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荭, 袁晓玲）

会计特有的三柱结算公式及其蕴含的理财思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管理思想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作为当时社会进步的一种管理工具，其发展演变促进了管理思想和方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入-出=余”——“一柱”向“三柱”管理视角演变

 

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管理水平也非常落后，人们重视的是产品是否有结余，结余有多少，如何安排结存的数量以组织进一步的生产生活，所以，早期社会仅对一柱——“余”进行了核算管理，运用的是只记录管理“结余”的盘点结算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我国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周，“余”的种类和数量日益丰富，人们的文化水平和管理生产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出现了对“余”日常管理控制的需要，即将“余”划分为“入”和“出”两个方面分别来进行日常动态的管理控制。这一思想反映到会计结算方法上，就形成了“入-出=余”公式，出现了三柱结算法的运用。三柱结算法是根据“入-出=余”或“收-付（支）”的计算公式，结算财产物资的一种方法。由于其基本计算公式阐述了“收入”、“支出”和“结余”三大结算要素的关系，因此被称为“三柱式结算法”。

 

三柱式结算法的核心是三柱结算公式，其最基本的公式是“入-出=余”。该公式指出，结余是收支相抵的结果。因此，如果需要扩大结余数，获得更好的盈利，必须同时管理好收入和支出。西周时“入-出=余”公式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对“入”和“出”的分项管理，开始了多角度全面管理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不仅只是对“余”的事后管理，而且将会计管理活动进行了时间和空间序列的延伸——增加了对“入”和“出”的事中乃至事前管理。因此，可以说三柱结算法的出现是会计管理活动的一次飞跃，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们管理思想与能力提高的结果。

 

辩证法认为，应该从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中多角度地看问题。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总是不断探索不断深入的。三柱结算公式的发展和应用也是如此。“入-出=余”公式的出现，表明人们开始认识到“余”的管理必须与“入”和“出”的管理相结合，而真正实现多角度分项管理的思想则是在于三柱结算公式的移项运用。西汉时期，人们对单一的“余”的计算公式——“入一出=余”进行了突破性的公式移项，使得结算公式发生了下列变化：

 

出=入-余　　（1）

 

入=余+出　　（2）

 

显然，会计等式从来就不仅仅只是揭示数量关系，而更多的揭示了等式中各个要素之问的经济联系。三柱结算公式的各项不仅增加了数量计算的灵活性，更由于其从多角度揭示了收、支、余三者的经济联系和管理控制核心，反映出当时国家预算支出和征收税赋收入管理的理财思想的突破，也为后世理财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出=入-余”——“入”有限时“出”的管理控制

 

三柱结算基本公式的两种移项结果，在数学逻辑上是相同的，然而公式中蕴含的管理重心和管理视角的调整——由“余”管理延伸到“入”和“出”的管理，由一柱扩展到三柱，并进一步地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管理时，是否会有所侧重呢？从历史来看，对“出”的控制是首先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实践事实。这是因为我国一直都是农业经济，“人”在早期很大程度上靠天时决定，可控性较差。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入”的可控性逐步增强，人们才将“入”的管理控制提上日程。

 

“出”的管理控制思想在西周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先于“出”的计算公式产生。就在三柱结算法萌芽的西周，当时人们不仅认识到“余”的管理必须与“入”和“出”的管理相结合，而且提出了“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歉，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虽然没有史料证实当时是否能够根据这种认识，将其列成结算公式，但可以确定西周时期人们对“出”的管理控制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量出为人”的思想认识为后来三柱结算法的移项公式之一——“出=入-余”在西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若想有所得必先有所费，“予”或“出”的决策是理财决策中重要的一环。大多数“出”（投资）的决策涉及的资金支出数额较大甚至巨大，却对保持和提高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出”提供了未来“入”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压力，因为“出”的资金能否有保证和未来收益能否实现的风险必须由决策者承担，否则就会陷于财务困境的泥潭，最终的结果是破产，就国家而言，财务困境会激化社会矛盾，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对于封建社会国家来说，由于社会生产的有限性、迫切发展生产带来的支出欲望的无限l生、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和古代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使得“出”的决策行为很容易失控。中国历史上两个统一的短命王朝——秦、隋就是典型的“出”决策失败的案例。因此，后世的国家统治者通常引以为戒，并由此而加强了对“出”的控制和规划。

 

“出=入-余”这一公式对“出”的控制管理要点作了较好地阐释。其指出了支出的数量是由收入减去本期结余而计算得来，因此“出”的规模不能超过“入”的规模，还应保留一定的结余，即“出”必须以有限生产力下的“入”（国力）为基础，不能盲目地进行持续扩张的理财政策。西汉时期，这一公式的出现，表明人们在总结西周强盛和秦朝短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出”的重视和管理控制。此时，“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已经固定下来，成为整个我国封建王朝奉行的基本国计理财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