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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伯林教授:忆杨佑之老师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   发布时间:2015-03-18  作者:毛伯林   编辑:qiaobo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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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佑之老师(1893—1971)(享年78岁),湖南长沙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商科,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审计学家、统计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历任民建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成都市人民代表、四川省劳动模范,部聘教授。他应邀参加过中共中央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今年(2015年)是光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90周年校庆,也是杨佑之老师122岁诞辰。我们在这里追忆他的往事,追忆他伟大的一生,学习、继承、发场他的精神,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乞怜借贷难济事 勤工俭学出英才

杨佑之老师的幼年,家境清贫,出生不到四个月母亲就病逝,生活极其艰苦,每到开学尤其紧张,不是通过乞怜借贷凑足学费,就是请求校方缓交学校各费。13岁那年就因欠费无法偿付被勒令退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商科,大学阶段虽然没有中断,主要靠自己含辛茹苦、半工半读渡过的。

正因他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特别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学业精进,成绩优异,深受经济学泰斗马寅初教授喜爱。在马寅初教授悉心指导下,思想、学业均有广博、精深的大发展。1919年大学毕业,经马寅初教授推荐到北京尚志商业专科学校和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从此“开启了教育之旅程”。1928年至1935,他相继到北京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北京朝阳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京大学商学院担任教授。

有北京大学的学习做基础,再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锻炼之后,这个清贫的穷困青年,已经成为大学教坛上非常称职,深受学生欢迎的一代英才。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勤工俭学出英才

二、“五四”风暴受洗礼 强国富民铭胸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由北京波及全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入上海,运动的性质,由反帝爱国,进一步竖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封建文学。杨佑之这位热血沸腾的青年,在这场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受到了最深刻的革命教育,确定一生走上了革命的征程。

的确,杨佑之老师确实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证实了他曾经发出的誓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大字真是斩钉截铁,铿锵有声。

三、德育崇尚“清”“慎”“廉”身体力行不懈怠

杨佑之老师对学生非常重视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培育、全面发展,特别注意把德育放在首位。记得在第一学期第一门专业课《初级会计学》的第一节课的课堂上,他就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大学生,一个会计人员,首先要品行好,‘人无德不立’嘛!一个合格的会计人员,必须以‘清’‘慎’‘廉’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没有德,会计知识,会计能力再多、再好、再精都没有用,只能是个‘废品’,‘次品’!”

“清”,就是要我们清清白白,碧玉无瑕,纯正朴实,一尘莫染。

“慎”,就是要求我们谨慎持重,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不论人前人后,对人处事,均不越规矩。

“廉”,就是要我们廉洁知耻,品行端正,重气节,不苟取,不妄法。

老师的这些淳淳教导,过了几十年,现在仍记忆犹新。

老师对学生的教导,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1943年,他创立杨佑之会计师事务所。他在接受委托办理查账业务时,总是客观公正、秉公办事、不循私情。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都自来水公司,背境复杂,管理混乱,账目不清,这不仅涉及到许多投资者的利益,也关系到成都市全体人民的利益,这笔帐能否查清,就成为当时社会各个方面关注的经济大案。他接受委托后,排除一切干扰,拒绝一切贿赂,充分运用了会计方面的渊博知识,带领助手,经过艰苦、细致、复杂的工作,将这笔糊涂账,查得一清二楚。

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学里,作为系主任,他特别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为切实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常常利用新生的入学教育、毕业分配教育、系主任定期向全系学生作报告和参加有关活动的机会,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热爱专业、重视时势政策、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以及遵纪守法的教育等等,成效显著。

四、传播科学有高招 部颁教授显奇才

1936年,四川大学任鸿隽校长聘请杨佑之教授来成都讲学,此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先后担任过几个院校(四川大学、铭贤学院、成华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成都会计专科学校)的教授、四川大学经济系主任、成都会计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杨佑之老师对待教育事业,认真负责,讲授课程非常广泛。他开设的课程有:《初等会计》、《会计学》、《高等统计学》、《审计学》、《会计专题讲座》、《统计学纲要》、《高等会计学》、《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经济学原理》、《国际公法》、《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以及《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等等。他是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高等统计》的第一人,学生大开眼界,十分崇拜。

由于老师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渊博的专业知识,讲授的内容丰富,层次清楚,语言生动、分析透辟,经他出神入化的讲解,一些枯燥无味的教材也变得兴味盎然、妙超横生。特别是他注意将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使课堂讲授具有很强烈的艺术魅力。著名教授肖公权对他的侄儿肖瑞宁说:“你能听到杨佑之教授的课,是你的幸运”。肖瑞宁回忆当时情况说:“佑之老师上课不带讲稿,在黑板上写出讲授主题后就开讲,滔滔不绝,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有时还插入典故,不但易懂,还使人记忆深刻,久久难忘。”

杨佑之老师来蓉仅仅三年,深受学生仰慕和敬重,被誉为文科的几个权威之一,与谢无量、蒙文通、肖公权、马哲民、罗忠恕、何鲁、赵人隽、彭迪先、黄宪章齐名。另外,杨佑之老师还与化工专家、国际皮革权威张铨教授,文字专家吕叔湘、闻在宥教授过从密切,常有交流。

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凡大学任教10年以上,声誉卓著,对所在学科具有特殊贡献者,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可成为“部聘教授”(或称“部颁教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教育界的最高荣誉,有“教授中之教授”的美称。 1941年,第一批30名;1943年,第二批15名,全国总共45名,此后再没有颁发过。当时的“部颁教授”有武汉大学周鲠生,重庆大学何鲁,浙江大学苏步青、西南联大吴有训,中央大学李四光,中山大学何杰,交通大学茅以升,中央大学徐悲鸿等等。杨佑之老师是第二批入选。他作为四川大学的唯一代表,同时也是会计学界的唯一代表,与上述著名教授并列,真不容易啊!

五、笔耕勤奋著述丰 思想观点多异采

杨佑之老师,一生勤勉,刻苦钻研,就是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政治经济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之余,他总是不断地探索新课题,总是不断地总结教学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总是不停息地著书立说。因此,在会计领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佑之老师的著述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十分精湛。现在我们能找到的著作有:《会计学》(兴华印刷所1938年)、《会计学纲要》(1939年)、《高级统计学》(1943年)、《统计与制图》(1943年)、《审计学》(194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新税制财务行政制度争议》(《财务月刊》1940年第3、4期)、《统计学之地位》(《四川统计简讯》1940年第11、12期)、《省县银行之联系》(《中国行政》1941年第3期)、《四川管理物价之经过与展望》(《四川经济重刊》1943年第1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相继编著了《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1964年)、《现代资产阶级学说批判》(1964年)和《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与《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还撰写了《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财经科学》1959年第4期)等。

其中,《会计学》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在会计界仍具有较大的影响。陈元芳教授说该书“集一般原理与具体方法之大成”,特别针对已面世的会计著作均忽视理论的研究与介绍,让世人误视会计为“雕虫小技”,该书“独树一帜”适当增加了理论阐述和历史介绍,并强调和呼吁“会计学者必须担当起会计理论研究与传播的社会责任来”。足见老师“对学术探讨之深入,问题思考的仔细,学术研究之成熟”。

他的《强调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文,发表在1959年。当时社会上出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出现否定会计,提出“以表代帐”、“门框架”、“无账会计”、取消商品交换等。在这个背景下,老师以清醒的政治头脑,敏感的学术思想,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强调规律的客观性,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核算的重要性,揭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经济核算”的内在关系,他说:价值既是会计核算的对象,也是会计方法的主要特点,只有利用价值尺度,通过价值这个侧面,才能对商品经济进行核算和管理。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六、认真负责严要求 关爱情谊深似海

杨佑之老师对待任何工作,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杨佑之老师任四川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学校从成都搬迁到了峨眉山伏虎寺。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每天上课都得步行十几里,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有一次,一夜大雪,上课时大雪封山、寒气逼人,学生在教室里手足都冻僵了,大家说今天老师恐怕不会来了,出呼意外,话音刚落,老师已经来到了学生们的面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佑之老师回到成都,几所大学竞相争聘教授授课,老师谢绝不了,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交通不便,他就经常步行在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成华大学几所大学之间,从东门到南门,再到西门,有时一天得步行二、三十里,真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如此劳累,但从不迟到。

老师在教学工作中,无论是批改作业或者指导毕业论文,总是字斟句酌,用工整的楷书详批详改,或者提出问题、建议、意见供学生思考和研讨,教学态度,一贯严肃认真。考卷的评分,他从不草率从事、马马虎虎,更不许可用高分去讨好学生。

老师在主持会计系工作期间,对待系里的工作人员,无不严格要求,凡是他交办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质保量并按时完成。记得一次学校决定恢复“早操”,并提出这项工作各系应有专人负责:首先检查学生寝室的起床情况;再按班级检查实到人数。他虽然已经安排了系秘书负责这项工作,并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实施方案,也总是天不见亮就起床,毫不顾及冬天早晨的寒冷,亲自去巡视和检查。这种事必躬亲、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主要是来自对党决定的无比重视,特别是来自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无比忠诚。

解放初期,军管会任命他为华西大学经济系主任,校总务长和接管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从外国人手中接收华西协和大学。这项工作非常复杂,但他胸有成竹。他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把原华西协和合大学的房产、设备、实验仪器、历史档案、文物资料和科研成果等等造具清册,他作为中方代表与外方(教会)签字后顺利完成了接收接管任务。杨佑之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成绩卓著,受到了西南局高教部的表彰,并续聘他为华西大学总务长和经济系主任。

杨佑之老师对同志、老师、下属也非常关爱,情真谊切,难能可贵。记得有一天,他听说有一位老师刚出院,在家疗养。当时,天已经黑了,他等不得到第二天,硬要马上前去看望。在寒风夹冷雨的天气里,校园一片漆黑,这位高龄、慈祥的系主任,在他看望病人返回住地的途中,竟不幸跌入绿杨田荘的小河里,全身湿透。系里的同志们忆及此事,莫不肃然起敬。

真是:关爱群众深且切!暖人心肝与肺腑!

七、爱生如子情至深 倾囊倒箧不惜财

杨佑之老师一生俭朴,不嗜烟酒,但他对自己的学生(特别是穷困学生),关怀备至,绝不吝啬,只要是学生经济上有困难,或者就业无门,他总是急人所急,想方设法给予解决。他不是解囊相助,就是给学生介绍工作或安排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解除学生的危难。

1941年,大学二年级学生梁美芬、梁玉芬姊妹系从战区流亡到成都就读的学生,开初家里还能寄点钱来,不久就断了音讯,辍学在即。杨老师得知此事,立即介绍她们一个去印刷厂当会计,一个做家教。姐妹俩得以顺利毕业。学生梁美芬、谢大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生活极其困难,老师想方设法给她们找到了工作,得以养家糊口,免去了煎熬;后来又因裁员再度失业,老师再次给介绍工作,渡过了生活难关。梁美芬没有辜负老师的栽培,1958年被评为财贸系统四川省劳动模范。

1951年,学生肖德愚经济困难,准备辍学参军。当她去向老师告别时,老师说“不行,不行”!他不能允许一名高才生因经济困难就离开学校,老师非常关心地说:“给您安排个助理助教的工作,每月10元钱的工资,半工半读,把最后一年读满”。这个学生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到中国人大学攻读研究生,回校后掌握了三个专业的知识,成为了一个称职的人民教师。

学生罗XX,只差一年大学毕业,由于学费高昂,无法报到注册,被拒之校门之外,焦急万分。老师得知此事,立即出面作保,暂缓交费,才得按时入学,完成了学业。

学生伍XX,系早期毕业生,1957年打成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西昌劳动改造,家中留下瘫痪卧床的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子女,生活极度困难。老师不顾一切风险,经常送钱送粮上门,使一家人渡过了难关。经过摘帽、平反、恢复了工作后,这位学生成为四川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教授和著名的法律专家、权威。

学生黄XX,一时找不到工作,经济非常困难带上妻子,拖儿携女一家人来到成都住在老师家中,管吃管住,免去了饥寒,直到老师为他找到工作。

1960年的春节,外省来川就读的学生都没有回家,老师把这些学生邀请到家一起团年,他和师母亲自下厨做菜做饭,在小院里摆上桌凳,一边上菜、一边说:“大家多吃点,桌上的回锅肉、红烧肉、粉蒸肉、凉拌鸡……都是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多吃点!多吃点!”学生平时没有机会吃到这些可口的东西,“真的都放开了吃”,老师看到桌上的菜吃光了,端一碗又一碗,老师非常高兴地说:“我做得多,能吃就多吃点!学生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这顿团年饭,不仅吃得好,而且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真实感受到老师对学生慈父般的疼爱”。

老师啊,老师!“您关爱学生之情谊,至真至切!只有我们当学生的心里明白,您这一生为了解除、解救学生的危难,您不顾一切,即使倾囊倒箧,顶风冒险……再所不惜,您的深情厚谊,我们当学生的才能感受得到”。

真可谓:

“恩师情谊深似海,慈父容颜铭心肝!”

八、赤心一片为革命 报国跟党千万载

杨佑之老师的青年时代,就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反帝爱国、民主科学、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学的教育。他一贯思想进步,向往革命。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他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非常热忱、旗帜鲜明。

杨佑之老师在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期间,有人邀请他参加国民党和民社党,他都当即谢绝。

1939年,广大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反动政府为了控制局势,委派大特务头子程天放任四川大学校长,他旗帜鲜明地与知名教授们一起,联名发表抗议声明,并愤然集体辞职,离开了四川大学。

1940年,他不顾自身安危,支持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学生中的领导人沈荫家、曾俊修被反动政府抓捕后,他想方设法,多方营救。在沈、曾二人获释后,又据理力争,为他们争取复学,继续学习,完成学业。

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经济系学生文宝瑛,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思想进步,被反动政府视为“内部奸伪份子”,密令实行抓捕,老师得到消息后,悄悄把学生隐藏在自己的家中,随后又悄悄地把这个学生转移出去,免去了一场灾难。

1948年,全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风暴。杨佑之老师常常以系主任名义,邀请进步教授彭迪先、黄宪章给经济系讲课或演讲:“给金元券算命”、“第三次世界大战能爆发吗?”等等抨击腐败政府,教育激励师生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热情。

作为慈祥、开明、进步的父亲,积极支持两个儿子对革命道路的自我选择:就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电机系的大儿子杨远馨(罗甫),在昆明参加进步组织,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又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革命活动,后转移到延安,去苏联学习、工作。1950年,成都解放后,因空军急需技术人才,他毅然支持次子杨贻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老师的鲜明态度是积极支持,不拉后腿!真不愧为开明、进步、革命的慈祥父亲。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学校,杨佑之老师任会计系主任。后改为成都大学后,他又一直担任核算经济系、计划经济系、会计统计系、会计系主任,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党制定的系列方针政策。在四川财经学院党委的领导下,这位会计学界的权威、专家、教授向党的支部表示了他的决心,他用工整的楷书一笔不苟、全神贯注地向中国共产党写完并呈上了“入党申请书”,表示愿意接受党的考查、考验,把“入党”作为他革命一生的最终夙愿。

回顾杨佑之老师这78年走过的道路,确是要求进步、追求革命、踏踏实实,践行革命的一生;清白、谨慎、廉洁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的一生;受学生们衷心爱戴、敬仰、崇拜的一生;被党和政府从始到终百般信赖、重用的一生。

老师啊、老师!您这78年的光辉历程,真不容易啊!

不幸的是,在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年代,插白旗、反右倾、批反动学术权威、批会计祖师爷,抄家、批斗,受尽折磨、受尽冤屈、受尽凌辱……最后含着对党无限信赖,盼望“作个结论”、 “还我清白”的遗愿,于1971年9月10日与世长辞。巨星殒落,痛哉、悲哉、哀哉!

可幸的是,四人帮被打倒,“文革”被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革命的航向,党有了希望,国家有了希望,中国大地焕然一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日新月异。

1977年的复校前夕,学校党、政领导给杨佑之老师举行了一个隆重、热烈的追悼会,平反、昭雪,洗去了冤屈,恢复了名誉,还了老师的一个清白。

敬爱的老师,该瞑目、该含笑九泉了吧!

学生们向您由衷地致敬!向您深深地鞠躬!

正是:

“桃李门前师植育;松梅江上众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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