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正式公布；新的《预算法》、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也在已于不久前颁布。有媒体评价，“《改革方案》的正式发布，意味着政府会计改革迈出了开启实质性操作的第一步。”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始了政府会计的研究，诞生了一位政府会计领域的大家。他设计了我国第一套现代政府会计制度，写出了第一本政府会计专著《中国政府会计论》。他就是我国的早期会计学家雍家源先生。

2015年7月23日，我们在上海拜访了雍家源的儿子雍小楼先生。他向我们展示了这本在现代会计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政府会计论》一书。“国民政府时期，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胡适、蔡元培等五十一位知名学者。雍家源的《中国政府会计论》就是其中一本，现已由立信会计出版社于2015年再版。”

雍小楼还拿给我们一本他父亲的手写自传。通过雍小楼的讲述和这本自传，我们穿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得以了解雍家源是如何在建国前战火纷飞，以及建国初期运动频繁，华夏大地几乎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年代，坚持自己心爱的会计教学与研究，并取得斐然成就的。

同学少年

1898年2月1日，雍家源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中。他的祖父雍忠贵是佃农出身，父亲雍邦清则自幼到南京城里学织缎子。雍家源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成为一个小手工业主，家里有缎机四台，生活境况已经好了很多。

明清时期，南京的织造很发达，产品不但供给北京做贡品，还远销到蒙古、西藏等地区。但到了雍家源这一代，由于海外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展，棉织品进入中国市场，丝织品的市场开始衰退。当时很多人觉得织段子已经没什么前途。

雍家源的母亲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她觉得家里还是应该要有人读书，将来才有前途。在母亲的支持下，雍家源走上了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不一样的道路，成为“读书人”。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回忆道，“由于我母亲每晚摇纺车，总是到十一二点钟才睡，我就在灯旁读书。母亲的辛勤操作给我非常大的鼓舞，虽读到半夜也不感觉疲倦。”

雍家源读的最后一个私塾是骆氏私塾。骆老夫子学问很好，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雍家源不但自己书读得好，而且还是其他年纪小的学弟学妹们的“小先生”，因此深得骆老夫子的喜欢。骆老夫子并非一个只知道教古书的旧式文人，用雍家源的话说，他“具有相当的投机眼光”。他对雍家源的父亲说：“可惜科举已停止了。你的孩子只有改学洋文才有前途。”

“在《南京条约》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传播进来。在南京，有很多教会学校，其中有一个青年会中学。当时我爷爷不要他去这里读，觉得不如到百货店做学徒，学习经商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奶奶主张还是应该读书，读洋学堂。所以我父亲后来进了青年会中学。”雍小楼介绍当时的背景。

雍家源在青年会中学的功课很好，每一门都是优秀，老师们都很喜欢他。1915年冬，他被保送到金陵大学。

当时的金陵大学，学制五年，前两年不分专业。有老师介绍雍家源读西洋文学，认为即使将来没什么工作好做，还可以在学校教书。但雍家源最后还是决定读经济方面的专业。

金陵大学是和中央大学齐名的为数不多的好大学。雍家源是当时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他不但成绩优秀，而且擅长英文辩论。“当时，上海有圣约翰大学，杭州有之江大学，苏州有个东吴大学，南京就是金陵大学，他们几个大学常常碰在一起举行英语辩论会。我父亲参加过两届，两次都得了银杯。他坐火车回到南京下关，很多金陵大学学生到火车站迎接他，把他抛起来，高兴啊，因为他为学校争得光荣。”雍小楼很自豪地谈起父亲这段“光辉往事”，特意指出银杯并不是表示是亚军，而是第一名。

大学毕业后，在四个好朋友的互助下，得力于金陵大学原校长包文的推荐，1923年8月，雍家源到美国西北大学留学。他决定改学银行，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像陈光甫那样的金融资本家。毕业后，他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在当地的银行找了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仍到西北大学听课学习。直到1928年6月，他启程回国。

宦海浮沉

雍家源回国后，正赶上国民政府成立南京审计院（后改为审计部），正在多方罗致会计专门人才。在同学的推荐下，他到南京审计院担任协审，负责审核政府各机关的报销。从此，一介书生踏入官场，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宦海沉浮。

在南京审计院仅仅工作了半年，雍家源就因得罪副院长茹欲立而导致加薪不成，于1929年2月份辞职，到上海中央大学区教育行政院工作。半年后，由于大学区制取消，雍家源转到中央大学商学院任教授兼会计系主任。

1930年春假，雍家源陪同应届毕业生到财政部会计司参观。时任财政部司长秦汾是他在中央大学区教育行政院时的旧同事。财政部正要成立会计委员会，改革政府会计制度，秦汾热情邀请雍家源来担任主任委员。而这之前，雍家源已经在当时很多著名的大学讲授过会计课程，有了相当的会计专业积累。

“我就答应了秦汾，由财政部致函中央大学商学院将我借调一年，我就这样进入了财政部。后因财政部要留我负责执行新制度，以及中央商学院内部人士闹纠纷，我就未再回到中央商学院了。”雍家源在自传中这样讲述这段和政府会计开始结缘的历史。

后来，他在财政部担任会计司科长，前后一共五年。这是特别忙碌的五年，他除设计了一套中国政府会计的方法，编写了《中国政府会计论》一书以外，还协助立法委员卫挺生草拟了各种财务法规，包括预算法、会计法、公库法、决算法等等。“实际上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有关这方面的法规他都参与了，很多都是由他主持的。”雍小楼说。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审计部要草拟新审计法，邀请雍家源加盟。这期间，除负责复审各机关的报销外，雍家源还负责草拟审计法，经审计会议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

抗日战争爆发，雍家源随审计部撤退到重庆后，兼第三厅厅长。期间，他和其他三位同事与审计部次长产生分歧。当时的审计部次长为了独揽大权，要自由调度审计，但雍家源和三位同事却主张审计调度须经审计会议通过，借以保障审计职权独立行使。一番斗争后，他们几个均被外调。雍家源被调任湖南省审计处长。

在湖南省审计处长任上五年，雍家源小心谨慎，恪守职责。因为是职司审计，所以特别提倡廉洁。“省干训团约我去讲演，我就以‘贪污与浪费’为题，强调戒绝贪污摒除浪费。省府分配我处及我个人的年终奖金，我也拒收。部派次长王藉田视察各省统计工作时，湘处成绩经常列第一。”雍家源自传中写道。

但是，1943年发生了一件事。“处内第三组主任赵迦德有受贿嫌疑，我亲自调查各种证据，向审计部进行检举。结果他被调部任用，毫无处分。”加上那时湖南临近前线，形势日趋不稳，雍家源乃借此事，坚决地要辞去职务。七次请辞，终获批准，雍家源才体会到什么是“无官一身轻”。

抗站胜利后，雍家源先是担任南京市政府会计处会计长，负责南京市总的会计和预算。1946年春天，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代表会议，雍家源一方面负责会议的会计财务工作，一方面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三个议案：一个是超然主计制度，一个是预算公开，一个是审计职权独立。

1948年底，由于不满当时的南京市长滕杰不重视预算纪律，雍家源辞任会计长，后曾担任粮食部会计长。粮食部改为田粮署后，又被安排担任交通部会计长。但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雍家源坚决拒绝这个职位，从此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宦海生涯。

学者归位

1949年三四月间，雍家源到上海开会，拜会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由于在这之前，雍家源曾经在复旦大学带过课，双方有着良好的关系，加上他在会计界的声望，章益热情欢迎他回到校园。而那个时候复旦大学会计系主任正空缺。于是，在宦海浮沉多年，身心疲惫的雍家源答应了章益的邀请。

当国民党撤离大陆，雍家源面临着是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的抉择。正好有朋友从解放区徐州回南京，告诉他解放军纪律严明，解放区社会秩序安定。这位朋友说，像你这样的一个学者，大可不必走。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雍家源最后决心留在大陆。

是的，他不过是一个学者。无论是在哪个政权的领导下，都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做好自己的学问。因此，在2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他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大学中上课。在当时所有有名的大学中，雍家源几乎都带过课。雍小楼这样评价父亲，“我父亲常常讲自己不过问政治，专门于学术方面。不管是做工作也好，教学也好，都是从这个角度。比如做工作，也是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作为教授，除了教材本身的内容，有些精神他一直是坚持的，比如他认为会计独立是这门课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还谈什么？大家官官相护还搞什么东西？”

上海解放后，雍家源成为建国后复旦大学第一届会计系主任。

雍小楼回忆说，“1951年夏天，他受邀到教育部参加会议。这让他很兴奋。他觉得，本来我是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工作，现在共产党还让我工作，也很重视我。他特别到布店里面扯了一些灰颜色的布，做了一套中山服，还有一顶当时流行的八角帽。”

1952年秋，经过院系调整，雍家源被调配到上海财经学院，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也有学生批判他。但这个阶段总的来说还算是和风细雨。

1956年底1957年初，开始大鸣大放。“开会时，有很多人很害怕，也有很多人提意见。我父亲胆子比较小一点，做事比较谨慎一点，尽管本来应该被评为二级教授，但却被评为三级教授，工资上要差不少，但他不发牢骚，他很满足，没意见。这也并不是故意装出来。他确实觉得党对自己蛮好的，是自己改造不够。所以到了后来反右开始，我父亲没事。”

大跃进期间，上海财经学院关停。雍小楼这样理解关掉的原因，“当时，全国上下政治挂帅，普遍把财经工作看作是简单的财务管理，甚至认为只要有中小学水平就可以做好经济工作，所以财经学院就被取消了。”

上海财经学院的很多人被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雍家源由于留过学，英文好，因此被调到历史研究所，主要做近代史关于太平天国洋枪队的英文资料翻译，累计翻译100余万字。

后来，上海财经学院恢复，凡是在经济研究所的人都回去了，但是，在历史研究所的雍家源再也没有回到上海财经学院。雍小楼说，“他为这个事情心里很难过。你想，搞了一辈子，他心爱的专业他不能再接触了。”那时候雍家源已经过60岁了。这个事情成为他晚年的一个遗憾，但却也因此让他躲过了一场劫难。

“财经学院那时遇到什么情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生就起来了要造反、要闹革命，首先目标是老师，然后又批判了财经学院是‘小台湾’。”雍家源的两个要好的同事，因为不堪被打被批斗，先后自杀。雍小楼感慨地说，“我父亲在那个时候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调回财经学院，真是因祸得福。如果到那里，学生肯定说你在旧财政部、审计部做过事。而研究所都是研究人员，尽管是知识分子，人到底比较客气，顶多批判批判，不像学生不客气，打得受不了。”

雍小楼最后这样评价父亲的一生：“我父亲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从学术方面，他做的贡献很大；从做官来讲，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所以是很太平的。我父亲对家庭儿女心肠很重。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对人很宽厚，守纪律，而且很讲信用、很厚道的人。他一生规规矩矩，所以经过很多事情，到了最后都能化险为夷。”

（本文根据雍家源儿子雍小楼的采访实录和雍家源写于1956年的手写稿自传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