

“实际上六账一簿和财产收付记账法记账规律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单式的，就是当时记一笔，事后过账。可那些同志不想想，借贷记账法不也是复式的吗？为什么收付记账法有复式就不行？但人家就给推翻了。当时只有几个县还在坚持使用。”

闫伯臣领导几位同志到勃利县农业科、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去访问，察看账目，记了厚厚一大叠的访谈记录。回来后他向省财政厅领导建议，在勃利县行政事业单位搞收付会计的试点。最后定下来先在县直单位改用收付会计，第二年年初再在各公社行政事业单位施行。

“改账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先划横杠，把借方、贷方改成收方、付方，一家一家帮助，就怕出现错误。这些单位挺积极的，因为这种记账方法非常符合群众心理。到1964年，行政事业单位都改过来了。”

1965年，财政部召开会计改革会议，主要内容就是会计记账方法。闫伯臣因为对于财产收付记账法最清楚，被从外地调回来，作为代表团的编外人员参加了会议。

“那次会议，没有会议议程表，直接就讨论。讨论三种记账法：借贷、增减、收付。讨论的结果，财政部决定从1966年开始，在全国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资金收付记账法。”

情系收付记账法

闫伯臣希望收付记账法能够得到进一步推广，为此，他深感自己知识不足，开始潜心学习。那段时间，他晚上十点以前没有回过家。为了勉励自己读书，他还写了一首小诗：“韶光易逝求知难，悬梁刺骨苦钻研。寒窗十年书万卷，伏案挥笔著新编。”

正当闫伯臣踌躇满志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会计改革工作停滞，甚至有段时间出现了“无账会计”，会计管理，甚至国家的经济，也一度陷入混乱。

“所以我跟会计学院的同志说，财产收付记账法生不逢时啊。如果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在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方方面面去搞试点，也许就把中国的会计从借贷改成收付了。”

1992年，随着《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相继出台，借贷记账法从此一统天下，曾经被广泛采用的收付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对于收付记账法，闫伯臣仍然坚持自己的一些观点。

“我相信，我和其它一些人所主张的，在中国改借贷会计为收付会计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相信，只要有人宣传，有人搞，中国迟早会改成收付。”

对于曾经参与并领导过的这样一项重大的记账方法改革，闫伯臣“当时只道是寻常”。但在接受“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采访时，他回忆起这次改革，特别感慨：“就因为这样一改，才使长期使用的单式收付会计迈入复式会计的大门。它可以适用任何复杂的经济情况。这是当时我们没想到，也不敢想的一件事。”

对这件事，闫伯臣也有遗憾。“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是完整无缺了。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学问和时间去使它系统化、完整化。”

谈到如何介绍自己，闫伯臣说：“你们就这样写：中国收付复式记账法发现整理的带头人，中国收付会计宣传推广的坚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