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四十载香飘桃李园

———厦门大学吴水澎先生自序

一、家庭

我于1941年1月出生在福建诏安县梅州乡。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最小。父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只能凭钞票的颜色区分不同的票额。父亲很勤劳，天没亮就踏着晨露下地了；中午人家歇午，他还在锄草、拔草；日落西山，人家都在纳凉、闲谈，他却仍在地里忙碌。在父亲的眼里，从早到晚，都是劳作的好时光。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每到假期，总安排我随他早出晚归，一同劳动。每个暑假我都会手脚起泡、背部脱皮。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确实没有什么大的抱负，只是认为种田太辛苦，巴望着早一天开学。至今一套套的农活(插秧、车水、耙地、犁地等)以及各个季节该种什么，我都没有忘记。我是道道地地农民的儿子。父母的言传身教带给我一份难得的财富，教我懂得在困难和曲折中坚忍不拔。

大学毕业留母校任教后，我曾要求自己先立业后成家，可是“文革”阻碍了这个想法的实现，1969年元月我结婚了。我的爱人吴亚珍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我们育有一男一女。子女升大学时，自主选择专业，但都选择我所从事的会计学专业，这可能是耳闻目染的原因吧。我们夫妻两地分居达16年之久，相互的思念是必然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许多苦恼。那时，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90多元，除了双方老人需要赡养外，一家分居三地又增加了生活费用。毕业转正后，我每月的工资是人民币58.5元，一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提一级(7元)工资。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同我生活在一起。我既要为他们洗澡、穿衣、梳头、做饭，又要帮助其学习，既当爹又当妈。除了繁重的家务外，我还有教学、科研、行政、社会兼职等工作。虽然生活很累，但觉得非常充实。值得安慰的是一双儿女学有所成、事业得意，能自食其力，也很守本分。

二、读书

1947年我进家乡的初小念书。原因有二：一是宗族的公田出租后的收入作为办校费用，族人只需交一点学费(每学期10升大米)就可以入学；二是我家兄弟四人，按国民党的规定，要有两人去当兵，如果是有文化的人可以免受兵役之苦，因此我去念书也是父母的心愿。那时的我，不像现在的小孩那样聪明，学期考试，我连考卷都看不懂，只好把所认识的字全部写上去，居然也升级了。1950年我进入家乡的中心小学念高小。刚刚解放的家乡，土地改革、修公路、成立互助组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对党所号召和所做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鲜，也参加了许多活动。1953年我小学毕业。初中入学前需经过考试，且录取率比现在大学录取比例还要低。全班25个人，24人在本县参加初中入学考试，结果只有3人被录取。父亲因经常到云霄县赶集，所以主张我去云霄县参考，结果也被录取了，真是万幸。我经常想，假如当年不到云霄县参加考试，我不知道现在是在何方?

1956年我初中毕业。渴望早点工作以减轻父母负担的我，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商定报考某中专学校。因为中专只读三年就可以分配工作，且有较高的助学金，基本上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可临近考试时， 学校决定保送我进高中部学习。在父母的支持与鼓励下，我进入高中学习。在高中阶段，所碰到的困难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如政治运动不断等。教师不能专心教学，学生不能专心读书。更糟的是，由于办食堂，连带米、咸菜到学校维持生存都碰到问题了。因欠学校蒸饭的柴火钱4元多，我没有拿到高中毕业文凭，而是拿着一张临时证明到厦门大学报到。

高考后我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学本科学习。其实，这并不是我所填报的志愿，因为对大学许多专业并不了解，依据班主任指导，我的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入学前，不知会计学为何物，只知是一项收收支支、打打算算的工作。很多人认为，会计有什么可学的，生产队的会计小学毕业就行了。我心里同样不喜欢会计专业，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会计没有太多内容可学。而使我难忘的是，入厦大后，我看到老师佩戴红校徽，又听说老师都是从各届最优秀的人中选留的，因此，我下决心要留校当老师。这给我的大学学习注入了新的动力，使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毕业后如愿以偿地留校任教了。

三、教学

留校任教后，搬进当时的单身教师宿舍。所谓搬家，就是一手拿棉被，一手拿书，走一回就完成了。领到第一个月工资48.5元，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最多的钱。我将20元寄给父母，接着给自己购置了一套衣服，余下的刚好购买一个月的饭菜票。任教之初，教务处长、总支书记分别找我谈话，要求做“又红又专”教师。当我领到红校徽并将其挂在胸前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学生时期我曾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接触过许多助教，因此，对助教的工作并不陌生。我当助教的第一门课是陈仁栋老师主讲的《会计学原理》。他当时兼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很多事情都放手让我去做。其间，他还让我试讲一章，共六节课。为了这次课，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寒假不敢回家与父母欢度春节，而是一个人在宿舍里备课。第一次讲课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讲话声音发抖，头脑一片空白，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后来很多新留校的教师都问我，上课难不难?我只能说，任何事情不是天生就会的，都要有一个锻炼过程。

按照当时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到基层劳动锻炼一年。1963年11月，当助教还不到三个月，便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成为同安县“四清”工作队的一员，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的房间原为牛栏，住进去以后，此房一分为二，一半关着牛，一半是用门板搭起来的床。睡在“房”里，牛伸手可及，蚊子多，牛粪臭。次年夏季，返回学校不到一个月，我又被抽调去南安县当“四清”工作队员。1965年刚从农村回到学校，“文革”就开始了。

我曾参加过几期财会人员培训工作，但真正参加教学工作是1972年办工农试点班时才开始的。此后，我先后讲过工业会计、工业经济活动分析、会计学原理、会计专题等课程。承蒙兄弟院校的厚爱，我受聘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江西财经学院等近20所院校的兼职教授，是新疆财经学院、江汉石油学院的名誉教授。曾经到成都、上海、郑州、南昌、南京、乌鲁木齐、福州等地讲学。由于我的教学与科研取得较好的成绩，1980年被评定为讲师，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据说是当时会计教育界最年轻的教授)，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2次会议批准(第五批)为博士生指导教师(全国会计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仅十多位)。

从1984年培养硕士研究生至今，已有几十名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9人。其中大部分都在高校任教，现在已有很多人已是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副校长了。谢德仁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200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实现了我国管理学科零的突破。陈汉文博士毕业后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遴选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成为当今会计界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指导教师。我为我的弟子感到自豪与骄傲。至2003年，我已任教40周年。40年的从教生涯，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桃李芬芳”的味道。

四、历练

1963年我到学校报到才两个月，《中国经济问题》杂志要派人到广东汕头地区搞调查研究，我和其他两位同志由陈克俭老师带队在农村整整住了两个月。其中形成的两篇调查报告均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我也参与撰写工作，并按分工写了一小部分，这应当算是我在高校参加科学研究的开始。1977年在《中国经济问题》第2期发表的题为《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一文则可以算是我的处女作了。现在来看，该文的观点平淡，但能把“企业必须抓经济核算”问题提出来，在当时还不多见。

国家实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以后，我先后主持了学校和教育部的一些科研课题，如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等。同时，为了拓宽视野，我还参加了一系列境外学术活动。应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和圣玛丽大学的邀请，由我任团长，于1989年10月到两校进行学术和教学访问；1990年应美方邀请参加赴美经济学小组考察团，到纽约、华盛顿、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誉满世界的大学，还参观了有关的科研机构；1992年应香港城市大学邀请，到该校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应邀到香港参加第五届会计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97年到台湾参加东吴大学所举办的“1998会计新环境研讨会”；1998年到香港参加34所大学的校长交流会；1998年访问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

至2002年，我个人撰写和与他人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独著、主编、合编的专著30余部，著述200余万字。自感比较满意和备受读者关注的文章主要有：《会计是阶级斗争工具吗?》、《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与会计理论即出问题》、《会计“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可以“合二为一”》、《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财务管理与会计“一分为二”》、《现代企业制度与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论我国会计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价值”是会计学的逻辑起点》等。由我独著和主编的《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经济效益会计论》、《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等，也花去了我许多心血。通过一系列论文及专著，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体系，也就是以“价值”为会计学的逻辑起点，由会计研究方法、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会计应用理论(包括会计准则理论、会计人员行为理论)等组成的体系，该体系植根于实践，体现了我国的社会环境与特色。

我大部分的科研课题都是属于会计基础理论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的艰难性在于，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甚至毫无收成。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做基础性研究与做考试辅导教材之类的所谓研究，其艰苦性、经济效益相去甚远。如果不做基础性研究，作为有志于会计学的学者，又怎能谈得上对提高我国会计学科的水平并对世界会计学界又所贡献呢?当然，我的研究成果是否正确与科学，是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的。我历来的态度是“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二者缺一不可。

五、行政

我在学生时代常任班干部，尽管花去了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但对自身组织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与提高。1978年厦大经济系会计学专业由全体教师无记名投票选举专业教研室主任及副主任。经过几轮投票，我被选为教研室副主任。一直到60周岁从行政工作岗位退下来，其间从未间断过行政工作。我在学校的许多岗位上都锻炼过，如1984年被任命为经济学院会计与企业管理系的副系主任；1986年会计与企业管理分开各自设系，我被任命为会计系的第一任主任；1987年被调到经济学院任副院长；1991年又到研究生院任副院长；1995年被教委任命为校总会计师(副校级)；1997年被教育部任命为副校长。在学校还担任校职改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副主席，校教师职务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党内，是中共厦门大学第六届党委会委员，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等。

在社会上，我先后兼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教授会副会长、会长，厦门市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福建省会计学会副会长，中注协注师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会计理论探索丛书》副主编，以及各种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奖委员会的委员等，最高峰时有50多项职务。我深知这是社会及各级组织对我的厚爱。但长时间内既要教学、科研，又要搞行政工作和参与许多社会活动，确实很累。1985年体检时，我患了糖尿病，这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和痛苦，但我没有退缩，顽强地坚持下来。

六、感恩

我认真做人，认真做学问，因而社会及各级组织给了我许多的鼓励。1978年我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次年转为正式党员，成为“文革”后被厦门大学发展的第二名党员。我刚40岁出头时，幸得许多读者写信赞同我的学术观点，其中有许多人未曾谋面。为表彰我对高等教育所作的突出贡献，1992年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五位合作者之一)；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三等奖。1987年我参加编写的《会计基础知识》(葛家澍主编)一书获省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奖；1998年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79～1987)论文类二等奖；1994年获福建省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8年获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7年获福建省教育委员会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五位合作者之一)；1998年我所主编的《会计学原理》荣获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并被高教部高等教育司作为1998年度经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推荐教材”。此外，还有些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国会计学会、福建省会计学会、《财会通讯》杂志社、中国冶金会计学会等的奖励。在教学方面，1982年我获校优秀教学成果奖；1986年获校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获校“清源奖”；1992年获校教学成果二等奖；1995年我主编的《会计学原理》教材获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0年厦门大学首次设立教学科研岗位，我被聘任为一级岗。

我要感谢关爱我的许多好人。感谢小学、中学、大学老师的辛勤栽培，特别是葛家澍老师、陈仁栋老师等恩师引领我进入会计科学殿堂，为我提供榜样与动力。我的妻子吴亚珍，无论是在我经济最困难时候，还是我工作繁忙或身体不好的时候，始终与我患难与共，使我心灵上得到很多安慰。我生性耿直、急躁，很容易在感情上伤害他人，但儿女们很能理解我。对妻子、儿女，我心存感激。

七、续曲

2003年是我在厦门大学会计系任教40周年的日子。在学生的倡议和帮助下，在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的学术论文选集出版了，书名是《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该书出版后，虽然文字上有一些差错，但仍得到许多学生和朋友的厚爱。

岁月无情，转眼以至2008年，我的会计教学与研究生涯已长达45年。以前在会计课上经常讲：会计方面，企业的资金运动犹如长河日夜奔流不息，为了能够总结一定期间的资金运动成果(经营成果)，就必须人为地把这一长河“刈断”，分为几个“间隔”，因而在会计上就有了“分期”及“期间”的概念和假设。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人生的征途上中，40年的任教是一个比较大的“期间”，上文已做总结。现在5年又过去了，又是一个新的“期间”。在这5年时间里，既没有“官场”的烦恼，也没有繁重的行政工作及做学问的压力，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和喜欢做的事。因此，日子虽过得平淡，但很充实、自由和从容，是一种“稳定的经营”。

我经常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所走过的日子。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有三件事值得庆幸：一是我能考上大学；二是能够从事会计专业；三是留在厦门大学任教。在这三个属于我人生的关键步伐中，任何一步的改变，都会改变人生的轨迹。正是命运安排我走的这三步，使我的生活内容、履历既简单明了，又十分丰富。之所以说我的生活和履历简单明了，那是因为生活的绝大多数内容就是离不开一个“书”字，即读会计书、教会计书、写会计书。而在履历表上只填上“毕业后留母校会计系教书至今”这一行字就可以了。厦门大学培育了我，我也为厦门大学服务了一生，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之所以说十分丰富，那也是仅仅一个“书”字，使我一辈子都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中，有永远读不完的书、教不完的书、写还完的书；同时，我的行政任职和社会兼职有近百个，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生活多姿多彩。正因为如此，在经常回忆逝去的日子里的人和事的同时，还会经常“闭门思过”，看看自己做了哪些事、做错了什么事、有什么不足。我曾想过，如果过去所做的事能让我再做一次的话，我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并会做得更好。但是，人生又往往没有如果。事实上，环境多变、世事难料、能力有限，因而人生不可能完美，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要强求，只要尽力了就好。

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信任下，我还做了一些有关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现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的常务理事、福建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厦门市会计学会会长、会计理论探索丛书主编等)。感谢有关部门领导的信任与厚爱，给了我发挥余热的机会，从而也进一步地实现了将毕生献给我所热爱的会计事业的心愿。我每年收几位博士生，结合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个人或者与博士生一起可以经常搞些小小的研究。在这过程中，既开动自己的大脑，又有丰收的喜悦，从而也使自己的心态年轻了许多。

这五年所做的会计学术研究的“明细账”。除了主编、参编几本教材和学术专著外，又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我独著、主编、参者的学术著作和教材有40余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达到了百篇以上；还为朋友、学生的著作写“序”，连同以前的有10多篇。我还把自己过去所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和会计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总结和系统化，大约有35万字，称其为“我的会计观”。

八、总结

会计既要进行明细核算，又要进行总分类核算。我出生平凡，但我从自身实际出发，定下了“五个三”目标：培养三位在会计界知名的人才；参编三本受学生欢迎的会计教材；写三篇受会计界好评的学术论文；著三本有自己学术见解的书；做三件意义比较大的事。前“三个三”只能接受世人和历史的评说，而“第四个三”和“第五个三”，我向家乡父老、老师、同学、朋友、家人作出的交代。

关于写三本有自己学术见解专著的情况。我不多也不少地独著和主编了三本专著。在我的学术专著和有关论文中，非常明确地把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上。较为具体地说，现代会计是以商品货币经济为其客观环境，没有商品货币经济，也就没有现代会计；“价值”是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切的会计理论问题都以其为“源头”，都由其衍生出来；会计产生的动因，是伟大的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作用的结果；会计的对象是价值运动的数量方面；会计的职能是对价值运动的数量方面进行反映与控制；会计方法的核心是以货币计量，并记录披露价值运动的信息；财务会计的模式是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主要运用权责发生制进行确认，以会计准则进行规范，运用复式记账，从而报告一个会计主体的财务信息等。总之，站在前人肩膀上搞了一辈子会计的我，总结起来，主要做了两件能够自圆其说的事：一是通过十几年的思考，构建了以“价值”为逻辑起点的我国会计理论体系；二是把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奠定于劳动价值学说之上。因此，有些人称该理论是“价值运动理论学派”。但我们却做得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完善和艰苦的探索。总之，在会计领域，深深地体会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关于做三件比较有意义的事的情况。第一件事是在《财会通讯》2000年第1期的“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中，我被排在第4代代表人物中首位，在会计学科的学术地位得到了认可，没有让老师、家乡父老失望。第二件事是2000年评定全国重点学科时，我所在的会计学科获得全票通过，排名全国第一。而当时我是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也是国家评定重点学科专家组的召集人之一。我为厦门大学会计学科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三件事是我所指导的谢德仁的博士学位论文，在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百篇博士学位论文，实现了全国管理科学和厦门大学在百篇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中“零”的突破。

作为会计学园地里一名“老农”的我，生命尚在，我也有一个“持续在耕耘(经营)”的假设，即通过努力，我会把“流水账”继续记下去，并争取能有较好的收成(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