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之后的第一天就遭遇了不快，先是我的leader带给我的直接冲击，她简直像是吉祥女的干妹子，说话做事刻薄猥琐，十分不大气（后来我才发现，该公司很多这样的leader都像是吉祥女的干妹子或干弟弟，这样的情景让我很敬佩，觉得她能从社会上招募到这样一批和她志同道合的同志，实属不易。）其次是点别的事情。我当时进来的时候被印度人告知这个职位相当重要（当然从offer上不太看得出来这一点，上面列示的薪水没比别人高多少，此外，offer上也没注明“该职位极为重要”的字样），但后来从同事们的态度上看，这个职位不但不重要，简直是相当讨人厌的一个职位，后来我反省自己，觉得幸亏当时学了一点韬光养晦，厚德载物，所以人缘还不错，自己本身不太招人讨厌，不然也许会被无数同事诅咒。如果该同事是来自川滇的苗裔，还可能会被下蛊什么的。公司给我配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这台电脑简直太老了，对于它的年龄，我绝对充满敬意，简直可以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我甚至怀疑此台电脑是用一台486改装的。后来和美国来的审计师一起做项目，简直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人家一张working paper 都快做完了，我才刚刚开机。我心理非常不平衡可是只能自己调节，心中暗自安慰自己这台电脑可以当在座所有同事电脑的祖宗；第二点是它连个电池都没有，这其实也不要紧，可是它连电源也没有，这就产生了一点技术问题。所以刚开始的一周我都是和两外一位同事合用一个电源。对那位同事的急公好义我至今心存感激，但是对这个破公司则有一肚子的愤懑。他们指望我冲锋陷阵，却只给我配了一把木枪。

开始的两周我过得都非常的狼狈。我们team里面所有的人全都在这个公司任职经年，所以对流程熟悉的程度简直和我不再一个层面上。我的领导在指导我工作的时候充分体现了审计师的独立性，没有什么指导，只是让我独立的去摸索，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她在耍我。现在我还记得在第一阶段工作完成之后，她很轻松的向我解释说，当时给我那么多的工作是想考察一下我的工作能力，看看我承受压力的能力强不强。我对这一点深表怀疑。遥想我若生于三国年间，身为一名小兵，却被派出去和关羽单挑，事后也可以解释为在考察我承受压力的能力，但是此时我很可能已经是一堆肉酱了。

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很多不愉快的细节我都不想再去回忆。他们都是我记忆中的一根根小小的毛刺，构成不了致命的伤害，但却会不时地刺痛我，让我意识到他们的曾经存在。我对于工作上的严格要求从来没有反对意见，但却对没有人情味的，苛刻的挑剔感到深深的厌倦。我们领导在工作中常常致电我，质疑我的却是：“你为什么那么爱用定冠词‘the’” 之类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常常无言以对，但沉默往往却被理解为无声的反抗，从而她的语气更加严厉：“说话，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常常心中热情的问候她的直系亲属，可是我不得不谦卑的说：“对不起，我下次改正。”我从来没觉得爱用定冠词也能成为我道歉的理由。但是面对严酷的生活，我还是选择了屈服。这是我毕业以后人生之于我的第二个教训，那就是选择工作的时候，你要跟随的领导其实是你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公司多么声名赫赫，如雷贯耳除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其实和自己的前途关系不大。就算你供职于天下第一的公司，你每天如沐春风还是战战兢兢的活着还是决定你去留的关键因素。（这个理论对于婚姻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看中国式离婚的作者王海鸰的访谈节目，她谈到婚姻的时候也是这个观点，那就是你配偶给你带来的虚荣心上的满足不能成为你维系婚姻的关键要素，她/他是否在个性上适合你才是最需考虑的一点。）

在火车驴拉的近一年是我在专业上的成熟期。谈到这点我要客观地感谢一下我的领导，如果不是她不近人情的重压，可能我的潜能也无从释放。在这里我还要抒发一点自己的人生感悟。这是我的亲身体会，那就是量变确实可以引起质变。我在大学时期苦练英语口语，每天坚持收听敌台--其实不是，就是那个很有名的VOA(美国之音)。开始的时候一听就困，简直百试不爽，后来我还推荐家祖听这个治疗老年性失眠。还好我做事比较有韧性，坚持了下来，积极地结果就是，在某一天，我忽然开了窍，觉得忽然之间，七七八八的能听懂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顿悟的喜悦。第二次就是在这里，Jason兄在的一段时间里还能罩着我，但他走了之后我简直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业务部门；领导有等于无，不要说无微不至的关心，她对我连基本的业务指导也没有；工作本身繁重枯燥；自己看不到任何未来。幸好当时还有很多朋友在我身边听我发牢骚。但是我后来发觉自己在这重重重压之下，居然没有崩溃，而且自己还能体会到专业上的长进。这是我第二次体会量变引起质变的喜悦，也是支持我没有半途而废，落荒而逃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