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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定:从实践中走出的会计学家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   发布时间:2015-03-04  作者:岳旭琴   编辑:qiaobocao

阅读:4430  打印   RSS 字号:||
2013年8月16日,北京。会计视野“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对财政部财科所王世定教授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专访。

上世纪60年代,一直以生产机械表闻名全国的北京手表厂成立了电子表小组,希望试制电子表。在组建电子表小组的时候,厂长想起了一位刚刚大学毕业分到厂里的小伙子。他虽然是会计专业出身,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劳动,对手表生产的每个步骤都很熟悉,特别是不久之前,他改造的一台机床作为技术革新产品,还参加了北京劳动保护展览馆的展览。厂长希望能把这位心灵手巧的小伙子吸收进电子表小组。但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北京手表厂所属的北京一轻局领导的反对:“人家有专业,非得让人家改行干什么?”

就这一句话,这个小伙子得以继续留在财务岗位上。1974年,北京市一轻局组建钟表工业公司(北京手表厂成为其下属企业),他被调入钟表工业公司,负责财务工作。

这位当年差点和会计失之交臂的小伙子,就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王世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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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悟“实践出真知”

“我学会计是很偶然的。”2013年夏天,王世定对着中国会计视野“会计口述历史”采访组的镜头回忆起当初和会计的结缘。

1962年,王世定高中毕业。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之际,高校招生名额非常紧,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录取比例。虽然他的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幸运的是,正好赶上当时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第二批录取,是会计专业招生。

“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更不了解会计,所以准备放弃这一机会。我们的班主任叫王作恭,他劝我说,会计很了不得,特别是成本会计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的这么一句话,我琢磨琢磨就去报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会计之路。”

三年的大学生活,并没有激起王世定对会计的兴趣。“当时在学校里面过得还不错,后来对会计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那时候的教学和现在教学不一样,没有什么实践的东西,每天就是做作业,就在纸上写分录,自己划丁字账户,平衡了就可以了。”

1965年大学毕业后,王世定被分配到北京手表厂。很快,现实就给他上了一课。

“当时收款凭证分银行收款凭证和现金收款凭证。而现金收款凭证上光有贷方、没有借方。借方往哪写?根本找不到,还不好意思问人家。我借故就上车间劳动去了。这一天我都想这个事,躺在床上我忽然想起来了,哎呀,根本不用写借方,现金收款,借方就是现金么。你们看,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从此以后,王世定认识到光从书本上学东西不行,必须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行。他经常去手表厂的车间劳动,熟悉车间里的每一样工具。他能够把一块表拆下来,然后再熟练地组装起来,偶尔甚至可以客串一下“修表匠”。后来他到设备科劳动,跟电工组的同志学习电工,修理电器。会计出身的他竟然改造了一个机床,将齿轮变速改造成电器变速。这个机床后来作为技术革新产品,到北京劳动保护展览馆去展览。

“当时也没有怎么表扬那个东西,但是我心里挺自豪的。”70岁的王世定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有掩饰不住的开心。

1974年北京钟表工业公司成立后,王世定负责公司的财务。他很快发现,在手表厂劳动的经历对财务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因为一件事在一轻局名声大震,而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太熟悉手表的生产过程了。

“我们钟表公司当时在一轻局总的利税收入中大概得占20%以上,一只表的成本大概11块钱左右,出厂价77.4元,35%的产品税,剩下的都是利润,所以一块手表的利税就有65元左右。那么10万只表是多少?所以在当时一年的利润非常大。结果有一个月,成本一下提高了十几万,利润少了十几万。”

当时北京市财政局和一轻局都派了人去查,都没查出来原因,后来让钟表公司查。钟表公司的总经理带着王世定就去了。

“去了以后我就直接奔车间了。因为我劳动过,知道手表里的成本大概是哪一块。手表零件里最值钱的就是防震器,瑞士进口的,大概一套3块钱。我估计不是会计算账的问题,应该是盘点时出了错。”

后来,王世定在夹板车间班长的柜子里找到了漏盘的一盘零件,一共三万多个,总计就是近10万元钱。这件事一下子让王世定出了名。

“成本会计,不在于你怎么算。第一个你要了解企业生产流程,才知道成本是高了低了,或者利润是多了还是少了。你了解整个生产过程,这个判断一下就出来了,很简单的事情。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会计的不要好高骛远,你要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干才能有所作为。”

17、王世定

重视基础理论

1979年,王世定离开钟表公司,考入财科所,成为杨纪琬先生的学生。而毕业之后,王世定也一直在恩师的指导下工作。

“杨老对我的影响是两条,一是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老知识分子那种敬业精神。另外一点是教会了我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

时隔多年,王世定仍然清楚地记得杨纪琬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课前,他发给我们五个关于成本概念的资料,其中四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星期六下午到他家去讨论。杨师母给我们每个人沏杯茶,杨老师问,发的材料看没看?我们回答看了。他说,好,你说,什么是成本。那个同学说,成本就是,马克思说……杨老师说,我让你说,没让马克思说。结果他也说不出新鲜的来。后来轮到我了,我说,英文材料上好像有那么一句话,说成本是取得资产付出的货币代价。杨老师说这个不错,接着说。再接着说,我就说不出来了。当大家都没有新的补充的时候,杨老就开始讲了,成本是怎么回事,成本与资产的关系,成本与费用的关系,以及日本如何把成本叫原价等等。当我们听得入神时,他忽然发问,听懂了吗?我们答:听懂了。好,你再说一遍。如果第一个没说对,他会指定下一个同学讲,直到某一个同这说对了,杨老就说,这个问题不懂就找他问,不用找我了。这种教学方法逼着我们看了很多书。”

王世定从财科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财科所。在教学上他一直秉承恩师的教学方法。

“我悟出一个道理,讲课是学习方法里效率最低的方法。头一堂课我讲什么?画个大圆,代表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是百分之一百,掌握百分之六、七十就是权威了。那么你60%写在书里头,绝对不是60%的事,考虑表达能力欠缺啥的,可能是60%的60%,那就是36%。老师看在你是权威的份上,按照你这个书讲,他还有一个消化过程,他有消化不了的,他脑子里肯定不是36%的问题。他讲出来,又打一个折扣。你听课再走点神,到你那就没多少东西了。”

所以,王世定认为最好的学习方法是看书。而且他建议,要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比较着看书。“我觉得看书的第一层次,就是看出差异来。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同意哪个?为什么?论据找出来。不同意的去掉。如果发现了新东西,跟你的想法不一致了,你想想这个新证据怎么来支持你这个观点,或者否认你这个观点。如果觉得自己的观点错了,就马上放弃。不要想这个要是倒了,我面子如何如何。不是的,这是追求真理的过程。看书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大家都说的一样,你能看出问题来。”

杨纪琬鼓励王世定出书。希望他不要写太多的应用性文章,要从理论上,从会计基础里面去做研究。杨纪琬对基础理论的要求、重视,对王世定的影响非常大,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财科所的教学风气。

“对最基本的东西,我们科研所教学非常严格。为什么严格?一个是传统,因为原来科研所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都是为了给财政系统培养干部的,而你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是致命的,所以财科所一直强调这个。现在博士生进来,我不给他教会计,我先给他上基础课。基础课是什么?方法论。”

因为对会计基础理论的重视,王世定后来在会计基础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涉足了当初在国际上也仍然是新课题的社会会计——《社会会计初探》。

“这个论文不是我自己想的题目,是阎达五给我选的题目。我说社会会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他说你研究着写,写论文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你要是百分之百能写出的东西,那就没味道了。我跟杨老师商量。杨老师说写可以,但你不能照国外的SNA(视野注:A System of National Aounts,国民账户体系)那一套给我写出一个介绍来,你得有自己的创新。”

王世定研究了南斯拉夫的做法,自己设计了一个矩阵,设计了资金流量表。后来这篇毕业论文以《社会会计初探——兼论资金流量表》为题发表在《会计研究》1983年第1、第2期上。

对于现在大热的管理会计,王世定说他并不赞成财务会计对外管理会计对内的说法。早在十几年之前,王世定就和他的学生徐玉德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

“不要分那么清楚。我们谈会计本质的时候,就是管理活动,就不要分对内、对外,这两个本来是一体的,现在分学科,是后来从教学角度来讲的。在实践工作中,作为一个企业总会计师,他不可能在工作中把两者分开。”

王世定希望从理论和实践都能把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在一起。“第一,理解会计,把前面的定义都去掉,就是会计。第二,就是想方设法在实践中把它融合起来。”

2002年,王世定和徐玉德陆续发表了多篇论述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的文章,包括《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研究》、《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理论基础》、《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IIMS模型》等。而这个问题到了今天,业界仍然有人在研究。特别是在管理会计大热的今天,很多人对于什么是管理会计、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区别、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重读一下王世定十几年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或许对厘清这些基本概念会有所帮助。

发明“小系统扩展论”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有了微机。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谢明找到财科所,希望能够有人研究微机在会计方面的运用。

当时先找到财科所的另一位老师,但这位老师说自己数学不行,不愿意干这事。后来找到王世定。在恩师杨纪琬的鼓励下,王世定决定接下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也有压力。我说不懂我就学。我确实有一点干劲,一件事有30%的把握我就敢接。你要是百分百的把握,你还研究它干嘛?因为你只有探索的时候,这活干得才有意思,才有成功的乐趣。”

当时买不到微机,只能从七三八厂买他们的长城0520,十几万块钱一套,里头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软件。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王世定和他的研究伙伴们开始研究开发系统,研究在计算机条件下会计的内部控制怎么做。

“首先是用什么语言编程,争论半天也没个结果。就请教科学院计算所,他们觉得搞这个没意思。我们只好自己摸索,还开了几次研讨会,谢部长都亲自参加了。”

后来财政部拨款给七个企业,包括北京造纸一厂、北京低压电器厂、山东潍坊生建机械厂、北京地安门百货商场和北京大华百货公司等,每个企业大概拨30万块钱,用来买机器、布置机房。“试点企业的唯一义务是,这套计算机只能用于会计,不能用在别处。”

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是如何控制输入输出。“后来我们研究出来一套办法,就是说甭管怎么样,最后责任落实到人就行了。其实内部控制就是这么回事,包括现在我们的内部控制都是这样,只要落实到人,出了事就是你的,我不管你什么情况,我只要在计算机里头,留下审计线索就行。”

而这个研究最大的贡献是解决了会计电算化开发从哪入手的难题。“当时争论太厉害了。很多人主张开发大系统,MIS,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就跟现在ERP那样。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行。”

王世定从恩师杨纪琬的一句话中得到了灵感。

“杨老的一句话让我琢磨了两年。一次会上,他说会计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管。你说这无头无脑的话,怎么理解?我当时没敢问他,我知道我一问他,他也不说。后来想清楚了。会计综合地管,间接地管,不是直接地管。比如说我经常讲的那个例子,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他用一把扫帚,现在都用两把了,这事会计管不着。你什么时候管?你把这个信息交给他的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说怎么弄两把了,他就去管,这是间接地管。”

“我吸取了鞍钢的教训,以杨老管理活动的指导,认为会计管理与企业中的其他管理不同,它具有最大的综合性,所以先开发会计系统,特别是其中的账务处理系统。只要在系统调查阶段理清了会计与其他管理的关系,在系统设计时预留接口,就可以与其他管理系统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MIS。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成功率100%。”

后来,王世定在和杨纪琬的一次聊天谈起了“会计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管”这个思想在自己开发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杨纪琬给弟子开发这个系统中所遵循的这套思想起名为“小系统扩展论”。(视野注:小系统扩展论,即以系统论为指导,首先开发账务系统,然后扩展成为会计信息系统,最后扩展成为企业管理系统。这样做不仅立足于微机,节省投资和开发成本,还具有较高的成功率,克服了大系统开发论所需的高资金投入、高技术投入而使一般企业望而生畏的缺点。)

不改学者本色

1992年,安易电脑公司成立,王世定在担任财科所副所长的同时,担任了安易电脑公司的董事长。但他说,这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他还是对当教师搞研究最有兴趣最满意。他的性格也始终保持着正直敢言的学者本色。

财科所的黄菊波教授深知王世定的秉性。有一年,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谢明想调王世定到部办公厅工作,搞部办公厅的财政系统信息化。黄教授直接给否了:“他干不了,他不是这料。”黄教授后来也和王世定谈起此事,“他说你这小子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到部里去,你只能带耳朵,不能带嘴,你的嘴没有把门的,什么都敢说,捅了娄子怎么办?所以我就给你推了。我说你推得好。”

尽管已经是70岁的高龄,在王世定身上,仍然依稀可见当年“胡说八道”的劲头。他认真地给来访者解释自己微信旁边的两句诗“未曾出土先有节,身处凌云总虚心”的含义,末了加了一句:“我觉得就要做这样的人。当然我不够,但人总得有个目标。这是我最欣赏的一句话,也希望你们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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