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我从上海敬业中学毕业，入上海市星火农场运输站（以下简称“星火运输站”）工作，直到1979年12月考入文革后刚复校的上海财经大学（以下简称“上财”）。虽然在星火运输站仅三年半的时间，和百万计在东北、内蒙、新疆、云南、江西、安徽等边远贫瘠地区长年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此段经历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仍是积极、深远的。

首先，对我体魄的影响。我1957年1月出生于上海老城厢的小业主家庭。原本家庭条件尚可，但1962年，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我们祖父或父亲先后去世。年仅38岁，没有工作的母亲只身一人，凭着菩萨般的善心，聪颖的脑子，顽强的毅力，勤劳的双手，靠白天寒冬酷暑下摆一个烟杂水果摊，晚上用冰凉刺骨的冷水中为他人洗衣服，抚养五个孩子和因在半年内接连丧夫丧子而哭瞎眼睛的我们的老祖母。那年，我国仍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在64年进小学后不久，我国又经历了十年文革。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家庭背景下，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进入星火运输队后，我先做了几个月木工，后主动申请到刚成立不久工作更艰苦的装卸队工作，直至1979年底考入上财。

装卸队的主要工作是从农场小河的运输船上将煤、化肥、水泥、黄沙、砖、石子、石块等各种生活、生产、基建物资卸到岸上，工作极其繁重艰难。一是每人每天靠双肩、一根扁担、两个筐，将重达十来吨的物资一担担挑到岸上，每担轻则近百斤，重则两三百斤。一担72块85砖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所负重量对现在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二是运输用的船较小的是水泥船，中等的是木制船，大的是可装货五十来吨的铁板船。这些铁板船舱深一人多高，从其中将物资挥到或提到甲板上的竹框中非常难，在炎热的夏天钻在这样的货舱中卸货更为艰难，往往是没干几分钟就汗如雨淋。同事们只能光着上身，下着短裤衩，轮流干活，休息时跳进河里凉凉身。当时又没有充足干净的饮用水，大家多半直接从河里勺水喝，而管不上河水是否已受污染而对身体有害。在正常情况下还可以，但有一年农场暴发腹泻病，装卸队有一半队友受感染而病倒。三是船与岸边仅靠一块三五十公分宽的木跳板连接，身负重担，在上下弹动，左右摇晃的跳板上急急来回非常不易，稍不留神，就掉进河中，下雨天或木板泥泞时更是如此。

1977年春天，和星火运输站装卸队的队友在上海烈士陵园合影

除工作繁重艰难外，当时农场的生活条件也非常差。装卸队的绝大多数同事开始时住的都是油毛毡和竹子等搭的临时房，冬天寒风刺骨，夏天酷暑难熬，更不用说难以计数恶蚊子的侵扰。吃的方面，当时农场可提供的主要是米饭和自产的各种蔬菜，数月才有一次鱼肉等荤食。好在正常情况下，农场饭和蔬菜的供应都相当充足，再加价格又非常低，每份菜一略一直是三分钱，所以，只要不乱花钱，开始时十几元，后来二三十元的收入，确实可使大家敞着胃吃。这对如此艰苦条件下正处发育期的我们这批娇生惯养的小青年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身体得到有效的新成代谢。

以上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在装卸队工作三年多，练就了自己坚强的体魄。离开农场已近四十年，自己很少生病，也极其有耐力来承受各种体能和精神上的压力。记得1980年在上财大二时同班五个同学在大热天去苏淅晥骑自行车游。没两三天三个同伴就退出了，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坚持到底，整整骑行了近20天，约两千公里路。自己从1979年底进上财到1989年在上财博士毕业，整整11年为中华之振兴而孜孜以求。当时学习非常紧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但自己仍能经受得起，有好几年冬天天天冷水洗澡，还在上海南市的家与上财间天天步行来回，单程约75分钟。

其次，对我为人的影响。和我们所处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小学和中学一直是红小兵、红卫兵干部，理想崇高，思想单纯，进取性强。农场广阔天地三年多的磨炼，使自己思想境界更为宽广，对社会的认知也更为全面，为人的基本风格也基本造就。这部分是在农场艰苦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和来自各方各年龄段的同事相处的结晶。在此，特别要提一下时任农场供销站党总支书记叶文彬对我的影响。叶文彬书记是我舅舅。自幼和我母亲在宁波慈溪一起长大。上世纪30年代末我们父母在上海结婚时，随我们母亲去上海求职。上世纪50年代初也曾和我们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59年，他毅然报名，只身一人加入到奉贤县海淀农场（1969年改名为星火农场）创立者的行列。1962年我们父亲去世后，我们母亲经常带着幼小的我去探望家住上海南市宝带弄的舅妈及其三个也处幼年的孩子。我们母亲和舅妈一个丈夫已去世，一个丈夫在农场战天斗地。她俩当时都才三四十岁，亲如姐妹，互相安慰、互相照顾。我们父亲去世后，尤其是文革中，我们家生活极其困难，全家六七人每日总开销经常一元不到。文彬舅每当去上海市区出差，总来探望艰难谋生的我们的母亲及五个孩子。每次总带上一瓶鱼肝油丸，以让我们母亲得到必要的营养。那一幕幕历史和在极其困难时来自舅舅舅妈等亲人的关爱永远铭刻在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的脑海中，感激之情永难泯灭。

2007年5月，我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任职前和文彬舅夫妇、我们母亲等在上海欢聚

文彬舅在农场数十年，一直是公认的模范干部。他总带着付眼镜，中山装上衣口袋中一直别着支钢笔，写一手好字和好文章，说话总是温文尔雅，一付文人相。他一生大公无私，对自己和家人总是严格要求，不求名利；对公家则是无私奉献，不图回报。他待人总是那么真诚朴实，助人为乐，处处为他人着想。他一辈子艰苦朴素，身上没一套高贵的服装，家中没一款高贵的家具。他是人民公朴的典范。自己数十年一直以舅舅为楷模，为学、为师、为官，因此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美好的名声。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当时我们装卸队卸的货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文彬舅领导下的农场供销站的。由于队友们实在太累，再说总想早点完工了事，船岸之间散下好多煤炭、化肥等是常有的事。因此，我们总能看到身体瘦弱的文彬舅只身一人，站在斜坡上，一铲铲将物资等收集起来，以尽可能减少损失。作为时任装卸队队长的我至今仍因此而对文彬舅有一种愧疚感。

第三，对我做官的影响。星火运输站是我由学校走上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三年半中与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工种的同事朝夕相处，初步学到了一些如何与同事相处的基本道理与技能。到运输站不久我即任装卸队负责人，直到离开农场去上财。期间，下带着数十上百的小青年，上受站班子成员领导。记得，刚到运输站时，党总支书记是叶典章，不久后接任党总支书记的是来自农业连队的顾荣根。班子成员还有一直负责财务后勤等的王品福，一直负责车队的王进修，以及由奉贤县下放的褚超仁等老干部。虽年轻但大我多岁且在农场时间更长的干部中有来自车队的吴振良、来自农业连队的刘春华，以及来自制药厂的杨荣华。叶典章是来自北方的军转民干部，待人和蔼可亲，领导作风温情公道。王品福曾是文彬舅在供销站的老同事，为人厚道，处事稳健，工作细心。王进修和吴振良潇洒翩翩，为人爽直，处事麻利。刘春华是才华横溢、颇有思想，沉着果断的年轻干部。杨荣华也颇有思想，又是较愿意和人交流人生心得者。

1976年秋天，和星火运输站刘春华、吴振良在上海烈士陵园合影

如前所述，到运输站不久，站领导就叫我担任装卸队的负责人。但老实说，除了一腔战天斗地的热情和朴素的感情外，我并无生产和组织生产的工作经验。工友们虽说还算听话，但不协调甚至争吵的事也时有发生。上任后不久，刘春华、焦子霖从农业连队调到运输站。刘春华成了站里分管装卸队的领导，焦子霖也充实到装卸队的领导班子中。他俩已在农业连队工作好多年，体力活是一把好手，更重要的是组织领导能力都非常强。我是一个从不喜欢也不善于争权夺利者，在如此高人面前，我甘拜下风，以后装卸队的领导工作主要是听他们的，我们也配合得非常好。刘春华到运输站时还兼任团总支书记。我离开运输站前，也接任过一段时间团总支书记的职务，仍在刘春华领导下工作。在为官方面，我从刘春华和焦子霖身上获益良好。他们俩人对我的这份情谊与帮助，我也一直铭刻在心。

1986年秋天，和运输站团总支成员在站门口合影（由左至右：卢浓珍，李启光，焦子霖，张伟达，刘春华，本人，袁维佳）

在星火运输站的所有领导干部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党总支书记顾荣根。他是一个领导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观察问题非常敏锐，足智多谋，决策果断，说话也非常有号召力与震慑力。他是我以后为官的典范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初，一直爱学习的我也萌发了参加高考的念头。于是，我去向顾书记请示是否允许。他二话没说，明确表示支持。其后，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复习，高温天我们去奉贤县城南桥参加高考。幸运的是我顺利通过，被上财录取。那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有610万人，录取40.2万人，录取率仅7%。

我国恢复高考后前三届录取的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都是文革起错过入大学机会的历届生；他们中大多数都生在50年代，经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较成熟，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激情较强烈，社会责任感都非常强，也善于根据中国国情探寻解决现实中各种问题的方案。高考改变了这批人的命运，而这批人也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各方面迅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就我个人而言，若不是顾荣根书记的明确支持，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对社会的贡献将截然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说，我非常感激、怀念这位老领导。

不仅如此，顾书记的这一决定也影响了我以后数十年为官的道路。1989年我从上财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即开始担任上财会计系副主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又被调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以后又兼任其会计部主任、国际部主任，直到2007年去英国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自己为官时始终坚持顾书记的理念与做法，即有下属申请离开，谋求新的发展时，绝不以各种理由拦人。不仅如此，还总是耐心地帮助他人分析各种因素，找到对国家、个人、家庭最有利的人生道路。记得2007年6月自己离开证监会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前，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找我谈话，问我对证监会工作有何建议。我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干部若提出要走，绝不要拦。除前述理由外，从证监会的工作需要出发，我还特别提到了两个理由：一是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必须由懂市场的人来领导，让有若干年政府工作经验的人下海，以后再招聘回证监会，有利于领导这一市场。二是监管机构收入远较市场中的机构低，将干部长期留在政府机关难免腐败问题。

1991年4月，在上财博士毕业并开始任会计系副主任不久的我去英国访问时在马克思墓前留影

最后，对我选择职业的影响。我们青少年以至在农场工作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和那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曾有狂热的革命热情，战天斗地的干劲，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也曾有扎根农场一辈子的念头。但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自己也在反思新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冷静思考在农场三年来的经历，感觉搞政治工作多了，抓经济建设少了；搞阶级斗争多了，改善人民生活少了；鼓足劲蛮干的多了，按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办事的少了。因此，自己逐渐萌生了走专业化道路的想法。1978年12月离开运输站去上财前，时任运输站工会主席杨荣华与我彻夜长谈了一次，根据国家在过去走过的道路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根据我个人的特征，他也建议我不要再做政工干部，而应走专业化道路。自己的初步想法和他的建议不谋而合，成了以后我人生道路的基本导向：即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崇高的道德情操、朴素的生活和待人作风、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的同时，追求学术和技术的卓越，争取以专业报效祖国。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以一技之长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离开星火农场，还没进上财，时任上财团委书记就跑到我家说：看了您的简历，知道您有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是否愿意出来做一些团的工作。自己婉言谢绝。进上财后，自己一直过着书呆子式的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整化了11年，持续在上财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成为上财会计系培养的第二个博士，也是上财在1978年复校后入学的本科生中第一个最终取得博士学位者。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在上财任教，迅速成为上财新一代学术尖子。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成为上财第一个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1991年起开始任上财会计系副主任、主任，1992年成为上财最年轻的正教授（当年自己35岁），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当年自己36岁），1995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其间，1986至1987年去澳大利亚留学，没考虑留在他国；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波波下海潮期间，也没考虑为赚钱而放弃专业追求。

2006年4月，陪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参观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1997年1月自己因在各方面的优良条件被调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负责证券市场财务信息披露和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机构和人士的监管，由一个纯学者突转到京城敏感政府机关的官员。以后还兼任证监会会计部主任、国际部主任，成为中央部委中少有的一人同时担任三个局级干部职务者。在证监会十年期间，自己仍兼任上财和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因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贡献，自己在2005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成为证监会系统第一个获此殊荣者。

经全球遴选，财政部推荐，证监会批准，2007年7月起自己开始担任办公地点在伦敦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全职委员，在全英文的环境下，参与对企业发展、金融市场、国民经济都至关重要的国际会计游戏规则的制定工作，为中国第一个担任此职者，也是亚洲第二个担任此职者。2017年6月自己结束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十年任期，回国在上财、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在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担任指导专家，继续为国家教书育人，在专业上为国家相关部委作贡献。

2012年，自己在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自己是一个专家型的人才。四十年来先后在上财、清华大学、中国证监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从事专业工作。若说此间自己有所成就的话，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此前在星火运输站三年多的经历。由鉴于此，在星火农场创立50周年喜庆之际，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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