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克发说，《会计法》的出台是会计改革提升高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出台契机

1978年，是中国大地回暖的一年，但经历了十年“文革”冲击的会计司却仍迟迟没有恢复，其职能主要由当时的工交商贸财务司来执行。魏克发回忆说，直到1979年，会计司才得以恢复，当时还名为会计制度司。而会计司恢复之初，只有杨纪琬和他两个人，后来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人员才得以扩展。

会计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弄虚作假、打击报复的事层出不穷。而单位里的会计人员和法定负责人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会计人员地位低，不能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能，单位中的法定负责人则认为会计人员没有完全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样一来，在业务中，公与私、大局与小局之间经常出现矛盾。

会计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渗透在各行各业的业务中。直到1980年，建国30余年的时间内，我们对会计工做出的很多是一些业务性的规范和规章。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会计工作也在与时俱进，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会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仅仅从业务角度出发的规范和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对会计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国内对《会计法》的需求呼之欲出。

198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当年的代表中有一两位来自会计界。虽然时隔将近30年，一位名叫裘宗舜的代表至今仍让魏克发印象深刻，他来自当时的江西财经学院（现在的江西财经大学）。“这个人很关注会计界的事，提议为会计立法，以此来加强会计工作，也方便今后的经营和管理。”由裘宗舜提出的这个议案，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转交到各个部委。财政部的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为会计立法是必要和可行的，所以就由会计司来具体抓这个工作。当时的魏克发还是会计司的副司长，因为一路从实务的磨练中过来，魏克发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同时，他也认识到这个工作的艰巨性，但他还是自告奋勇地担当了制定《会计法》的主要负责人。

三易其稿

《会计法》从制定到1985年出台，中间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频繁的讨论，要求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宜太多，并要求参与《会计法》制定的人都必须要懂业务。因此，《会计法》的制定过程最多只有四个人参与。

魏克发说：“一开始，我们几个人都不 懂怎么写法，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做一些规章制度，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分析。一下要把业务的东西提升到法律的高度来写，这对于当时的我们还是有困难的。在草拟过程中，从不懂法、学法，再到写法，我们是在学习中一路摸索过来的。”魏克发等人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拿出了一个初稿。这一稿出来后，魏克发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召集了一些教授和学者进行讨论。当时，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以外，他们还从其他院校邀请了几位教授。看过了由“实务派”拿出的初稿，以教授和学者为代表的“学术派”意见很不相同，认为这一稿的业务性太强，没有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讨论了两个半天以后，魏克发认为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有独到之处的，所以决定在这一稿的基础上，由当时在座的专家和学者们进行修改。

一个星期以后，第二稿出来了。“与我们的初稿相比来看，这一稿确实有提高，但是与法律还隔得有些远。我对他们说，我们的初稿是从业务到业务，你们的是从理论到理论啊。”魏克发回忆说。

拿到第二稿后，以魏克发为首的拟定《会计法》小组的成员们开始研究分析。他们还找来其他法律，对法律条文的成文结构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在将理论和业务结合并上升到法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要算对会计核算部分的书写了。

以往的会计核算主要还是针对事业单位、机关行政单位，企业核算的部分是比较复杂的，而在《会计法》的制定过程中，企业核算的部分也是反复比较多、变化比较大的。经过多次的修改，在对业务和理论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会计法》在1984年终于开始了层层的讨论和审核。

首先是提交到财政部的办公会上讨论，当时财政部由王丙乾任部长。财政部的讨论对此没有什么大的修改，仅是对一些个别的地方做了改动。财政部讨论后，报国务院，由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负责主持讨论，各个部委的部长都被召集过来参与讨论。姚依林对《会计法》的制定非常重视，并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要求，今天只讨论有关《会计法》的部分。

在国务院讨论以后，综合各个部委的意见，会计司又对《会计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并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中，各代表有很多意见，但据魏克发介绍说，在对这些意见整理以后，“我们发现大家的意见很多不是直接针对《会计法》的，而是针对实际中的会计工作问题，尤其是会计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处理与单位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的关系上，《会计法》出台的必要性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