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讲话，明确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持试。这是对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的肯定。这一年10月，经中央决定，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刘鸿儒牵头组建中国证监会。当时中国证监会最缺的是集专业才智与领导才能于一身的通才，精熟中西实务的汪建熙受到刘鸿儒等证监会高层的关注。

此时汪建熙正在美国参加全美证券商协会（NASD）的培训。接到邀请后，汪建熙迅速回国赴任。1992年11月的最后一天，汪建熙踏上首都机场；12月1日，汪建熙冒着冬日的寒风履新。从那天开始，汪建熙即与证券市场监管结下了不了情。四年后，他前往伦敦参与创办中银国际（中国银行旗下的投资银行）。2000年8月，他又归队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再续证券监管前缘。2004年秋，汪建熙加入到新成立的汇金公司，再一次站到了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潮头。

汪建熙是幸运的，因为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他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才能一直能充分释放。从这层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成功者。而他对于成功的定义，却有独特的看法：“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是不同的，从外人眼里看，我似乎算是一个成功者，但我觉得自己的每一步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为什么别人推荐你，是因为人家知道你有很好的准备，你是有实力的。偶然因素和自身努力是有关系。但并不一定说明你在专业领域有多么了不起。”

汪建熙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从事外资审计的时候，刚从大学毕业的审计员都可以享受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这些在当时来讲非常优厚的待遇。但他也看到了中科院建树颇丰的科学家，出差时因买不到卧铺火车票在拥挤的硬座车厢长途旅行，甚至因招待所床位紧张，只能在走廊里的长椅上过夜。和他们相比，汪建熙不仅知足，甚至愧疚，自己为国家和社会所作的贡献微不足道，却拥有更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因此，他时刻提醒自己，不可张狂。

汇金出世——推进金融改革

汇金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机构框架？定位？许多媒体和专家学者都在关注这些问题。汪建熙以他特有的严谨和耐心，细细进行了诠释。

“我相信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有它的历史过程。没有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汪建熙这样开始了他的介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简单地说就是融金，融通资金。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过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存在效率低下，不良资产高企等诸多问题。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的分立是一个标志。其后，在90年代中期，中国正式确定了中央银行体系，同时把政策性职能从国有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商业银行的一大批不良资产。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又成立了独立的银行业监管机构。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国外一般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之所以没有破产是因为国家信用在背后支撑。从这个角度讲，四大商业银行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机构。这次危机对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求，未来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体系是否经得起国际化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的冲击？

经过1998年坏帐剥离和财政部注资后，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率有所降低，但2002年下半年，坏帐再次高企。四大银行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问题。数据显示，到2005年，四大银行的存款份额仍超过全部银行存款的50％，贷款份额达到40％多。可见四大银行在国内金融领域中至关重要。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再度研究银行改革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十分重视，把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作为本届政府一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重要工作，称此次改革是“背水一战”。

上次剥离坏账虽然也是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但对于银行本身机制没有足够的关注，于是不良资产很快卷土重来。此次虽然仍然要剥离、注资，但又不能停留于此。正是在此过程中，第一次提出由外汇储备出资来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同时又提出不采取行政注资的方式。

说到这里，汪建熙特意强调，如果说这次改革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也说明人的认识论的发展具有渐进性。如果没有1998年的行政方式注资及后来不良资产反弹，就没有这次的改革。

于是汇金公司应运而生。“汇金不是行政性机构，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经国务院授权、由国家出资的投资控股公司，基本职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利，持有国有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的股权，不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汪建熙清晰地指出汇金的性质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