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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柏林教授回忆录

来源:西南财经大学校史馆   发布时间:2016-04-14  编辑:qiaobo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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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西南财大校史馆采访毛柏林教授实录,主要内容包括成华大学的办学历史,对杨佑之、谢霖和归润章三位老师的回忆,以及他主持西南财大会计教研室、会计系共十四年间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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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校史馆馆长)金元平:毛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据我了解,您是1947年9月来到成华大学读书的,您知道当时1946年2月1号光华已经转为成华了,您知道这个背景,您为什么还是选择到成华大学来念书?

毛伯林:我听说光华大学的会计是非常有名的,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华大学也就是光华大学,都是一家,所以我主要是慕名考进这所学校的,这件事情在我入学复试时,系主任杨佑之老师也同样问过我,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慕名,所以我报考这个学校。确实也是如此,进校之后,感受到这个学校会计学专业确实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金元平:但是你当时知道光华已经在抗战胜利后,分部的一部分师生已经返回上海,您对成华的办学前景有担忧吗?你觉得在你就读期间能达到你的期望吗?

毛伯林:谢霖受张寿镛校长的委托,到成都创办这所学校,谢霖老师,谢霖副校长,也是非常热爱教育事业的,也是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他在这里办了分部,跟上海光华大学没有什么区别。抗战胜利后,尽管光华大学搬回了上海,但是,当时光华大学的校长张寿镛,非常感激四川对办这所学校的全力支持,所以他就把学校的师资、教学设备、校舍一起全盘留在了这里(四川),让四川继续办好这所学校,他有一个梦想“吴头楚尾”办两所学校相互呼应,一定能够为祖国培养出人才,所以这点我是没有担心的,在实践中也证明了这所学校没有辜负社会、群众对它的期望。

金元平:您在成华大学念书期间,当时有哪些教授是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没有返回上海而留在成华的?

毛伯林:我记得就是谢霖教授,还有杨佑之老师一直在这里,归润章老师也一直在这里,有的回去了,有很多没有回去,就是四川的学生当时也没有回上海,他就在这里借读,在成华大学借读,最后毕业,拿光华大学的毕业文凭。

金元平:就我查得的资料,当时学生是一千一百多人,其中返回上海的是36人,借读的是1053人,然后转为成华大学的是79人,你在读书期间能感觉到不同吗?光华大学留下来的同学和咱们成华大学考入的同学有分别吗?

毛伯林: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成华实际上就是成都的光华,当时向教育部报批的时候,命名为成都光华大学,但是教育部觉得这个名字太长,把中间两个字“都”和“光”删了,就是成华大学。

金元平:这个成华就是成都的光华。成都光华就是成华大学,所以您进来也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查阅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我们学校的校舍全部是继承成都分部的,整个图书资料全部留在分部,整个物质环境都没有什么变化,有那么多老师也留在成华任教。

金元平:那就关于光华的精神,我记得您曾提到过这个“光华精神”,它具体是指什么样的精神?

毛伯林:光华精神又称为“六三精神”,这个精神是在光华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形成的。光华精神大家曾讨论多次,发表了很多意见,但是张寿镛校长的儿子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芝联曾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我觉得他的这个概括比较全面、完整,能够包容、概括和精练地表述出大家的意见。光华精神第一就是反帝爱国的自强精神,因为当时学校之所以从圣约翰大学独立出来,就是有这种精神的支撑,当时圣约翰大学,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奴役、文化侵略。当时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杀害了工人顾正洪,掀起了全国的反帝风暴,特别是6月3日晨,全校师生拟降半旗致哀以示声援,却遭到校长卜舫济的阻止,更可恨的是把他从学生手中夺到的国旗甩在地上用脚踩踏,这就更加激起了师生的愤怒,最后还要开除学生以示镇压,激起了在场的553名学生和19位老师愤怒离校。在王省三、张寿镛的主持下捐资捐地,创办了光华大学,创办了这所在反帝爱国声中创建的光华大学。之后在无数的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资助下,很快就与当时的一流大学齐名。这所学校因此具有爱国、反帝的光荣传统,这是第一个精神。

金元平:你们进校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老师给你们讲授这段历史?

毛伯林:我们从老大哥那儿听说过。第二个精神就是艰苦办学创业精神,这个艰苦创业是非常凸出的,当时抗战时期物资匮乏、价格高昂,办一所学校很不容易,所以说学校创立是很艰辛的,特别是张寿镛校长委托谢霖副校长到四川成都创办分部,更是白手起家。主要凭借谢霖老师四川友好和学生较多与军政关系融洽,更主要是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以及不辜负张寿镛校长的信任和重托,他赤手空拳,就积极开展工作,并取得各个方面的支持,当时确实是不负众望,很快就筹集了资金。比如说先找到当时的省主席刘湘,拨给迁建费5万元,得到张家富安、仲铭、寿龄昆季捐地75亩,陆续得到自流井盐商捐赠7万元,以及孔祥熙、教育部拨款2万元、8万元共计22万元,首先在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前卫街租得民房4个大院,权作教室、寝室和办公室,1938年3月1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正式开学上课。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勤俭、艰苦、艰辛中实现的。第三个精神就是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第四就是尊师爱生的团结精神;第五是发奋图强的献身精神。这五大精神是1925年6月3日学校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整个教育、教学实践中,创造、积累、总结出来的。我们必须珍惜、继承这五种精神,更要发杨光大这五种精神。

金元平:你在成华大学期间还是地下党领导的“民协”成员,我想这个对反帝爱国精神是非常好的注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回忆一下当时作为“民协”成员参加过哪些活动?

毛伯林:当时我们进校时还小,作为正直的、爱国的、好学的青年,我是做得到的,当时开学不久,学校出了一件事:蒋介石对地方势力的排斥,即对邓锡侯、刘文辉等的排斥。国民党控制的“三青团”利用学生的心理:大家认为私立大学学费高、办学经费少、渴望改私立为国立,发动了1947年秋“罢课请愿的学潮”。要把学校的“私立”改为“国立”谈何容易,在“三青团”的操纵下,经过罢课、请愿、游行、进驻省政府以及派代去南京等等“改国立”毫无进展。罢课成了无限期、无结果。罢课愈久,荒废的学业就愈多。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识破了这个阴谋,就给我们做工作说:①“国立”是没有怎何希望的;②领头的那些人现在躲着不敢给大家见面;③我们来学校是求知识的,长期罢课荒废学业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应当尽快复课;④已派代表去学校董事会谈判:1)增加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2)不开除罢课学生;3)罢课耽误的学业利用寒暑假时间把它补起来。这些话说得在情在理,我被说服并接受了复课的主张,我也去做其他同学的工作,很快这场旷日弥久的罢课学潮就此结束。

金元平:当时的刘文辉、侯锡侯看来也是非常爱护学生的?

毛伯林:就是,当时的确也增加了一些经费,改善了办学条件,满足了学生的要求。在整个学潮期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考察,被作为“民协” (全称是“中国民主青年协会” )的培养对象。1948年4月9日,蒋介石委派他的嫡系亲信王陵基到四川来担任省主席,在他登基的日子,地下党为了教训这个屠夫,给他一个下马威,组织了一个“反饥饿”、“争温饱”的全市游行示威,之后还组织“反内战”、“反独裁”,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反动政府腐败无能、贪脏枉法、欺压老百姓的种种罪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还举办读书会、办墙报(“新苗”、“喇叭花”、“大家来”),在学校的各种社团和各系的班级组织中,团结群众、增取群众,夺取领导权,以及后来的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等等,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通过长时期的考察,一批批进步学生和有觉悟的青年,就陆续发展为“民协”成员。

金元平:成华大学的“民协”成员有多少?

毛伯林:当时有多少不可能知道,解放后才知道: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成华大学、音专等学校、中学的学生中都有“民协”成员,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的“民协”成员最多。成都市大概有1千多人。

金元平:成华大学的“民协”成员有多少?

毛伯林:成华大学的“民协”成员有31人。

金元平:都是在校的学生吗?

毛伯林:除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外都是学生,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民协”的领导人,我就是他(朱功伟)发展的。另外还有一个共产党员,“民协”成员,在校图书馆工作,是上级派来的,解放后在团市委任全市少先队的领导,叫肖荣铮。

金元平:当时你们班有多少“民协”成员?

毛伯林:除朱功伟外,“民协”成员只有2人,都是朱功伟同志发展的,一个是郑式阐毕业后分到西安理工大学任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委员,另一个就是我。

金元平:你们搞这些进步活动,你们的老师知道吗?

毛伯林:谢霖老师、杨佑之老师、归润章老师不住在学校,他们都不知道,外文系的一位老师(谭仲超是进步老师,住在学校),外文系的“民协”同志常常在他家玩,这位老师的夫人是共产学员),我想谭老师可能会知道的。

金元平:你对杨佑之老师的印象怎么样?

毛伯林:杨佑之老师在当时的北平读北平大学商科时,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一直是革命态度鲜明,他对儿子革命道路的选择,都是积极支持的。大儿子(杨远馨)读清华电机专业,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去过解放区,解放后在大使馆工作;二儿子(杨贻馨)应空军缺乏科技人才的需要,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兵种,他也积极支持,他真是一个慈祥、开明、进步、革命的父亲。杨佑之老师思想进步,对革命思想、革命书笈非常喝爱,常躲在阁楼里细读儿子带给他的革命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老师还经常收听解放区广播,比如收听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的北京传来的开国典礼实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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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平:你对杨佑之老师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哪些?

毛伯林:我在成华大学担任过七八年的会计系秘书,实际上就是杨佑之主任的秘书。他非常爱护他所有的学生。有一个学生(罗XX)57年反右中划为“极右份子”,停发工资,送去劳动改造,这个学生的家里还有个瘫痪卧床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真是无法生活下去了。杨佑之老师不仅是冒着政治风险送钱、送粮、送粮票救济了这一家。这个学生后来经过摘帽平反,当上四川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法学专家、权威、政协委员,我记得我担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兼法制委员会主任时,主持讨论《XX法律》(征求意见稿)的小型会议中,这位姓罗的教授以专家身份被邀请参加这个会,发表了不少建议和意见。

解放前有一个学生黄XX一时找不到工作,拖儿带女来成都,住在老师家里,管吃管住,直到找到工作才离开。

金元平:这个学生是谁?

毛伯林:就是黄伯慇。像这样的老师,不是爱生如子,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我们心中都非常尊敬和爱戴他。

金元平:杨佑之老师在成华大学当系主任有10年吧?

毛伯林:杨佑之老师当系主任,从成华大学的会计系,到四川财经学院的会计系,到成都大学的核算经济系,再到四川财经学院会统系、会计系,都是没有变动过的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止一共14年。

金元平:你任他的系秘书是哪一年?担任系主任是哪一年?

毛伯林:我担任会计系杨主任的秘书是从1959年,核算经济系到会统系,再到会计系一直到文革开始(1966年)一共有7年。杨佑之主任逝世后,系里只有系的副主任(元毓盛)从1960年到1978年复校,会计系只有副主任。1978年复校起,会计系主任黄伯慇从1978年至1984年一共7年,我担任会计系主任7年(1985-1992)。

金元平:你在成华大学读书期间,杨佑之老师上过你的课吗?

毛伯林:杨佑之老师上过我的课。杨佑之老师思想进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我进校前复试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问我“为什么要来报考成华大学的?”我说“听说光华、成华办的会计系很有名,考这所大学是慕名来的”。他又问我“这所学校的收费比较高,你家里承担得了吗?”我回答说:我家只有我一个人读书,紧吃紧穿支持我读书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回答了其他一些问题,短短10分钟,给我留下了“严肃、慈祥”的第一个印象。在开学上第一门专业课(《会计学》)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会计人,首先要求“德”,即首先要解决做什么样人的问题,否则业务知识学得再好、再精都只能是废品、次品,不能成为合格的会计人员。要成为合格的会计人员,必须在立德上下功夫,接着他给大家提出“清”“慎”“廉”的三个字的要求,他说:

“清”就是要求我们清白无瑕,纯洁朴实,一尘莫染;

“慎”就是要求我们谨慎持重,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不论人前人后,对人处事,均不越规矩。

“廉”就是要求我们廉洁知耻,品行方正,重气节,不苟取,不枉法。他强调:你们不仅要学好专业,学好知识,掌握技能,更重要的是学好做人。“清”“慎”“廉”这三个字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学会了做人,你们学得的知识才真正是有用的。

金元平:立德为先的精神,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提倡。

毛伯林:杨佑之老师的第一堂课,深刻地铭记在我们的心底,指导着学生们的一生,杨佑之老师这些话不仅仅要求学生,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听说解放前他批准办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叫杨佑之会计师事务所)。成都自来水公司,背景复杂,管理混乱,帐目不清,一般的会计师事务所都不愿、不敢受理该公司的查账业务,但是当他一应聘受理该公司的查账业务后,就不顾一切干扰,秉公办事,拒收贿赂,运用他广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审计技能,带领助手,将该公司的一堆烂账,查得一清二楚,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关系人的根本权益,他堂堂正正、两袖清风,为成都作了一件出色的好事,留下了一生清名,大家都非常敬仰他。

金元平:杨老师在学校给你们上课,外边还有一个事务所,你们觉得听他的课有趣味吗?喜欢听吗?

毛伯林:杨佑之老师从北京来,讲的是北京话,他是北京大学马寅初大师的高足,成绩优异,一直在有名的高等学府授课,教学经验丰富,他讲课时很受学生的欢迎。

金元平:你担任杨佑之主任的秘书期间,他的作风是怎样的?

毛伯林:杨佑之老师虽然不是共产党员,是入会很早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民建、民盟、民革等都是革命的政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亲密的诤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觉得他对党的重大决策,党的路线方针都是非常拥护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从不含糊,所以我们认为他担任会计系主任14年中的教育、教学实践证明:在政治上跟党是非常亲密的,对党的决策是非常拥护和支持的,对待工作是严肃、认真、负责的;作风踏实、细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深受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景仰。

金元平:杨佑之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好“爱生如子”你还有没有这方面补充?

毛伯林:他对待学生都很好,这方面的事例还很多,有一个学生姓肖,1950年3月开学的时候,经济困难,准备办理退学手续去参军,她的叔叔是华西大学的军代表,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参军后担任会计工作),去向杨老师告别,谢谢他的教育之恩。杨老师思考了片刻说:你是高才生,不能因经济困难就离开学校,你好学、成绩又好应该把最后剩下的学业修完。这样吧,半工半读当助理助教,批改会计作业,每月给你10元钱,一定要把最后学业修完。这个学生用7元作伙食费,剩下的3元作零花,半工半读一直到毕业。

金元平:这个学生就肖德愚老师吧!

毛伯林:是,就是她。这个学生毕业后留校,1953年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3年制的研究生,以优等成绩毕业,回来后掌握了三个专业的专业知识,在教学实践中深受学生的欢迎,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这正说明,杨老师“爱生如子”这个爱不仅爱得真切、深远,而是对学生了解得透彻和深刻。

金元平:1950年学校刚刚解放,全国学习苏联,教育也是这样,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式、方法都得改变,都得从头学起,师资培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系里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毛伯林:1952年10月,学校抽掉一批青年教师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成了全国培养青年教师的摇篮,全国各校都尽量把青年教师送去学习。当时我校一次就送了20多个,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又送去一批,院系调整后成立了四川财经学院(是全国四所老财经学院之一)当时,四川财经学院总共送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青年教师达到了91名。

金元平:这91名是好几批送去的?

毛伯林:我算是第三批(第一、二批送得很少)1953年送去的算第四批,以后陆续都有,只是个别的,人数就不哪么多了。

金元平:当时会计系送去了多少青年教师?

毛伯林:第一批没有,第二批送去何运书,第三批和第四批就多了,有毛伯林、张彩猷、崔叔君、崔德祥、刘汉贞、雷启荃、赵永棣、肖德愚、杨荣芳、王秀兰等等。

金元平:人民大学为各校培养青年教师、培养了那么多,真是做了一件好事!

毛伯林:的确做了一件好事,各校送去的青年教师,按专业的不同,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两年,有的是三年,中国人民大学把送去的青年教师培养成为真正能胜任教学工作的骨干,更是教学改革的依靠力量。

金元平:你在学校工作得早,工作得久,你对谢霖老师、归润章老师有些什么感受?

毛伯林:我就先说谢霖老师吧。谢霖老师非常伟大。他接受现代会计科学最早。他在1905年(满清末年),当时他刚满20岁,就抱着学习日本维新经验和强国富民、振兴中华、昭雪国耻的宏愿,考进了日本明治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他本身就很聪明,再加上他刻苦努力,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金元平:他智商比较高,聪明又刻苦!

毛伯林:就是。谢霖老师读完二年级就运用西方传入的巴其阿勤借贷复式记账原理,结合中国银行的实际业务,撰写出《银行簿记学》,1907年在东京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第二部经典著作,这部书在日本、中国发行后,成为当时学习新会计、新知识的向导,谢霖老师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金元平:他毕业回国后的情况怎样?

毛伯林:他学成归来就搞银行工作,《银行簿记学》这本书一出版,在中国来讲,就把它作为学习新知识的一本重要读物,我非常敬佩他。在谢霖之前的蔡锡勇(满清举人)曾在美国、西班牙、秘鲁从事9年的外交工作,对当时西方推崇的“借贷复式记账原理”十分关心,经钻研、执笔写成《连环账谱》后去世,遂由其儿子增补订正后,于1905年由湖北官书局出版发行。蔡锡勇出国的9年里,是清政府委派做外交工作,而谢霖是通过考试由明治大学录取的第一个留学生。毕业后把会计科学带回中国,致力于会计科学的传播。谢霖老师第一个考取日本明治大学的留学生,第一个在留学期中大二即出版中国会计史上第二部经典著作,这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谢霖老师作出这样两个第一,真不容易啊!现在我这再讲讲,谢霖老师的另外的三个第一。

(1)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把封闭的中国用大炮轰开了国门,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不仅是武装侵略,更是经济侵略、精神侵略、文化侵略,当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办了许多会计师事务所,但凡经济上发生了纠纷,有关的经济案件,都需要通过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鉴证”,中国还不曾办有会计师事务所,只有靠外国人提供的“鉴证”作为依据,进行仲裁或判决,结果中国人不管是原告或被告,其结果总是败诉,“受冤不白者不可胜计”,经济上损失是小,损我国家尊严是大。在这种背景下,谢霖老师建议民国的农商部、财政部建立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设立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

金元平:要争这口气,是不是?

毛伯林:是这样,就是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你外国人有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也应当有会计师事务所,只有这样才不会老受欺负,所以谢霖老师草拟了一个章程10条呈报北洋政府的农商部、财政部。

金元平: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毛伯林:是1918年。农商部、财政部很快就批了下来,而且在1918年9月7日,北洋政府正式颁布实施。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就有了第一个注册会计师《章程》;就有了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就有了第一号注册会计师——谢霖。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三个第一”,前边的两个第一,现在又三个第一,一共“五个第一”真不容易啊!中国会计史上的“五个第一”都是谢霖老师一手书写的光辉篇章。

金元平:“正则”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毛伯林:究竟是什么意思,谢霖老师不曾讲过,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所”正正规规、完完全全按照法律、法规、制度、规范,执业办事的、正规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有质量、有信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值得信赖的会计师事务所。事实上的确也是这样,“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遍及中国南北,北京、上海、成都等20多个大中城市都设有谢霖的“正则”会计师事务所。

金元平:那个时候会计师资格证书是怎样颁发的?

毛伯林:当时根据《会计师章程》(1918年6月)要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者的条件,比较高:①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②在国内或国外商科或商业专科三年以上毕业文凭;③在银行或公司(50万元以上)担任主要会计工作5年以上;④未曾受过行政、刑事处分者;⑤交纳手续费50元。由于条件比较高,1923年5月3日又颁布了《修正会计师暂行章程》,修正了取得会计师资格的条件,放宽了学历条件,增加了“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经济科以会计学为主的课程之一,肄业3年以上,得有文凭者”,由于条件放宽,注册会计师从全国15人到1927年4月增加到全国234人。

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后,会计师事务所的主管机关,先后是财政部、工商部、实业部和经济部。在财政部1927年8月22日公布的《会计师注册章程》,对注册会计师“资格”又有所放宽:①年龄25岁;②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商科、经济科以及以会计为主要课程肄业3年以上,或经教育部、财政部认可的公立、私立大学或专门学校,讲授会计科目3年以上,证明成绩优良者;③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会计师证书者;④在财政部认可的机关、公署担任会计主要业务7年以上成绩卓著者;⑤交纳手续费100元(银元)。由于经济发展与条件放宽等原因,注册会计师人数不断增长。

1918-1927 注册会计师从15人增至234人

1927-1930 注册会计师从234增至736人。

解放后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1995年末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会计师260,000人,审计事务所执业的审计师300,000人,合计为560,000人,规划到2000年,执业的注册会计师由560,000人增加到1,000,000人。

金元平:你对谢霖老师还有什么要介绍的?

毛伯林:现在我再谈谈谢霖老师几件很了不起的故事:“奇人作出的奇事和创造的奇迹”。

第一件奇迹是1937年春夏之间,谢霖老师正在成都,接受校长张寿镛的委派,负责办理成都分部的筹建事宜。谢霖老师凭借四川的学生、友好多和四川军政关系融洽,更主要的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感激张寿镛校长的信任和重托,立即全力以赴开展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对中国大势进攻,号称“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11月13日,光华大学全部校舍惨遭日军焚毁,在成都建立分部是显得更加迫切。1937年11月谢霖老师两次接到张校长函:加聘谢霖、邓锡侯、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为校董,并电告谢霖兼任筹备处主任,“全权筹备一切”。筹备处设在正则会计师事务所。1938年1月8日,张寿镛校长函告:董事会决定:聘谢霖为副校长,并嘱“筹建事宜放手为之!”谢霖首先在成都王家坝租得民房四个大院,权作办公、寝室和教室,把上海来的学生、教职工安顿了下来。1938年3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当时开学典礼仪式上四川省主席刘湘派邓汉祥莅会致词。

金元平:那时上海来蓉的学生有多少?

毛伯林:那时候来蓉的学生和教职工可能有400多人。

金元平:都是商学院的学生吗?

毛伯林:不只是商学院的包括三个学院的大学生、附中学生。

金元平:老师从哪里来的?

毛伯林:老师也是从上海来的。谢霖老师在抓王家坝开学授课的同时,八方奔走,四处游说,1937年12月7日,刘湘主席从省库中拨给迁建费5万元,1938年6月从张家三昆仲捐得田地75亩,谢霖老师于1938年8月12日破土动工,在捐得的草堂以西75亩的土地上不到半年的时间即1939年1月1日,王家坝的师生,全部搬进了基本落成的新校园,谢霖老师从破土动工到学生搬进新校园,工程如此之大,工期如此之短,施工如此之快速,真不容易啊!这真是奇人作出的奇事,创造出来的奇迹!

金元平:他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能量?

毛伯林:这个能量主要是:①来自对抗日战争的支持;②来自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学生的无比关爱;③来自对张寿镛校长的信任和重托。

当然,师生搬进新校区只是新校区建设的基本建成,初具规模,如果按“规划”全面完成还需继续努力,再用两三年的艰苦奋斗。即从层次来讲有大学、专科、预科、附中、附小、幼儿园;按学科来说有三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所属的多个系科(中文系、外文乐、工商管理系、法学系、银行系、会计系、统计系、经济系等)。

金元平:上海所有的学科,这边都有吗?上海的学生全都来成都了吗?

毛伯林:上海有的学科,成都分部都有。上海有部分学生,没有来成都的张校长仍安排老师给他们上课。日本人要学校办理登记手续,张寿镛校长说:宁可将上海光华大学“解散”(停办),也不愿去向日本人登记(接管),当即公开声称解散光华大学,实际上将学校分散:文学院更名为“诚正文学社”,理学院更名为“格致理学社”,附中更名为“壬午补习社”,租房授课,尽力使上海的学生有书可读(但不再招生),在沪学生逐年减少、经费欠缺,仍想尽一切办法继续上课。

第二件奇迹是,1931年1月1日学生搬进新校区后,晚上的照明采用的是煤油灯,学生感到很不方便,谢霖老师一了解到这个情况,丝毫也没责怪学生,他很快想出办法,当即带着几个工作人,直奔雅安县林区,找到林业管理部门,仅三天三夜的时间,将选购的5米长杉木条子120根,亲自押运回校。

金元平:那个时候,交通很不发达,三天三夜就押运回光华村学校了!

毛伯林:是这样,的确只有3天3夜,之后他又立即跟启明电灯公司商量,用两天的时间,从通惠门到学校把电线杆栽好,用两天时间安装好电线、电灯和开关等,总共用了七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多层次、多环节的复杂工作完全办好。第七天晚上开闸通电,全校大放光明。那个时候学生们看到谢霖老师与启明电灯公司经理紧紧握手,感谢公司给学校送来了光明,感谢公司给学校极大的支持。

金元平:这是1939年的事情?

毛伯林:这是1939年1月1日师生搬进新校区后出现的第二件奇事和奇迹。

现在我再讲谢霖老师的第三个奇迹:第三件奇迹是为山西铁路系统建立《会计规程》。

1934年山西省同蒲铁路修建峻工后,急需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规程》来强化铁路的会计管理。山西省来电恭请三家全国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两家已电复推故不能应邀的情况下,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却毅然答应“接受邀请”。谢霖带上几个助手赴约上路,通过调研,拟就了方案,完成了一整套同蒲铁路《会计规程》的设计。经过试行、实施,委托方非常满意,认为设计得非常成功。这套《会计规程》在当时的正太铁路、平绥铁路、北宁铁路、平汉铁路……的会计管理中实施,同样也反映好,因此很快就在全国的铁道会计中施行,也得到全国铁道会计专家们的赞赏。谢霖老师,众人不为而为之,顾全大局、急人之所急,完成任务之出色,应当说:又算作了一件大好事,也应当说谢霖老师留下的又一个奇迹!

金元平:这三件事,真是算得成绩卓著,功不可没!

毛伯林:我讲了谢霖老师的“五个第一”和“三个奇迹”现在我再讲老师关爱学生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学生搬进新校区后,的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好环境,可日本鬼子经常派飞机来轰炸,仍然得不到安宁。一天晚上10点警报响了,谢霖老师规定:听到警报,学生就要离开学校,分散到附近老乡家去躲避,警报解除后再回学校。那天晚上警报解除,学生陆续返回学校到寝室睡觉,但是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两个学生架着一个落水的学生回来,谢霖老师从校门内走出来说:不忙走!叫学生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把自己的棉大衣给学生披上说:赶快回寝室睡觉。学生刚睡下不久,老师又来到床前,随着工人送来了两床棉絮和一碗姜汤,他先把棉絮给学生盖上后,叫学生把姜汤喝下说“出了汗就不会感冒了”。第二天一早,老师又带来医生给学生检查,检查完毕医生说:“一切正常”,谢霖老师放心了,接着对学生说:“你今天上午休息,下午再去上课”。想得如此周到“真是爱生如子啊!”学生回忆说“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校长,真是难找啊!!”

第二件事:学生快毕业的时候,都去买一本笔记本,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上,笔记本的前半,请领导、老师题词,下一半请同学们赠言,作为自己永久的纪念。一位姓孙的学生来请谢霖老师题词,一般老师题一些鼓励的话就行了;但是谢霖老师的题词总是有针对性的。他题的是什么?“拚命实现任务、饿死不贪污”11个字。谢霖语重心长地说:我前面一句话就是要你把学得的会计专业知识和这方面的本事很好地发挥出来,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贡献出你的力量,完成你的任务;第二句话,你是搞经济工作的,经常跟钱打交道,一定要做到不该要的钱,不该要的东西绝不能要,“饿死不贪污”。这个姓孙的学生非常珍惜这11个字,他说我搞的都是经济工作,我牢牢地记着这11个字,处处警惕,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一生清清白白,没有辜负老师的教导。老师爱学生爱得何等真切!何等深远!

金元平:谢霖老师真是爱得深远!

毛伯林:这个姓孙的学生,就是孙恭,他是四川光华大学的副校长,我们在四川光华大学共事多年,他在去世前的那天晚上,我们还通过电话,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谢霖老师题词不是应景,不是敷衍,不是简单地完成任务,真正体现出爱生爱得深远,爱得真切,题词具有如此的针对性,真是语重心长啊!

第三件事:20世纪30年代初的秋季,学生报到完毕,老师去巡视学生寝室,看到有60个床位还空着,他马上请教务长、注册主任来商量说:这60个床位不能白白地浪费了!经过协商,决定新招60名会计专修科的学生、学制三年。

金元平:马上就招生吗?

毛伯林:就是马上招生,这个会计专修科的全部课程,都与会计系4年制本科的主要课程相同,可随班听课,不用单独排课,不增添教师工资,另外学杂费全免,减少学生负担,只收伙食费2元,学生入学后采取封闭式管理,学制两年,促其成才。

金元平:学生是从哪里招来的?

毛伯林:学生就是成都的。因为老师了解到有很大一批学生渴望读书,渴望深造,就是没有钱上不起学而被拒之门外,通过考试合格录取的60名学生,限期交来单位、地方开具的“贫困证明书”,据此发给《录取通知书》,按期入学上课。老师通过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贫困学生入学难的问题,同时更为社会培育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金元平:那先进校的学生与这批专科学生有矛盾吗?

毛伯林:没有,因为这是公开招的学生,入学条件是大家知道的,加上当时上课都不是按班级开课,不存固定班级,都是按照选修、选课开班,不存在本科与专科的矛盾(当时采用学分制)。这个会计专科一共办了10年,为社会培养了急用的专门人才一共560人。

前边:我讲了谢霖老师的“五个第一”、“三个奇绩”、“三个爱生”的故事。最后我再讲一个老师本人对“饿死不贪污”的身体力行。

谢霖老师的一生,当过官(孙中山陆海大元帅府的会计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会计、秘书长),办过学(光华大学会计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副校长、成都分部创始人、正则会计学校校长),他还在全国大中城市办了20多家正则会计师事务所,质量高、信誉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错;再是出版了那么多高质量的,畅销著作……,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使他过上丰衣足食的老年,至少也应当是衣食无忧,小有积蓄的日子。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孙恭老大哥告诉我:1965年他老人家离开成都去北京儿子谢燕声家养老时,确是一个两袖清风、体弱多病的老人。送行的几位学生当时也不那么富裕,大家凑起来的总共只有50元钱,学生们只好带着十分遗憾的心情,送给他老人家说,“作为途中的零花”。

金元平:太不容易了!

毛伯林:通过这些事情的回忆,谢霖老师育人育德,以身作则。他重实际、重实效、雷厉风行,反对拖沓,松垮;他爱祖国、爱教育、爱学生,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怕劳累;他不为名、不为利;他什么都不要,但是,他却获得了世人、学生、后人的景仰、尊敬和崇拜;他教学生饿死不贪污,他教学生不该自己应得的钱,不要拿,他以身作则,他做到了。真是:“两手空空啥没有,买得清风不用钱”!!

金元平:谢校长在1939年接收了很大一批儿童到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毛伯林:光华大学在上海时期,只设置了大学和附中,并没有办小学和幼儿园。成都分部地处农村,又是抗战期中,已沦陷的湖北、河南、安微等省流离失所的儿童不少,“战时儿童保育会”送来儿童200名(经费由川康盐务局担负),谢霖老师专门为这些儿童办了小学,首先为他们理发、洗澡、更衣、指定自己的夫人(张慧卿)担任保育生的管理员,让这些孤儿高中毕业后或升学或就业各得其所。学校当时增办小学、幼儿园,主要是为了汲收难童和解决学校附近农村子弟入学难,便于就近读书外;同时还为了解决教职工子女的就读,使教职工无后顾之忧,让他们全力以赴搞好工作。光华村现在的光华小学就是当时的附小,后来因经济上承担不了,原拟停办的附小,采纳谢霖老师的建议,全盘赠送给地方,由当地组织董事会接办。谢霖老师为国家、社会、地方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无不为之叫好!

金元平:我们今天一提起谢霖,就想到了“光华铁树”,它是1939年种下的,它的前后变迁是怎样的?

毛伯林:“光华铁树”是1939年谢霖副校长亲自种植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就看到富荣堂(办公厅)前边有一个花坛,面对大校门,花坛正中就种上这棵“V”字型铁树,长得郁郁葱葱,刚劲挺拔,寓意“抗战必胜”、“教育必兴”、“同窗友好亲如兄妹”、“团结奋进”的精神。解放后,它一直生长站立在那里。1977年9月,四川省党委批示:将学校的校舍一分为二,东南归四川省委党校,其余留归学校。“铁树”正好在党校的区域内。1982年西南财经大学已建成教学楼(明德楼)在明德楼北门与光华北路之间,修筑了一个园形小花园,省委党校将这棵“V”字型铁树作为“礼品”,送还我校,当即再植于园形小花园正中,并立“光华铁树碑誌”于铁树之前。这棵铁树文化内涵丰富,是学校重大景观之一,国内外校友返校,常来这里观赏并摄影留念。这棵铁树从1939年直到现在,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推翻三座大山的胜利、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改革开放的胜利……,学校历届领导引领全校师生员工在教育、教学各个阶段上取得的胜利,特别是赵德武校长担任书记以来取得的胜利,它都是见证者。所以大家都说:“光华铁树,既是胜利的象征,又是从1939年到现在一切胜利的见证者!”

金元平:请你再回忆一下,归润章老师。

毛伯林:归润章老师是教会计、审计的,他是著名的会计学家,审计学家、著名的教育学家。他生于1915年9月10日,逝世在1989年1月1日,享年74岁。他是一个穷学生,考上复旦大学读了两年,因日军侵华学校内迁重庆,一直靠半工半读完成了最后学业。因为他是一个穷学生,学习机会难得,学习特别刻苦,成绩也特别优异。复旦大学毕业后,受聘图书馆工作,这是一个读书钻研的极好机会。1942年受聘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任教。之后一直在上海光华大学、四川大学、成华大学、重庆相辉学院……任教授。

金元平:他给你上过课吗?

毛伯林:上过,比如《差额分析》、《会计学》等课程,我毕业后还辅导过他的课,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三个字:“严”、“实”、“新”。

“严”首先是严格要求自己,即备课要严肃认真,整个教学过程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讲课要以教学大纲为规范,不偏离、不任意发挥,严格课堂纪律,严格遵守考试规则,严格检查作业,严格阅卷评分,一切从严,绝不放纵学生,更不“讨好”学生。他说“严师才能出高徒”。

“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实实在在,讲课要联系实际,要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求真务实”,永远也不能偏离实际,永远要站在拚搏奋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

“新”,就是要敢于革新、创新,要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学习,探索新路子、新经验,绝不可墨守陈规,要勇于、善于推陈出新,只有善于借鉴、继承,才能创新发展,才能探索出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总结出新经验,走出新路子。

归润章老师总是鼓励学生和青年教师探索进取,推陈出新,深受学生的崇敬和爱戴;另外,他还鼓励学生和青年教师走教与研相结合的道路,就是把教学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教学”为科研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科研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充实、更新教学内容,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离不开科研,科研离不开教学,两者有机结合,就能够相得益彰,提升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他一再教育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结合”。我作为他的学生,我就是按照他的教导去实践的,这确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金元平:当时他给你上过什么课?

毛伯林:他上过《差额分析》,即后来的《经济活动分析》。他还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我毕业后还给他辅导过《会计学》等课程。在教学中他指导我如何教好书,如何站稳讲台,如何作好传道授业,真是春风化雨,使我受用终身。

金元平:你对归老师还有哪些值得学习和追忆的?

毛伯林:归老师家境清贫,是一个穷困学生,从13岁起就一直走的是自力更生、半工半读的道路,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机会,特别勤奋刻苦,学生们都从他那里学到这些品质,尝到了甜头,取得了成功。

归润章老师的著述丰硕,有《会计学》(上、下)、《成本会计学大纲》、《审计学》、《农村人民公社会计核算》(上、下)《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等10部著作;以及论文《论内部会计控制及其审计》、《差额成本分析》、《试论变动计算法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应用》、《提高经济效益与成本管理》、《论审计的历史发展与管理审计》、《试论会计改革的方法问题》、《三论在会计中的应用》和译文多篇等等。

我去年见到他最小的那个女儿(灿华),她定居国外,她与丈夫一道来看我,她不知道我已经搬家,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在摆谈中说到他父亲的《审计学大纲》,在国外的图书馆还陈列在架子上,已经再版了很多次了,这说明老师的著作是有质量的,是相当珍贵的。归润章老师是我们大家尊敬的、非常崇拜的、著名会计学家、审计学家、教育学家。

归润章老师还担任过学校的副教务长七年,教务长20年。他担任教务长时候,吴世经教授、雷瑶芝教授任副教务长。

金元平:他是哪一年当的教务长?

毛伯林:归润章老师1953-1960任副教务长与汤象龙一起协助刘洪康教务长工作(7年);1961-1981升任教务长(20年)当时协助归教务长工作的有吴世经副教务长(1961-1964)3年,雷瑶芝副教务长(1961-1981)20年,归润章老师领军教务工作时间最早,任期最长,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对教育事业非常忠诚,一心朴在教育事业上,只要是党的需要、党地号召、党的命令,不管再大的困难,他都是马上承担下来,雷厉风行,积极从事,从来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件事情上。

(一)创办夜大学

1964年归润章老师担任教务长期间,又兼业余教育处处长,学校根据社会急需财经干部(特是领导干部),要他创办工农夜校,干部专修科、干部进修班的基础上,再兴办夜大特别班,培养科长以上干部。1954-1959开设了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工业会计、工业统计、贸易统计、财政、工业财务、财务8个专业的夜大学,归润章老师除抓好师资配备,正常秩序、教学进度、教学质量等工作外,为了更好地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教学规律,使初创的业余夜大的教学取得更好效果,归老师总是亲临第一线,亲自担任夜大课程的讲授,深受学生的欢迎。为国家经济战线培育了领导干部1648人。1978年复校后又开办了102次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岗位培训班(如全国高级经济培训班、水电系统财务处长培训班、统计师培训班、成都市厂长培训班等)达到2万多人,这些培训后的学员,回到岗位后,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教育的基础、先导作用,从归老师的教学实践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二)创办函授大学。1964年校党委根据形势发展的急需,委派他创办函授大学并委以函授部主任。归润章老师二话莫说,当即承担了下来。为了摩索经验,先开设“农村人民公社会计核算”与“工业会计核算”单科独进的函授教育,选定省内五个地市(温江、内江、江津和成都市、重庆市)招收公社农业部门、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财会干部550人,并于当年12月开学。没有教材,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编写出《农村人民公社会计核算》(上、下)10月付梓出书,“没有师资”,请求党委从校内抽调夏轻舫、郑景骥、王治安、韦开秀、肖德愚、王芝尧、冯继志组成师资队伍。“工业会计核算”由夏轻舫负责,“农村人民公社会计核算”由他自己负责。他采取从教学实践中培训师资的方法,效果卓著。函授教育除了教材之外还编写了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指导书》和创办了《函授教学》(专刊),通过刊物解答函授生自学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发挥其自学指导的作用。函授生在自学钻研的基础上,定期集中起来听课(面授),五个函授教学点,依次举行,在第一个函授教学点上,归润章老师亲自面授,从《农村人民公社会计核算》的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三位青年教师(肖德遇、王芝尧、冯继志)随堂听课,从教学实践中培养师资。在第一个函授教学点讲授完毕后,将全书各章分段分配给三位青年教师,同时把讲稿也发给他们作参考。这三位同志多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基础好,汲收能力强,总的说来都没有辜负老师的信任和托负。在以后二至五个函授教学点上,这三位青年教师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赞扬。

归老师一生都是急党之所急,党交办的一切任务总是竭智尽力,百分之百地出色完成所托。这两件事充分说明老师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老师在1989年1月1日与世长辞了,我们这些学生非常怀念、非常敬仰这位一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务长、好老师!

归润章老师逝世后,我给他家人说,我一定要给老师写个“传记”,用它来表示我的感恩,表示我对老师的敬意,今天我把这个材料带来了,现在送给馆长。

金元平:当年你在成华大学期间,除了谢霖、杨佑之、归润章老师外,还有那些知名的教授留在成华大学?

毛伯林:我离开学校比较早,院系调整时我正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三年制的研究生,当时对这些情况不大了解。

金元平: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师生1945年返回上海后,成华大学的学科设置有没有调整呢?你考进成华大学时,学科有没有变动?

毛伯林:我在成华大学学习了四年,第一学年学的是12门课程,第二学年学的是13门课程,第三学年学的是16门课程,第四学年学的是10门课程,总共4年51门课程。

金元平:按理说当时成都分部的学生留校借读,能“借读”说明学科是一脉相承的,不会有什么变化?

毛伯林:的确没有什么变动。

金元平:我们从光华到成华的这个阶段的回忆告一个段落。下面转到会计学科这方面的工作,请你给我们作一个介绍。你进校学的是会计,研究生时也学的是会计,留校任教后,又是从事会计学的教学,你从1978-1984任会计教研室主任(7年),1985-1992任会计系主任(7年),前后共计14年,你能不能谈一谈这段时间的教学情况!

毛伯林:我谈两件事情,首先谈创办审计专业。我当会计系主任时值得谈一谈的是创办审计专业、培养审计方面专门人才;同时创办“建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市场经培育“经济卫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转变”真不容易啊!我们得感谢邓小平同志,因为有了他主持中央的工作,有了他主建了坚强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国家才有后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急需要监督,这是客观提出来的要求。有了这个要求,作为教育工作者,深知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地,就是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输送这个方面的人才。当时我看到了这个问题,就给诗白校长打了个报告,要求新建审计学专业,与此同时在研究生中增加“审计研究方向”。

金元平:就是本科增设“审计学专业”,研究生是增设“审计研究方向”。

毛伯林:正是,我为了尽快与社会需求衔接,要急国家之所急,趋使我们积极行动。学校很快也就把报告批下来了。我们立即成立了审计教研室,制定审计学教学计划,编写审计学教材,在研究生方面,制定计划,培养师资。

金元平:当时的审计师资从哪里来?

毛伯林:审计师资,我们系本来就有,只是没有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既然国家需要,我们自己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就迅速办起来了。

金元平:当时全国其他学校,有没有办审计专业的?

毛伯林:也有。

金元平:我们算早期还是中期的?

毛伯林:我们学校算是比较早的。我们是1988年开始招生,从那个时候起,年年都招收这个方面的本科生;在研究生方面,也招收这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生。

金元平:蔡春老师是不是这个方向的?

毛伯林:是的。蔡春攻读博士学位费了很大的劲。当时我们系里没有博士点,他已是硕士研究生,为了尽快地培养出审计方面的更高层次人才,所以当时看到了天津财经学院的李宝震教授,他是审计学领域中很著名的教授,我经常出去开会有交往,正好蔡春考上了这所学校,但学校不愿出这笔钱,送不出去。我为这件事跑了多少次都没有结果。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学校出一部分钱,我们系出一部分钱(用我们创收的钱,来培养我们需要的师资),蔡春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终于成功了。蔡春的确也很争气,学习期中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尤其是科学研究非常突出,天津那边都很想把他留下来,我说“不行”培养是定了计划的,花了钱培养的,不回来不行。学成归来的他是四川的第一个审计博士(吴艳鹏比他早回来,是四川第一个会计博士),所以就当时来说,审计教学计划有了,审计教研室的师资队伍也配备好了……我们就把审计专业建立起来了。当时为了配套还想到要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监督,这也是客观的需要。当时成都已建立了“成都会计师事务所”、“蜀都会计师事务所”,我们急需建立第三个会计师事务所(即建华会计师事务所)。建“所”的目的,当然是首先为了国家的需要,培养出“经济卫士”,对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实施监督,建“所”的目的还为了自身的需要,就是要让审计教师有个参加实践的基地,审计老师参加审计实践、积累经验,后来的教学实践证明,老师所讲出来的课,就不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原则、概念的说教,而是具有丰富实践作基础,有理性感性的、有血有肉的、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的演说,教学效果、教学质量都大大提升。我们这个所建立后,完全按照“以质量求信誉,以信誉求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发挥了“经济卫士”的作用。当时我任所长、法人代表、主任会计师。我们建华会计师事务所在1988年3月31日批准,是成都市最早的三个所之一(现在成都市已经发展到25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我们“所”批准后没有马上举行开业仪式,这是为什么?主要有三个原因:(1)我们的审计老师都未曾搞过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实践经验,老师急需通过实践去总结经验;(2)开业仪式需要钱,我们没有,但又不愿伸手向学校去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通过自力更生把这笔钱凑起来;(3)为了今后“所”的发展壮大,更需要一定时间与各个方面加强联系去开拓业务。就这样用了两年的时间,条件终于成熟了,我们就举行开业典礼了。

我们的开业典礼就在学校的学术报告厅举行,会场内坐满了领导和贵宾:四川省人大副主任来了,省政协副主席来了,还有各厅、局的领导同志来了。我们的诗白校长是我们的顾问也来了。这个开业典礼开得非常隆重、热烈、喜庆,开得非常有气派。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热闹而热闹,而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宣传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我们今后“所”的开拓创造条件、打好基础。我们“所”具有两个最优越的条件:(1)就是我们“所”的背后,有20多个系科做我们的后盾,例如我们要搞咨询,我们有那么多的人才,他们都会给予支持,这是第一个优势;(2)第二个优势是我们把全国有名的专家、教授请来作为我们的顾问,这20多个都是全国著名的专家、权威。比如会计界最有名的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有上海财经大学最著名的会计教授娄尔行,有厦门大学最著名的会计教授葛家树,有中国人民大学最著名的会计教授阎达五,还有国家审计署的领导,有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有银行老行长、金融界老专家……都是些最有名的会计、审计、财务、金融、管理……等方面的权威、专家。没有哪一个所有这么多的顾问。我们“所”有这两大优势,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社会声誉很好,大家也认为我们这个“所”的质量高、信誉好。我们每年还给学校开发部作贡献,给会计系的老师增加了收入,稳定了师资队伍;更重要的是①充实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质量,培育了高质量的学生;②对社会当好了“经济卫士”,让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给国家社会作出了贡献。所以我们可以说:“建所”不容易(创业难嘛!),“所”建起来后当好“经济卫士”更难,但是我们依法执业“以质量求信誉”,“以信誉求发展”,我们获得社会和客户的“好评”。

后来,国家规定,全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体现“所”的独立性,必须实行“脱钩改制”,所以我们“所”搬出了学校,从体制上脱离了学校,实行了“脱钩改制”。

金元平:哪一年脱的钩?

毛伯林:1999年。脱钩改制后,“所”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已经达到,第二个奋斗目标是“再展宏图”、“再创辉煌”,这个任务就交给新的年轻的所长去完成了。新的所长更迭了好几次,现在的所长叫陶勇,正在攻读博士学位。陶勇年轻有为、聪明能干,有开拓创新精神,有发展眼光,能团结大家依法执业和开拓进取。现在“建华会计师事务所”已更名为“四川建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了,“所”的业务扩大了,人员增多了,资质提高了,业务水平有很大的提升……年终总要把我这位名誉所长、高级顾请去给全所同志见见面,汇报一下当年的业绩和来年的打算。看到所的发展和欣欣向荣,我感无比的欣慰。

金元平:现在会计学院还有没有老师在“所”里执业的?

毛伯林:现在没有了,原来有,在所里曾当过所长的有蔡春,张二美;当过副所长的有王治安、颜如渊、蔡春、潘学模、陈文华;执过业的就多啰,比如毛伯林、颜如渊、王治安、蔡春、张二美之外,还有潘学模、陈文华、王明万、张子叶、陈苑红、胡益芬、罗济沙、韦开秀、曹钟侯、仲修伟、肖德遇、叶惠祥、焦薇、曾晓林等等。

金元平:“所”脱钩改制后,成为股份制,你有没有这个所的股份?

毛伯林:脱钩改制时,我就表示过我的态度:“不参股”!,我说:“你们放心、放手、大胆地去干就行了”。

(二)关于研究生的培养

现在我再讲一讲,关于研究生的培养问题。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1)首先是开门办学。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我主张:开门办学。我认为一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再强,强不过众多学校的师资,更强不过众多学校优秀教师的总和,只有开门办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当时我把多所学校的著名教授聘请到我们学校来当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请他们来讲学,请他来作学术报告。这些著名教授有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澍、阎达五、崔建民、于绪缨、吴水澎、阎金锷、王庆成、丁平准、余秉坚、张德明、王文彬等等。

金元平:当时会计系的资金是非常充裕的吗?

毛伯林:关于钱的问题,这些专家、学者并不在乎,只要是支付来回路费,甚至包括随同前来的夫人(或陪伴)的路费,送点礼品也花不了多少钱,关键是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尊敬、尊重,他们常常也是乐意的。系里经常开展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我们的师生大开眼界,启迪思维,活跃学术,提高了教学和科研水平,带来很大好处;同时对学生出去搞调研也有极大的帮助,学生走到哪里,都能找到高水平的导师请教。现任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的孙宝厚(当时的硕士研究生)曾经告诉我:“我到北京找到杨纪琬老师,人家再忙也安排时间来接待我,给我解答了好多问题。好学生能够提出真正的、像样的问题,辅导占点时间他也是乐意的”。孙宝厚一再表示“我们出去调查研究,收获真的很大!”

(2)其次是在教学过程中提倡“启发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约束他们的思维。比如我在讲课中讲任何问题时,我总是把当时的客观环境讲清楚,把专家们的意见介绍清楚,把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分析、如何认识、如何得出结论的也讲清楚,让学生自己去独立思考,自己去分析,去认识、去判断。我得出的结论,学生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甚至可以反对。总之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强加给学生,不束缚学生的思维。这是我谈的启发式。

(3)第三是学术研讨中持平等态度。与学生研究问题,讨论问题时,持一种平等的态度,不能认为我是老师,老师就一定高学生一等,只有平等交谈,才能够集思广益,才能促使师生双方都能独立思考。实践证明只有平等相处,才能相互磋商、才能做到充分讨论、才能做到真正融洽,才能真正相互受益,才能真正教学相长。术业有专攻,可能他读的那本书、那份资料更好,更高明更有创见,他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不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文科,文科的学习资源广阔,只有平等相处、相互讨论、相互尊重、才能做到真正的思想沟通、思想融洽、思想交流,我的教学实践证明,这样做才能培养好研究生。我讲授《会计理论探索》课之前,开一个课程总的参考书目录,在讲授某一个单元时,再开给更有针对性的补充参考资料目录,学生的阅读知识面广博,他们的思维就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活跃、更加周密、更加成熟,学生的学习质量才真正有所提高。

(4)第四个方面是培养学生的表达、写作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勤思考、勤动笔,要多写。读书中有哪一点受到启发,哪个问题上引起了共鸣,哪一点上产生了“火花”,就把它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知识自然就不断地丰富起来了。研究生常常在学习期中就发表了很多文章。学生写的文章,要我给他们看、提意见,我不怕麻烦,不怕耽误我的时间,我总是认真地给他们看,给他们提出意见,让他们修改、完善、提高,学生的文章发表了,他本人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学生在学习期中就发表了文章,这对他是极大的鼓励,他今后科研能力的提高,他的成长,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我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非常密切。

金元平:你从1947年入学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你和光华、成华、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有了一生的缘份,尤其是会计学科的发展,今天已经发展为国家重点学科了,这方面有很多你的心血,前辈的心血,西南财经大学的发展、会计学科的发展,虽然您已经80多高龄了,但是最近还在组织班子编写《中国20世纪会计史研究》(10卷)丛书,你是怎样想的?

毛伯林:我生在20世纪20年代,学习在30、40、50年代,我一辈子工作在20世纪,工作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会计,现在20世纪已经过去了,20世纪确是中国会计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这一百年的会计实践中,有许许多多的规律需要我们去探索,去总结、去认识。如果把这些规律认识了,用它来指导实践,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会计必有更大、更好地发展,会计管理的功能必有更大更好地发挥,经济社会必然带来更大更好地繁荣。我是工作了60多年的会计工作者,我不来写这段会计历史,不来完成这部书的研究和写作,让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一代以后的后生去研究、去写作,其困难程度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尽管如此,我深知要完成这部巨著,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一定不少,我们只有下定决心,迎着困难,从不断克服困难中不断前进,这部著作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肩负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就成了我们这一群人的主要动力,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这些想法引起了共鸣,志同道合的同仁一个个站了出来,筹组了编委会。这个《中国20世纪会计史研究》(10卷)丛书,由毛伯林、李学柔、陆盛强发起,《丛书》(史)编委会由全国14个高校及单位参加,它们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山大学、立信会计出版社、财政部会计司、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首都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重庆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三峡学院等。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教授(外籍)知道了这件事,多次表示要对这个项目以积极支持,一再希望第一次编委会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举行(愿意资助开会的全部费用),经过多次的感谢和婉言谢绝后,在诚意难却的情况下,最后接受了他的美意。2013年11月30日,《中国20世纪会计史研究》(10卷)丛书的第一次编委会就在广州中山大学的管理学院召开了。会议由毛伯林主持。中山大学副校长魏明海教授、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教授致辞,会议报告了《丛书》(史)2013年11个月来的主要工作。各卷汇报了初步框架的设计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展开了讨论。顾问吴水澎教授、顾问郭道杨教授、顾问王松年教授寄来了《题词》和对《丛书》(史)的希望,顾问冯淑萍、顾问丁平准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作了指导性的讲话,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形成了《丛书》(史)第一次编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强调;《丛书》(史)的指导思想、目标、质量要求,时间进度和重新修改各卷框架等决定。大家表示:一定要在五位顾问的指导下,竭智尽力,把这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丛书》(史)任务,保质、按期,胜利完成。

这套《丛书》(史)是毛伯林、李学柔、陆盛强发起的,对这套《丛书》(史)的胜利完成,对它的质量,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金元平:李学柔、陆盛强是哪个学校的?

毛伯林:李学柔是中山大学原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教授;陆盛强是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的总编。

金元平:我祝愿你们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工程能够如期地胜利完成。现在快到结束的时候了,你可否说点对学校的希望?

毛伯林:我谈三点希望:(1)学校在以赵德武为首的党政领导下,提出了学校的奋斗目标;这非常好,希望我校师生员工齐心协力,通过艰苦奋斗,把我校建设成为国际、国内一流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2)希望2015年6月3日我校90周年校庆胜利召开,把这个90周年的庆典办得既节约,又办得隆重、热烈、喜庆、成功。(3)希望学校党政领导师生员工身体健康,祝我们学校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

 

采访时间:2013年12月12日

采访地点:西南财经大学校史馆

主 持 人:金元平(馆长)

参加采访人员:王涛、陈奇志、邓晓娇、严泽新、吴苏苏、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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