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6月18日上海市审计局成立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三十二个春秋了。但即便是在三十二年后的今天，你依然能从赵洪元身上感受到那种身为新中国第一代审计人所具有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赵洪元的岗位几经变换。不管身在何位，这位审计老兵一直保持着冲锋的姿态，不断地在进行着创新的尝试和探索。

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赵洪元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给我们讲述自己曾经在梅山、宝钢，以及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上海审计局经历过的那些“会战”，语调平缓如细水长流。但是，在了解那段历史后，你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其中的澎湃和湍急。

深夜弄堂里走出的会计生

1928年3月2日，赵洪元出生在湖北大冶。幼年的赵洪元家境殷实，父亲在汉冶萍公司担任收支科长，薪水颇丰。

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响起的抗战枪声深深地影响了这个七口之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时年九岁的赵洪元不得不跟随家人踏上了举家逃难的道路。他们先是南下广东，随后又转至香港，最后投奔苏州的祖母家才算安顿下来。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亲情都似纸薄。父亲听信家族里一个舅舅的谎言，将毕生的积蓄都投入到一个所谓的高回报项目中，血本无归。

1943年，赵洪元15岁，当时家中已难以为继，身为家中长子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谋生。

起初，赵洪元在一家粮食行当练习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粮食行关闭。赵洪元通过考试，在新成立的上海市直接税局里谋得了一个最基层的雇员职位。

在战乱年代的上海独自谋生已属不易，但是赵洪元却下定决心延续自己初中都没念完的学业。不管是当初在粮食行做练习生，还是后来去直接税局当雇员，赵洪元都是在“白天上班，晚上夜校读书”的半工半读状态中度过的。

1948年，高中毕业后，赵洪元考进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夜校部。于是，在蒲石路的一个弄堂里，赵洪元开始第一次接触到会计这门学科。

1949年，上海解放。一直在社会底层打拼的赵洪元感受到了强烈的政治翻身感，21岁的他正式加入共青团，将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财税事业中。

亲历新中国财税制度变迁

解放后，上海直接税局被新政府接收，赵洪元成为了第5检查大队的一名检查员。

1950年，上海直接税局与货物税局“两局合并”。由于当初在直接税局查账时表现积极，赵洪元被提升为新成立的上海黄浦区税务分局稽征组副组长。

在此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会计基础深厚、工作态度积极、政治素质过硬的赵洪元开始逐渐成长为整个上海财税系统的业务干将，职务也从稽管股股长升为分局秘书，再升为上海市财税局直属第二分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不过，正当赵洪元在新中国的财税事业中努力打拼，并且逐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会硬生生地将这些全部打乱。

1966年，文革爆发。

梅山铁厂扭亏增盈会战

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业务能力突出的赵洪元首当其冲。

“我之前做过分局的秘书，业务熟悉，政治历史清白，对党忠诚。但没想到文革中，却受到极大的冲击，两次被抄家。”赵洪元回忆道，“我被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刘少奇的黑干将’，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派’。”

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年逾四十的赵洪元和许多干部一起被“四个面向”下放到南京梅山参加工矿建设，又当上了“四人帮”张春桥发明的“70年代新工人”。

于是，赵洪元就被下放到劳动的第一线，在机修厂修建厂房，挖下水道。虽然劳动强度很大，环境艰苦，但好在赵洪元心态看得开，“反正回不去上海，在这里劳动劳动也挺好，比较简单，不用操心那么多复杂的事情。”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生产第一线劳动仅仅不到半年，赵洪元的“挖下水道”生涯就结束了。当时梅山利用当地的铁矿资源建立起了一个炼铁厂，但缺少管理人才，所以生产经营非常不顺利。这时，组织上想到了赵洪元他们这批从上海来的下放干部，他被调任梅山工程指挥部生产大组中的财务组组长一职。

到了指挥部后赵洪元发现，这个组长还真不好当。当时的梅山铁厂单一炼铁生产成本高、产品售价低，长期亏损。

面对种种困难，赵洪元上任后就狠抓扭亏增盈。

在上海市财税第一分局驻厂专管员的密切配合下，赵洪元对指挥部下属各厂、矿全面开展调查摸底，并深入生产第一线，还下到铁矿地下200米的巷道，了解采矿作业流程，获取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活动分析，他提出增产节约，扭亏增盈的八项具体措施：包括提高炼铁高炉的利用系数，降低焦比（减少焦碳消耗），增加铸造铁比重（提高生铁售价），综合利用烧结厂下脚矿粉，加强物资管理，控制进口矿粉亏吨和混铁销售损失等。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指挥部召开各厂矿领导会议，专门作了部署，并要求各厂矿将上述各项措施纳入各个时期的增产节约计划，落实到基层，同心协力，打一场扭亏增盈的翻身仗。

提高高炉利用系数，这是首先碰到的一场硬仗。梅山的铁矿埋藏深，开采难度很大，而且含硫非常高，一开高炉，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都是黄的，附近10公里范围内的麦子都会焦掉。为此，指挥部投入大量资金，上马脱硫设备；并从巴西、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含铁量高的铁矿粉，改善原料结构。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梅山铁厂的高炉利用系数有了显著的提高，环境质量也得到有效控制。随后，其余等一系列增收节支措施也逐步落实到位，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

同时，财务组认真整顿经济核算工作。受“文革”的影响，梅山的财务工作做得比较简单、粗糙。赵洪元从培训干部着手，引进上海财经大专院校派出的优秀教师，在梅山工地举办财会干部训练班，充实财会队伍，提高财会人员业务水平，建立健全经济活动分析等各项制度，提高核算质量。他还具体制订班组经济核算规范，发到基层，以班组为单位，将具体细化的增产节约指标与工人的奖金挂钩。此举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为梅山的扭亏增盈奠定了群众基础。

最后通过全厂矿职工的共同努力，1978年，梅山铁厂终于扭亏为盈，摘除了长达八年的亏损帽子。

到宝钢去！到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

1979年，上海全面落实干部回城政策。按照当时的文件精神，赵洪元应该回到上海财税系统工作。赵洪元也翘首企盼着回城那一天的到来，但是还没等收拾好行装，组织上就下来了一纸文件，鼓励从梅山铁厂回上海的干部去支援宝钢建设。

当时宝钢项目正处于筹建的关键阶段，确实需要补充大量人才，但是地处远郊宝山，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让人望而却步，更何况是这些离家数年刚刚要回城的干部。所以，很多人都以家里有困难为由打起了退堂鼓。

作为一名革命干部，在面临组织需要和自身利益的权衡时，赵洪元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于是，赵洪元就成了从梅山回城的财会干部中唯一一个去宝钢报到的人。

初到宝钢，他被任命为基建财务处负责人，主要负责控制投资。对于当时的宝钢而言，控制投资可谓是头等大事。因为当时社会上正因为“宝钢该不该建”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大讨论。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宝钢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用错误的办法来上马的一个项目”。

所谓错误的时间是指，当时国家财政还非常困难，而宝钢的投资又非常大，第一期就达一百多亿，而且其中有三十多亿是宝贵的外汇。

所谓错误的地方是指，宝钢身处上海，既没有铁矿资源，也没有煤炭资源。

所谓错误的办法则是指，宝钢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整套设备，有照搬外国经验的嫌疑。

当时关于宝钢该不该建的讨论甚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邓小平等老同志多次亲自来宝钢视察。

在这样舆论的风口浪尖，控制投资成为宝钢和赵洪元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了控制这一百多亿的投资，在指挥部领导下，赵洪元积极推行了“概算包干”的办法。

“所谓‘概算包干’，就是指下面各单位将自己的预算报上来，然后由我们进行核定，最后按照各单位的实际情况把这一百多亿投资额分解下去，相当于给每个单位设定了一个指标，各单位的投资额不能突破这个指标。如果能节约的话，那节省下来的钱可以算作该单位的利润，也可以进行分红发奖金。”赵洪元回忆道。

为了解决总部和下面各单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赵洪元还跟当时在定点支持宝钢工程的建设银行合作，双方共同审核下面各单位报上来的投资预算指标。

实行“概算包干”之后，下面各单位都积极响应，工作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这样一来，不但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而且还大量地节约了资金。宝钢的第一期投资也牢牢地控制在总投资以内。

基建工作结束后，便是保证宝钢在1985年9月份顺利投产的“85·9大会战”。赵洪元的职务也从基建财务处负责人便成了生产财务处的负责人。

在生产财务处，为了保证经济效益，赵洪元打破常规，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两项改革。

第一项改革就是，为了适应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管理要求，在借鉴日本钢铁公司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了一套以有效控制资金、成本为中心的一级财务管理新体制和内部审计制度。

所谓一级财务管理，简单来说，就是将资金、成本都集中在指挥部财务处，下面各单位的厂长只负责组织生产，财务人员由指挥部统一指派，并直接受指挥部领导。以财务报销为例，各单位的厂长没有财务审批权，所有报销都需要到指挥部财务处派驻各厂矿的财务科办公室办理。这种体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成本降下来了，利润自然也就出来了。虽然这种体制在最开始遭到了一些厂长的埋怨，有的厂长说“你们指挥部财务处把我们的报销这也扣那也扣，扣来扣去把生产积极性都扣没了”，但是在赵洪元的坚持下，这种全国首创的一级财务管理体制仍然延续了下来，并为宝钢实现经济效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项改革创新是打破垄断，向总厂领导建议由宝钢自主进口铁矿石，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当时，我国特大型钢铁企业的铁矿石进口全部由五矿公司经手，企业没有自主权。最后，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宝钢如愿以偿建立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

财务管理体制有了，下一步就是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财会队伍。为了“招兵买马”，赵洪元可谓煞费苦心。

为了寻找有经验的财务骨干，赵洪元几乎跑遍了所有冶金系统的单位，还深入到四川等地的山区中去招揽人才。最后，他成功地将冶金财务系统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招至麾下担任宝钢财务处的骨干力量。此外，赵洪元还面向社会择优招收大批新生力量，搭建起财会队伍的羽翼。同时狠抓培训，组织新进人员到大专院校定点培训，再分赴各大钢厂对口上岗实习，使这支队伍掌握实际工作的操作能力，上岗后迅速投入正常运转。

有了良性运转的财务管理体制，又有了一支精干的财会队伍，正当赵洪元准备在宝钢大干一场的时候，组织的调令又来了。

临危受命 火线组建审计机关

1984年3月7号，正忙于“85·9”会战的赵洪元却接到了一纸突如其来的调令——组建上海审计机关。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审计署的通知就到了，“先不用去市里报到，直接去北京开会”。

究竟上海组建审计机关的任务为何如此迫切，这一切还要从1982年修订宪法说起。

当年，国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由胡乔木担任秘书长。当宪法修订委员会看到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时，才了解到审计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国家宪法关于审计的内容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审计制度；

第二，审计长的地位很高，相当于大法官，直接受总统或者议会的领导，而且任期比较长；

第三，审计的独立性比较强，审计机关在总统或者议会的领导下，不受任何机关和个人的干预。

在了解到审计工作如此重要之后，宪法修订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将审计制度加进我国的宪法中。于是胡乔木就将这一想法上报，并征求了陈云、李先念等党内一些管经济的老同志们的意见。经过多方共同研究之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同时，也一定要建立审计制度加以管理。当时陈云同志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经济工作的管理，就像把鸟放在笼子里，既要“管而不死”又要“活而不乱”，所以有必要将审计制度写进宪法，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核通过了修订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决定，国家设立审计机关，实行审计监督制度。

1983年9月15日，审计署正式成立，成为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之一。同年，绝大多数省市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审计局。到1983年底，全国只剩下两个省市没有建立审计机关——一个是青海省，另一个就是上海市。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在组建审计机关时却落在了最后，这让很多人想不明白。但是真实原因却很简单——当时的上海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组建审计机关的带头人。

文革十年造成了上海财务管理人才的断层，经验丰富的干部年龄太大，年轻干部却又缺乏经验。最后，在时任上海财政局局长顾树桢的引荐下，还在宝钢会战前线的赵洪元进入到组织选拔的视野中。政治清白，有二十年的财税工作管理经验，还有十五年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经历，赵洪元出色的履历让正在为人选难产而左右为难的组织部如获至宝。于是，时年五十五岁的赵洪元，成为上海组建审计机关的领路人。

招兵买马 破“三无困局”

1984年4月份，从北京开会归来的赵洪元开始着手组建上海审计机关。

万事开头难。赵洪元上任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无地、无人、无章法可循”的“三无”困境。

“无地”，是说当时上海市审计局连一个稳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

“开始组建审计局的时候，我们都是借外面的房子来办公。我们筹建班子的4个人全都挤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下面的各个业务处室也是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赵洪元回忆道，“当时我们审计局的牌子都已经做好了，但却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最后，还是顾老局长帮忙，让我们把牌子寄在财政局的监察处。”

由于经常需要寻找新的办公地点，所以当时有一个笑话广为流传：“审计局什么都不发，就是麻袋发得多，发这么多麻袋就是为了经常搬家。”

“无章法可循”，是说当时审计是新生事物，完全没有先例可循。当时审计署连有关审计的暂行规定都还没有出台，《审计法》就根本就谈不上了。在社会上，人们对于什么是审计都搞不清楚，有的部门甚至以为审计是搞计划生育的，认为审计是“审查计划生育”的意思，令人啼笑皆非。

最让赵洪元感到头疼的是“无人”。当时，上海审计人才匮乏，呈现“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现象。而没有合格的人才，所有工作都是纸上谈兵。

多年的管理工作经验告诉赵洪元，核心问题是“无人”，只要能够把队伍拉起来，那所有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招兵买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审计局与其它机关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其它单位都是福利分房，但连办公场所都没有的审计局自然也没房可分。赵洪元明白，只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只有妥善安排好员工的后勤工作，才能使得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因此，赵洪元先后两次向上级申请，终于拿到了500万的员工宿舍安置经费。

在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后，赵洪元开始深入各单位去选拔人才。财政、税务、企事业单位和以及各大专院校，都成了赵洪元挖人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到1985年底，上海审计机关已达到468人。在市局的105人中，学历层次大专以上69人。

有了这支精干的队伍以后，赵洪元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展审计工作。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在赵洪元的带领下，上海审计机关经过不断地摸索和努力，建立了一套以国家审计为主体、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为两翼的审计体系，全方位为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

1984年5月，第一批审计干部欢送市财政局监察处处长郭宜宝同志离休，在外滩摄影留念。

1984年6月18日，市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市审计局成立大会。会后，赵洪元发表电视讲话。

从严治局，培育公正廉明审计作风

赵洪元认为，审计机关是国家专职经济监督执法部门。“正人先正已，打铁先得自身硬”,必须从严治局。为此，1984年建局伊始，赵洪元就把审计队伍的作风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首先是立规范。赵洪元在第一次党组会议提出“清正廉明，团结协作，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四句话，作为审计机关严以律己，自我约束的信条，形成共识。当建局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社会上刮起了一股不正之风的时候，局里马上发出了一个“三不准”的紧急通知。即“一、审计人员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的礼品；二、审计人员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的宴请；三、审计人员不准到被审计单位开后门购买紧俏商品。”作为纪律，领导带头，从局长开始到每个审计人员，都必须严格执行。

为了让这些好作风、好纪律，易记易行。赵洪元在审计系统思想政治研究会上提出“四个一”的职业精神，即“一身正气，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一丝不苟”并对具体内容作了说明。得到广大审计人员的认同。大家觉得很亲切，也很好记，有利于潜移默化，养成公正廉明审计好作风。

再是抓教育。赵洪元认为，审计是新机关、新人员、新的事业，一定要开好头，必须开展全员培训。每一位新进人员都要进行培训，接受教育。赵洪元并亲自带头讲课，既讲业务又讲政治，联系实际，大讲审计的性质，大讲审计的地位和作用，大讲新中国第一代审计人应具有的光荣感、责任感，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审计局成立三周年的时候，在全市审计系统开展了“爱审计、树形象、争光辉”活动；拍摄了“创业育新人”的系列节目；组织审计先进人物系列演讲；并举办审计征文，将优秀文章编印成册出版等等，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审计人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最后是建机制。培养作风贵在坚持。为了巩固发扬涌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优良作风，赵洪元按照系统抓、抓系统的思路，在全市审计系统突破市和区县两级管理的体制障碍，成立了《上海审计系统思想政治研究会》和每年四月份开展《审计职业道德检查月活动》两项自立机制。三十多年来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两位市长先后到审计局视察后，都给予高度评价：“守住这么好的工作作风不容易，长期坚持下来就是一个品牌”。1988年、1989年，《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在头版头条以上海审计干部清正廉明为题，报道了上海审计系统职业道德和廉政建设的先进事迹。这是对广大审计干部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1987年7月，全市审计系统思研会部署开展职业道德检查月活动。

敢于审计 善于审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焕发出巨大的活力，经济问题也层出不穷。这对于新生的上海审计机关来说，意味着重大的挑战。

赵洪元提出，做好审计工作，首先要依法审计，敢字当头，敢于审计，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用事实、用数据说话。

上世纪80年代，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上海好多企事业单位，包括很多高校在内，都“破墙开店”，发展第三产业。这本是一件激活市场经济活力的好事，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偏差。

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有一家下属公司以科研教学为名，购买了一条废船。但是，后来经审计发现，这条废船根本没有用来教学科研，而是在签订购买合同的当天，就被转手卖出了，转手间收益32万元。

上海审计局认定这是投机倒把，因此，将这家公司移交给了工商部门。工商部门也认定该公司所签合同无效。

但是，对于审计结果，交通大学某些人却表示不服，并且直接将上海审计局告到了审计署和中央，说是上海审计局审计错误。中央非常重视，找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要求彻查。

面对压力，赵洪元没有委曲求全，而是当面向朱镕基市长出具了审计证据和工商部门的鉴定结果，坚持认定这件事情属于投机倒把。

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最后这件事情以维持原判，32万元非法收益被没收。

“敢于审计是审计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审计的生命力及权威所在”。赵洪元坚定地说道。

随着审计工作的推进，赵洪元发现，审计并不只是“敢于审计”那么简单，还要“善于审计”——在审计揭露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原因，为被审计单位提出改善经营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促进其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比如，上海市审计局在对人防工程建设资金的审计过程中，充分揭露了上海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在管理上的很多重大漏洞：包括管理单位不作为，人防工程应建未建比例达71%；人防工程资金应收的收不足，造成资金大量流失；人防工程经费使用分散，许多人防工程规模小抗震差，并且缺乏管理，成了蚊蝇的孳生地。

对此，上海市审计局提出了审计建议：“集中管理，统筹安排，平战结合，合理使用”，将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的改造相结合。这些审计建议受到了被审计单位的热烈欢迎，并且得到了当时分管领导倪天增副市长的表扬。

后来，上海市审计局联合人防办等多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本市落实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资金的规定》。这个文件下发后，第一批就为人防办筹集了1个多亿的资金。人防办利用首批资金先后建设了人民广场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库，以及黄浦江过江景观隧道三个工程，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年以后，当退休的赵洪元在疗养区碰到当时人防办的第一任主任的时候，对方还感慨说，“哎呀，老赵啊！我现在还是非常感谢你。当时我们人防办能够搞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审计的帮忙，是搞不起来的。”

四大审计创新生根发芽

和改革开放一样，我们国家的审计工作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开展的。当时并没有现成的规章可以参考，又不能照搬外国的审计模式，所以，赵洪元只能带领着刚刚组建起来的审计队伍“蹚着走”。没想到，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蹚下来，赵洪元还真蹚出来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在赵洪元的带领下，上海审计机关通过不断摸索，创新出“审计调查”、“同步审计”、“经济效益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四种审计模式。而且，这四种审计模式不仅在当时广泛应用，而且还在以后的审计工作中不断地深化，目前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计调查

“审计调查”是当时上海审计机关独创的一种审计方式，是指对于改革开放中因政策法规不明确、不完善而出现的是非界限一时难以分清的问题，审计机关进行摸底调查的一种方式。在审计调查中，审计机关对问题不进行定性，只是开展调查，形成调查报告以供决策层进行参考。

当时，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各项改革政策的试验田，也出现了许多因为政策法规不健全而形成的空白区，而这些空白区又衍生出很多难以定性的问题来。

面对这些难以定性的问题，审计机关该怎么办？

当时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回避，第二种意见则是以赵洪元为代表提出的，遇见难以定性的问题，审计机关可以调查研究，但不能绕道，否则就是不作为。

审计调查的特点是时间短、覆盖面广，并且可以利用查账等审计手段，所以形成的报告有深度，也有广度，深受各级领导的欢迎。

当时，有人向市政府反映，社会上乱发奖金的现象比较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想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到底怎样。于是上海市审计局就利用审计调查的方法，把几个重点单位的奖金发放情况汇总成一张表呈交给了市长。这张表甚至将该单位发的是奖金还是实物，以及发放的实物是什么各种都囊括进去了。汪道涵市长在看到这张表之后喜出望外，说“好久都没有看到这样详细的报告了。”

当时上海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好多企事业单位都在搞第三产业。为了摸清具体情况，上海市审计局选择了50个重点单位进行审计调查，一方面认定企事业单位搞第三产业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但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其中“化公为私”等一些问题。后来，审计局会同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全民企业办集体第三产业有关财务、税务若干问题的规定》，为企事业单位开展第三产业的行为制定了一个规范。

上海市政府对于审计局所出具的审计调查报告非常重视。同时，审计署也指定上海审计局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作了汇报交流，之后将审计调查这种方式在全国普遍推广。

如今，审计调查已经成为审计署和各级审计局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了。2013年，审计署利用审计调查的方法开展了全国性的债务审计，赞誉颇多。

同步审计

所谓同步审计，就是按照市政府交办的任务，或者以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导向，组织审计系统的力量，市区县审计机关联动，开展同步审计。

当时上海市各级审计机关都是新建的单位，没有审计经验。赵洪元回想自己当年在梅山和宝钢打会战的经历，就开始思考，在审计系统是不是也可以打一场会战呢？这样可以让各级审计机关相互学习，协同配合，迅速提高审计工作的水平，打开审计工作的局面。

1988年，由于不少国营公司出现贪污腐化、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等行为比较多，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全国清理整顿公司。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清理整顿工作交办给审计机关审计。随后，市审计局组织市区县审计机关，对97家公司进行了同步审计。

通过一个月的审计工作，揭露出大量问题：16家公司存在投机倒把行为，投机倒把金额达2600多万；发现了多条贪污受贿线索，移送公安部门检查处理，共逮捕24人；18家公司违反价格管理制度，非法获利302万元；18家公司私定工资标准，乱发工资；16家公司私设小金库，金额达1112万；7家公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严重亏损，亏损金额达270万。

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审计机关提出了审计建议。

首先，对于严重不符合发展要求的17家公司进行裁撤合并。

第二，对于还没有查透、需要主管部门继续清理的16家公司，可以保留查看，视整改以后的情况再决定它的去留。

第三，对于另外17家公司，可以保留经营，但是要端正经营方向。

当赵洪元将整个审计报告送达市政府以后，受到高度评价。后来，由于审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市政府还将赵洪元调到市政府“清理整顿公司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会同工商管理部门在全市全面开展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

经济效益审计

当时，有些企事业单位一听审计来了，就有顾虑，认为审计是专门来找茬的。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赵洪元开始思考能否将自己在西方考察时所学到的经济效益审计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审计实践中。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百一店的经济效益审计。

当年中百一店是上海商业系统中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公司效益不错，毛利率在全国能排到第二名。

但是，经过审计后发现，中百一店的毛利率还有潜力可挖：当时中百一店的采购有很多是委托别的单位去采购的；仓库积压比较严重；资金周转比较慢。最后，审计局在审计报告中提出具体审计建议，中百一店采纳了审计建议，认真整改，效果显著。改革后，中百一店的库存同比压缩了30%；直接采购业务由30%扩大到了70%；资金周转也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样，中百一店的全年利润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后来，赵洪元安排市局审计科研所及时总结这次经济效益审计试点的经验，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效益审计的概念、范围、标准和程序》一书，受到大家的欢迎，反响很好。

经济责任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包括离任审计，经济承包合同审计等等，是上海市审计机关进行的第四项审计创新。

在赵洪元看来，经济责任审计实际上是经济效益审计的延伸。它主要是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经理任期之内，或者是离任以后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经营目标，重大决策，还有经济效益、财政纪律、管理水平等等。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审计机关可以对企业经理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然后出具审计报告，并提出审计建议供上级领导考核或者调任时进行参考。

在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践过程中，赵洪元发现，各大企业集团的内部审计对于经济责任审计非常重视，干的也最起劲，因为各大集团的领导对于自己下面这么一大堆企业心里没数，所以，感觉需要对下面的厂长经理进行考核。而要进行考核的话，就需要有经济数据作支撑，这只有审计部门能做。

1987年，上海市的机电、冶金、交通、运输、粮食等8个局，在52家工厂中推行了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当时有15个厂长因为任期内效益不佳，或者管理不善等问题，被改任副职，或者降至中层干部。

另外，机电工业局还专门组织了社会审计力量，对161个所辖企业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审计查出违纪金额1671万元，另外还查出7户企业没有完成税利，6户企业结算不实。

后来，根据审计建议，机电工业局专门召开表彰大会，对效益好的企业领导进行了表彰，对一些不合格的企业领导则进行了职位调整。

闲不住的审计老兵

1992年，赵洪元即将到该退休的年龄。但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没能闲下来，而是奔赴了另一个岗位。

当时，上海重大工程——上海商务中心正进入建设的关键阶段。但是，这项工程工期紧，资金缺口大，问题很突出。这时，组织上急需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来担任总会计师一职。由谁来挂帅呢？组织上想到了久经沙场的赵洪元。

其实当时赵洪元完全可以拒绝接手这个烫手的职位，因为当时的吕培俭审计长一直想把他调到审计署任检查组组长。但是作为一名在上海打拼了一辈子的干部，赵洪元还是选择留在上海，为商务中心工程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赵洪元赴任后发现上海商务中心建设的投资大，资金缺口很大，而当时找银行贷款又非常难。所以，赵洪元决定从控制投资入手，解决最突出的资金问题。

为了控制投资，赵洪元建立了以内部审计为基础，以社会审计为依托，并且主动邀请审计机关审计监督的“三位一体”的审计体系，全方位为上海商务中心控制投资保驾护航。

最后，上海商务中心10亿投资额当中有6.6亿经过审计，核减15%，审减金额达1个多亿，从而保证了投资不超10个亿。

投资控制住以后，建设成本也降下来了。当时上海商务中心创造了上海同类工程造价最低的纪录——每一平方米的造价仅6684元，要知道当时商品住宅的价格也已经达到七八千一平米了。而且，上海商务中心不仅造价低，工程质量也很好，被评为了上海市优良工程，赵洪元也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建设者。1997年，他被市政府授予“上海市建设功臣”，获得了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建设工程奖。

1997年1月29日，荣获上海市建设功臣称号。

在担任了五年的总会计师工作后，年近七十的赵洪元还是没能完全的空闲下来。他又马不停蹄地赴任新成立的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他在八年的任期内，先后主导了注册审计师协会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两会”合并；积极推动会计师事务所与各机关、企事业等主管部门“脱钩改制”，成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中介机构；依托上海经济管理学院，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考前培训，考生的合格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为事务所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促进全行业向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方向发展。

如今，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赵洪元，时不时地会回想自己在梅山，在宝钢，在上海审计局的峥嵘岁月。他说，“能为新中国的审计事业贡献一些微薄的力量，是自己一生的荣幸。不管组织把我安排到哪个地方，我都严以律己，诚以待人，认真工作，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无愧于生我养我，还给过我磨练与成长的时代。”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退伍仪式上的演讲，但我们感受到的，却更像是一个时刻保持着冲锋姿态的审计老兵的战斗宣言。

视野注：本文在2016年5月6日首发于中国会计视野网，赵洪元前辈专题片在2017年6月7日早首发于腾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