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博宏将自己称为教授中的“异类”。

“这个世界上的教授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永远在象牙塔里面做研究而不愿意出来实践的，另一种则是永远在外面实践而不愿意踏下心来做研究的。”范博宏总结道，“而我是第三类，是一个异类。我又做研究又做实践。可以说，像我这样的教授很少！”

在习惯了同行之间互相吹捧的人情世故之后，猛然间听到范博宏这样“辛辣”的自我评价还真是很不适应。但是，看过下面这组数据之后，你就会感受到范博宏这样的自我评价并非虚言。

1988年范博宏赴美读博，但直到12年以后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从读博开始算起，到现在的28年中，范博宏出版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平均每年一两篇。但是看论文的引用率却让人大吃一惊——根据谷歌学术网2014年末的数字：9480次！其中，引用排名前5位的论文共引用了6140次！

这一串对比鲜明的数字折射出范博宏另类的治学方式，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学术生涯的一个注脚。

 

“我的课程是站在全世界最前沿的课程”

“我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EMPA项目中所教授的《公司治理》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我们所做的研究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如果我的课程没有前瞻性，那学员就不用来上课了。”

与范博宏教授交谈，你能明显感觉到一个词——“直接”。不管是谈论什么问题，他总能切中问题的要害，并非常“直接”地给出答案，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不会考虑人情世故，也不会有半点的迟疑。

“我从第3期EMPA项目开始就讲授《公司治理》。从我得到的反馈来看，所有的学生都说自己所学超出了报名时的预期。”

范博宏对于自己所教授的课程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并不是自吹自擂，相反，正是由于做了太多脚踏实地的工作，才使学员们给出了一致的好评。

“我们的课程不只是局限于欧美企业的研究，也不只着眼于中国企业的研究，而是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解读企业的治理问题。而且，我们的课程有海量的数据作支撑，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另外，我们的课程也在与时俱进。比如，在很早之前我们会将国企治理问题作为课程的重点，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我们的民企学员越来越多，那我们的课程重点就迁移到民企上面来。”在总结自己所教授课程的特点时，范博宏依然是这么“直接”。

“主观不一定不对，但我要培养客观的学员”

做了将近30年的企业研究，在强调企业家要客观理性地决策的同时，范博宏从来都不否认企业家主观决策有时候更有效率。

“在新兴市场里，有时候是很难要求企业家时时刻刻都从客观的角度去做决策的。在一个动荡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家会面临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这时，通常需要企业家快速地做出决定。因为如果等企业家通过客观分析再得出一个决断的话，很可能时机就错过了，企业的竞争对手可能已经抢先了。”范博宏解释道，“所以，在新兴市场中，有时候企业家拍脑袋做出的决策更能赚钱，而客观分析做出的决定却不一定对。”

话虽如此，范博宏却要求自己的学员要学会用客观理性的手段去做决策。“因为企业家拍脑袋做决策可能会成功一次两次，并不表示他们可以永远成功下去。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制度越来越完善，这种主观决策的短板会越来越明显，而客观决策的优势则会越来越凸显。”

在谈到对学员的期望时，范博宏说道，“实事求是的讲，这些学员在走出这个课堂后可能很快就会忘记绝大部分课程的内容，不光我这门课，所有的课程都一样。但是，这不是我所关注的。我所关注的是，是否给他们培养出了客观理性决策的习惯。只有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才能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越走越远。”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其实，范博宏不仅对自己的学生认真负责，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也是强调尽善尽美。

除了公司治理这一课程外，范博宏的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还包括家族企业治理、公司财务、组织经济学等等。他对东亚的民营与家族企业有着非常前沿的研究，特别是企业的传承问题。

范博宏和他的团队曾经对250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进行过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家族企业在进行“交班”的过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新旧企业掌门人交接年度及此前的5年，家族上市公司的市值在扣除大市变动后平均蒸发了60%！

由于数据翔实、逻辑清楚，范博宏团队所得出的这个结论被业界广为引用。

业界的认可来源于范博宏严谨的治学作风——他虽然发表论文不多，但是每一篇都是精品。而范博宏这种严谨的治学作风则是受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启发。

1992年，正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的范博宏被指导教授派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接待前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先生来校参加活动。

当时，科斯因其对生产制度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刚刚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学界备受推崇，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荣耀的任务，范博宏自然是激动万分。

结果，激动得一晚没睡的范博宏比预定时间早到了一个小时。范博宏在酒店的大堂里给科斯先生的房间打了一个电话，并告诉科斯先生自己到了，但是不用着急，还有一个小时才到预定的出发时间。

令范博宏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5分钟科斯先生就下楼了。见面之后，科斯先生主动提出来说，“反正时间还长，不如我们先聊一会。”

“我记得当时，科斯先生的听力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他会倾着身子靠近对方。”范博宏回忆道。

能够与新科诺贝尔奖得主“促膝长谈”，范博宏感受到了莫大的荣幸。

“聊天的时候他亲切地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告诉他自己当时正在研究‘美国的石化企业到底应该是自己开采原料还是在市场里买原料’这个问题。他听到后对我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让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大四的时候所做的研究。”范博宏回忆道，“科斯先生说，当年他读大四的时候，拿到了学校的一笔奖学金。他拿着这些钱去美国许多大企业做了调研。他说，在调研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非常令他好奇，就是为什么一辆汽车所有零部件的生产以及整车的组装都会在像通用、福特这样的大企业当中进行，而不是由一个个小作坊生产，然后再由大家通过合约的方式来实现呢？后来，针对这个问题，科斯完成了自己的论文，也就是被后人称为‘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基础’的《企业的性质》一书。”

随着交谈的深入，范博宏与科斯先生谈论的话题也开始延伸。而这次交谈中的两个细节让范博宏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我就问科斯先生，您现在还在做什么研究吗？他回答说，自己在研究美国野牛的产权问题，而且已经研究了40年了。”

科斯先生的回答让范博宏非常诧异，因为自己还没有读到过科斯先生这方面的文章。但科斯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解开了范博宏的这个疑问——科斯先生说自己虽然研究了40多年，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写相关的文章。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

当时，科斯先生微笑着说出的这句话，让范博宏醍醐灌顶。“从那以后我就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对自己的文章一定要负责任，在没有想清楚问题之前绝不动笔！”

这不是这次谈话中唯一触动到范博宏的细节。

“之后，我又问了科斯先生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博士生总是因为找不到研究的课题而烦恼，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如何选题？”

听完范博宏的问题，科斯先生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慢条斯理地拿出身边的一份《华尔街日报》，在咖啡桌摊开，在上面圈新闻的标题。

“当时，他把一个标题圈起来，说这个是好课题，然后讲了一番道理。接着，他又圈了一个标题，说这也是个好课题……5分钟过后，他几乎把所有的标题都圈起来了。”范博宏回忆道，“我就好奇地问科斯先生，教授，为什么所有的标题都是好课题？他跟我说，只要是世界上发生的问题都是好课题！”

范博宏明白，科斯先生这是在提示自己，研究一定要以事实为基础，要贴近社会。

虽然两人的交流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这次谈话对范博宏的触动却是非常的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不是知识，而是做学术的态度，是价值观！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深受科斯先生影响的范博宏也想把这份淡泊名利的治学和处世态度传承给自己的学生们。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中，范博宏给自己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如何选择你的人生道路，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给青年学者的建议是：要在你们为应付生计而忙碌的时间中空出一块小小的‘花园’，然后要很精致地耕耘那片小‘花园’。因为如果现在不开始耕耘你的小‘花园’，那么你的人生就要被动地被体制环境限制，得不到你向往的自由。如果你从现在就开始持续培养你小花园内的花草，那么20年后，你会非常快乐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