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1951年开始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留苏学生以工科、理科为主，财经类最少。50年代7000多名留苏学生中只有100多名学习财经类专业（注1） ，而学习会计的更是屈指可数，魏振雄就是其中之一。

从惠安到莫斯科

1948年，在福建惠安，因家庭困难辍学多年的魏振雄又重回校园，他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对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了一些向往。“我在上高中的阶段，参加了一些地下工作。那个时候快要解放，形势很紧张，地下工作有一点危险，主要是传递信息和文件。”

1951年，魏振雄高中毕业。“东北财院来福建招生，说管吃管住，什么钱都不用花，但是自己不能挑专业，正好我家困难，我就到了东北财院，分到会计专业学习。” 一年后，魏振雄被选中公派留学苏联，“我们学校派了10个人去参加选拔考试，最后选了3个人，一个外贸，一个统计，一个会计”。

经过一年俄语学习，1953年，魏振雄被派往莫斯科财政学院，主修会计专业。“4年总共开了30多门课，上课形式主要是大课堂，没有专门指定教材，但是有指定的参考书。大课之外经常进行课堂讨论。重点课程包括工业会计、经济活动分析、检查与监督。还有一些课是过去我们国内没有的，工业会计跟技术工艺有很大关系，所以还要学工艺学。”

“我们学了一年俄语出去根本不行，开始都听不懂。但是一年以后，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学习也比较轻松了，比大多数苏联人学得好，主要原因是我们很努力，一天到晚都在学习。他们都整天在玩，到考试的时候临时找找笔记。”

魏振雄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公派苏联留学生中学习会计专业的仅有3人，回国后一直从事会计行业就只有自己一人。可见，在那个力推苏式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年代，会计领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亲历两场运动间隙的会计之春

1957年，魏振雄毕业回国，被分配到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现会计司）。“当时还没有做过什么业务，马上就大跃进”。

1958年开始，为加快建设速度，国家实行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除极少数企业外，其它所有国务院各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企业一律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在这种形势下，会计制度也跟着放权，财政部把1957年以前颁发的所有统一的会计制度，包括工业、商业、供销等统统都下放到地方，财政部只保留一个汇总的会计报表。”

权力过度下放导致财会工作混乱。先是会计机构撤并，“当时我们到过工厂里，好多机构都没了，财务会计科可能跟计划科、供销科合并在一起”。然后是财会人员流失，“人员大部分都散了，只留几个发工资的”。最后连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离开岗位，到钢铁、基建一线搞调研，参加运动，“还要跟他们倒班，夜班也跟他们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

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大放卫星”，真实可靠的经济运行数据难以获得。“当时下面核算挺乱的，甚至搞了无帐会计。很多数据搜集不上来了，财政部就两眼一抹黑，也想了一些办法，如颁发了一个示范会计制度。但是想改变当时的环境也是很难的。”

会计工作真正的转机是1961年1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2年5月，新中国首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注2）。这是会计领域最高级别的会议，每次召开都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上。 在首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鼓励会计人员要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制度，按政策办事，当无名英雄。中央对这次会议的批示是“办经济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有了中央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将过去下放的会计制度全面恢复起来，并且在制度建设上更进一步。其中包括财政部牵头起草、由国务院颁发的《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和《关于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草案）》等制度。魏振雄为此深感振奋，“这个时候会计制度大发展，有雄心壮志要在几年之内填平补齐会计制度，这是会计工作的春天，整个会计工作正式打出去了。”

当时的魏振雄在财政部还是个年轻人，“杨纪琬是我的老领导，从过去工作到以后他退下来，都对我很有帮助”。“当时会计制度司总共才十几个人，工作量这么大。因为我参与了整个制度的制定，业务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段工作对我这一生都有很大的锻炼。”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内乱开始，夹在“大跃进”和“文革”两场政治运动间隙的会计之春戛然而止。“文革中整个工作什么都没有了。1969年财政部把大部分干部下放到湖北沙洋财政部劳动干校。那里原来是一个劳教农场，我们到那里什么活都干，养猪、插秧。”

在活动板房中复办中央财院

“文革”期间，会计教育也受到严重冲击，几近停滞。当时很多财经院校撤销，全国仅保留了辽宁和湖北两所财经院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撤消后，尚在办学的辽宁财经学院向财政部请调中央财院的师资。1971年，魏振雄和30多名中财的老师被调往辽宁。“那个时候文革期间，教学、科研都不正常，但是辽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教学科研都有，还招工农兵学员。”

1978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恢复办学，魏振雄被调入中财。“十年浩劫”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中财复办最缺的是教师，“我们刚复校的时候会计系老师不到10个人”。当然也缺场地，中财撤销的时候，校园移交给了北京卷烟厂。“学校刚恢复的时候，烟厂只腾给一个礼堂、一个教工食堂、一个学生宿舍。学生就在四合院中间的花园当中搭上活动板房，冬天生大炉子上课。刚从外地调入的部分教工就住在废弃的学生澡堂里。”魏振雄和同事们在活动板房和废弃澡堂中重启正常的会计教学和研究。

有过留学经历的魏振雄特别关注在教学中引入西方会计理论，帮学生打开视野。“当时我就参考了很多国外书，讲课的时候借鉴国际惯例，联系我国的实际，介绍一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讲会计应当怎么改才符合国际惯例，才能跟人家有共同的语言。1984年，会计系开设了外国会计专门化专业，在北京高校里，我们算比较早地介绍西方会计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当时学生听了都非常新鲜，很感兴趣。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后来会计准则的内容，还是比较超前的”。

魏振雄带过50多个研究生，学生遍布各行各业。“这些研究生外专业的比较多，特别是理工科多。相对来说他们知识面广一点，出去工作都非常好，工作能力都很强”。魏振雄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任三届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一届顾问，兼任财政部高级会计师评委会委员、财务会计教材评审组成员、北京会计专修学院院长等，对各个层次的会计教育都有重要的影响。

 

告别注会行业无序疯长

上个世纪80年代，会计师事务所均由财政机关、财经院校创办。1988年，中央财院会计系发起创办中惠会计师事务所，后为中央财院下属处级单位。魏振雄被任命为中惠的董事长、主任会计师，同时也是财院的教授、处长。从魏振雄多重身份可见，当时社会对注会行业的性质认识不深，很多时候事务所还被认为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延伸。

90年以后，注会行业恢复重建后进入疯长期。中惠会计师事务所经历了快速发展，也面临着不小的风险。“中惠在上海、苏州、鞍山都有了分所，他们是独立法人的分所。在北京还有10多个非法人单位的小所，他们去拉业务，拉完业务自己做，出完报告到我们总所来盖章。每月给我们缴管理费。”“最后签字都是主任会计师，出问题也是找主任会计师”。“风险很大，经常有人找，还打过官司。”

90年代初，中国资本和证券市场加速发展。中惠当时有上市公司资产评估资格，业绩快速增长。当时北京有国际五大事务所，财政部下属有一所，北京市下属有两所，“那时在北京，中惠收入算是中上，每年大概有三四百万”。

当时，注册会计师和注册审计师的职能完全相同却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这给市场竞争和行业管理带来很大混乱。“客户挺多，但行业竞争也非常激烈，客户大多都要回扣。中注协发了好多文件禁止，但是都不行。因为不给回扣拿不到业务”。“当时猫腻主要是验资，有的根本没钱，有些事务所就给验资了，出问题比较多。”

为了规范行业发展，1995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合并，1999年注册会计师行业全面开展事务所脱钩改制。改制完成后，会计师事务所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真正意义的市场中介组织，为注册会计师独立、客观、公正执业奠定体制基础。“那个时候中财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腾给事务所，所以我们就撤销了。工作人员愿意回学校就留在学校，不愿意回学校的在外面去找工作。”

 

经历不同时代的会计研究

会计研究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魏振雄对这一点认识尤为深刻，“很多研究当时是有影响的，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来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说还有意义，那就是研究历史的意义。”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计算技术还比较落后。企业采用分批成本计算法，每到月底如果没有完工产品数量很大的话，成本计算工作就非常繁重。魏振雄提出不分批简化计算方法，在不少企业得到推广应用。“当然现在采用分批成本计算法就不存在问题，因为现在再复杂的问题，通过计算器都没问题。”

70年代，苏联出于争霸需要，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进行大规模援助。当时，辽宁财经学院成立了苏联经济研究所，魏振雄被调到研究所专门研究苏联对外经济援助情况。当时的研究主要是资料翻译和汇编，“我们写了一本《苏联对外经济援助》，其实当时那些资料都是大参考，从各种材料里面找来编的。”

80年代，国内会计方面有多种记账方法，工商业用增减记账法，行政事业单位用预算基金收付记账法，银行业用银行资金收付记账法，农村用财产收付记账法，只有少数企业恢复了借贷记账法。1985年，魏振雄编写了《中国记账方法》，对当时各种方法进行了概括。“我提出借贷记账法从账户结构、记账符号、记账规则、试算平衡等方面看是最科学的，是将来主要发展方向。”1987年《中国记账方法》获得北京市哲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研究记账方法现在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全国都是一个记账方法，但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80年代初，国内对管理会计的理念还没有广泛推行，很多人还不了解成本与决策的关系。“当时我看了好多台湾的书，在《财务会计》上提出了目标成本与管理决策的关系”。

80年代末，会计理论研究开始活跃。“比如对会计本质属性的认识，一种是北方的一种是南方的。北方认为会计是管理活动，南方认为会计是信息系统”。魏振雄编写了一本《会计原理》，提出一个折衷的认识。“会计的本质是管理活动，但也是信息系统，因为要提供信息给管理的，两者合二为一并不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外会计理论的研究从苏联转向西方。“从理论来说，西方会计理论的科学性比较强。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会计必须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容，西方会计理论在这方面比我们早。”

 

在新中国会计发展史中，魏振雄就像马拉松队伍中紧跟最前沿的“跟跑者”，见证了新中国会计行业几乎所有关键性时刻。作为穷学生，成为新中国最早一批会计留学生。作为年轻人，跟随众多会计前辈参与制定了一系列会计制度，亲历了会计之春。作为教授，见证了“十年浩劫”后会计教育的复苏。作为学者，经历了不同时代的会计研究。作为董事长，目睹了行业的早期疯长，也跟随政策调整亲手关闭了中惠会计师事务所。

这一路，魏振雄跑得平稳，见得精彩。当然，一路“跟跑”在最前沿，自然也能取得不俗的成绩。“我这个人经历不算复杂，一生还算平稳。没有什么才华，但比较勤奋努力，工作能力不强，但每样工作都想把它做好，力求做到大家都满意。我一生当中最骄傲的事，就是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

注1：《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显示，50年代有7000名中国人到苏联学习和参加培训。这应该是指那些与基本建设有关，尤其是工业化建设有关的留苏人数。中国科学院档案处保存的文件表明，1951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 7493人，其中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进修生、实习生和专科生；69％的留学生学习工科专业，10.6％的学习理科，6.9％的学习农林，3.4％的学习医学，3.2％的学习文科，1.7％的学习文化艺术，1.6％的学习财经。

注2：1962年5月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主要针对大跃进中会计工作出现的混乱现象研究部署整顿。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1980年10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研究“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会计工作，使会计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姚依林副总理到会作了重要讲话。1990年11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总结上次会议十年来的经验，深化会计制度改革。李鹏总理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并作了重要讲活。1995年10月召开第四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总结上次会议五年来的经验,研究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的任务和措施。国务委员李贵鲜受朱镕基副总理委托到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