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治学勤奋、寻求科学真理锲而不舍的学者。我和先生交往不多，但他这一高大形象，却深印在我脑海之中。今读其专著《顾准文集》而益信。陈敏之先生既以此书见赠，又函嘱提供一些我们间交往的琐事，俾便他撰写《顾准传略》；于是就记忆所及，摭拾一二，草成此文，以寄怀念之忱。

我之结识先生，为时较早。本世纪30年代初，我在国立上海商学院求学，曾于暑期由学校安排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实习期间，有几次与先生分在一个小组，奔赴客户处查帐。他颀长的身材，双目炯炯有光，动作敏捷，查帐很熟练。但我其时只是一名学生实习员，初次的接触，他未必记得。

50年代初期，上海刚解放。在上海教育工作者工会下面，设有一个高校会计教师学习组，几乎网罗了上海各大学的全部会计教师，经常举行集会，成为大家交流的中心。先生其时出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任税务局长。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而与会计深有渊源，自然为会计教师们所瞩目。先生曾应邀到会作了一次报告，畅谈会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听报告后，分组进行了讨论，一致予以好评。不少教师从报告得到鼓辩对本身工作岗位的前途树立了信心。

60年代初，我应财政部邀请，参加了由部组织领导的《会计原理》教材编写四人小组，四人一同住入财政部招待所，过集体生活，为时半年。其时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其办公室与招待所相距不远。这个时期，我们曾多次相互走访。当时我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以会计研究为主要任务；但开展研究，颇多困难。所以我们两人的交谈，主要是就怎样开展会计研究交换了看法。我从交谈中得知，他正对会计的若干基本问题，作系统性的研究。他举出了一些初步的构思，征询我的看法。

1962年前后，有某银行职工谢某在社会上大量分发其自费印的“内部研究报告”，否定借贷记帐法，建议财政部废除借贷法，改为采用他创造的“科学”记帐法。为此，财政部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听取谢的口头说明，公开征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教材编写四人小组成员也都参加了研讨会，先生也出席了。于是我有了进一步接触先生会计学术思想的机会。

先生在会上与我相邻而坐，屡次向我递条子，提出会计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即便是朋友间提问的条子，他的措词也是写得生动、风趣而又尖锐的。我感到，他把握问题重点的能力较强。谈论得最多的是资金和资金运动，因为其时资金运动论在我国学术界占有优势地位。先生的思维非常活跃，富有启发性。有一次在讨论资金时，他突然提出常见于西方会计的资金来源与运用表，追究该表所列的资金，在概念上是否与资金运动中的资金概念相等；倘有区别，区别何在等问题。这张表，在我国当时的会计实践中，早已销声匿迹，一般实务工作者未必面I临过这样的问题。而先生津津乐道，兴致勃勃地与我探讨，足证他治会计学功力之厚实。

据我回忆，顾准先生对于资金的性质和涵义，首先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加以考察的；然后进入微观经济领域，形成关于资金的概念。所以，他的思路和当时大多数会计学者之纯从微观经济出发不同。这不仅跟他当过财政部门的主管(纵然为时不久)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出于他治学态度的严肃认真。

同时，他谈到资金，还频频联系“基金”和我探讨，探究会计学里何以需要两个概念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等问题。总之，先生对手上研究的问题，绝不轻易放过，草率下结论，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而后已，说明他具备一个研究人员所应有的优秀素质。

1958—1959年我国出现“大跃进”运动，相应地产生了财会工作的大跃进。我受命组织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调查组，到北京、天津、长春等地作为期两个半月的实地调查，以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调查结束后，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先生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曾不止一次向我商借翻阅，并就报告之内容向我提问。嗣后，先生趁他来上海调查研究之机，多次上潘兆申教授家中，或来我家进行三人间的讨论。这种讨论，事前不定主题，兴之所至，自由展开，既有争论，也有相互补充，各自不存戒心，没有顾虑，颇多启发，颇能得益。

大概是1965年或1966年上半年，先生写出了他对会计学的初步研究成果，命名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打字油印，厚厚一大册。承先生不弃，寄我一册要求提出意见。可惜不久十年动乱开始，很想仔细阅读的一厚册，我仅粗略翻阅一过，在那个时候，更不可能同他交换意见了。此稿于“文革”后的1982年正式出版，这也是先生在其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最后为会计理论界作出的宝贵贡献。

顾准先生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是我们理论界学习的榜样。

原摘《上海会计》1995年第6期

娄尔行先生手稿，引自一根葱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