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的贺南轩老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他对会计教育等领域的诸多大事都有重要的亲历。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几年来多次与他联系口述记录，张为国老师也多次帮助，但都没有能如愿。2021年7月19日，在我们完成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庆成老师口述记录后拜访了贺南轩老师，贺老师对我们的到来很开心，主动提出了愿意进行口述记录。这个口述记录来得很突然，因为贺老师也已经有详细的个人回忆录，所以这次口述记录是基于回忆录做补充问答形式，这些问答为了解我国会计教育等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信息。在贺南轩、张为国等老师的支持下，本次口述的整理也很顺利，整理中还特别增加了一些老图片资料，特别是整理出了相关人员名录的合影资料。这些都很有历史价值。因《会计口述历史（第三辑）》最快也要在2022年中才能出版，为了尽快与读者见面，我们单独发出了本口述文稿以飨读者，也以此表达对贺南轩老师的敬意。

张为国老师为促成本次口述记录和整理口述文稿都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在此我们也表示特别的感谢！

贺南轩（1927—），男，浙江省宁波人，1951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读研究生，1952年末由于工作需要，提前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成本研究会顾问，全国煤矿机械成本研究会顾问，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特约审计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时间： 2021年7月19日下午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贺南轩老师家中

工作人员：

项目负责人 ：尹成彦

现场工作人员：

——访谈/尹成彦

——摄像/摄影 赵健

2021年10月7日，王伟旦根据录音整理口述第一稿。

2021年10月9日，赵健整理口述第二稿。

2021年11月5日，张为国老师根据贺南轩老师的审核意见，整理口述第三稿。

2021年11月12日，赵健根据口述第三稿做了一些修订并补充脚注。

尹成彦：贺老师，您2021年年初发表的回忆录“撒向祖国大地的红色种子”我们和全国好多读者都仔细读了，深受感动。回忆录朴实无华地记录了您小时候在宁波长大，在昆明读高中，在南开读大学，以后在人大为师一辈子的历史。今天能从改革开放之初您觉得最有意义的事，进一步给我们说说您的经历吗？

贺南轩：是的，我在回忆录里都写了。今天就从原陕西财院（后并入西安交大）杨宗昌[1]教授（五十年代初人大会计研究生）在口述会计历史中提及的《工业会计学》教材讨论会聊起，做一些补充。

那个会是1978年夏天召开的 ，我们讨论的《工业会计学》教材是由阎金锷[2]和我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全国统编教材必须组织全国高校讨论。当时由湖北财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文中都简称为中南财大）负责组织各高校有关教师到他们学校进行讨论。

尹成彦：当时去了哪些学校？听说去了15所学校对吗？

贺南轩：人大去了我和阎金锷，还有一个李祥辉。李后来离开人大了。具体去了哪些学校我记不清了。那本教材决定不用增减记账法写，改为用借贷记账法写，大家有些意见，要我在讨论教材以前先讲一讲借贷记账法。他们专门安排一个上午让我讲，听讲的人很多，中南财大会计系不是讨论教材的人例如张郁波（五十年代初人大会计研究生）、张锦平等人全都来听了。我讲的内容是我将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的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方法一文的腹稿。我的结论是：增减记账法只要坚持增就记增，减就记减，它的优越性不可能达到，更不可能超过借贷记账法的优越性。当时绝大多数人记了笔记。我为了让大家记全，讲得很慢，讲了两个小时左右。我最后说，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讨论，但应是学术讨论，不要伤大家和气。由于赞同借贷记账法的人心有余悸，不敢发表意见，赞同增减记账法的人，一时提不出反驳的理由，会议静默了一会。后来杨宗昌发言说，借贷记账法是投错了胎，只是出身不好。我觉得他说得很形象，很好。主持会议的是朱信诚[3]同志，他也是五十年代初人大会计研究生班的，他是赞同增减记账法的，听了杨的发言后，他有些情绪，说我们是开学术讨论会，不要开玩笑。他这样说已经很克制了。我和杨都觉得他这样说不合适，杨的发言也是发表意见，借贷记账法本来只是出身不好。会上还有一个发言的，是辽宁财院（现东北财大）的邓延芳[4]。她说借贷记账法的特点是借贷平衡。说了这么一句不说了。我对她说，凡是知道借贷记账法的特点的人都是知道它的优点的，你是有顾虑话没有说完。会上只有这两个人发言，当时大家还不敢自由讨论。会后张锦平对我说，没有想到你对记账方法真的很有研究。东北财大王盛祥[5]悄悄对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上面有暗示。我说上面什么暗示也没有。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借贷记账法好，就决定改用借贷记账法写教材。

本人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2期上肯定借贷记账法质量的文章。

当时武钢从国外引进了一条先进的生产线，中南财大安排我们参加教材讨论的人去参观。参观后请武钢的总会计师讲讲武钢的财会工作。我们没有要求他讲什么，他主动说，他们现在用的增减记账法真糟糕，你们高等学校老师可以写文章呼吁呼吁恢复借贷记账法。会后，我们坐大巴回中南财大，大巴上一位年轻老师可能是方正生[6]说，贺老师你今天中午吃饭要加一碗饭，开心开心。因为不仅你在理论上讲对了，而且在实践上也反映借贷记账法好。

听了我的讲话，又听了武钢总会计师讲话以后，阎金锷和我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工业会计学》改用借贷记账法写，大家没有异议了，就定了。

关于借贷记账法，我在大庆也进行了调查研究。我们是1978年9月初去大庆，9月底回来的。到大庆去调查油田的财务管理，是余秋里副总理要求财政部总结大庆油田财务管理经验。财政部安排我们人民大学组织人去。财政部是魏克发[7]司长带队，杨纪琬参加，还有中国财经出版社总编辑，名字我忘了。他们三人中，魏克发司长政治上把关。杨纪琬[8]那时刚刚解放，不是作为司长而是作为普通成员参加调研的，但他业务好，所以业务上他把关。文字上则由财经出版社总编辑把关。我、阎金锷和王庆成[9]等人大教师具体进调查研究并写作。他们要我写成本管理，因为我一直是搞成本会计的。我对大庆的成本管理进行调研后，觉得大庆的成本管理没有什么特点，但发现他们的内部经济核算搞得很好，所以建议总结大庆油田内部经济核算的经验，我就负责写这方面文章。

大庆调研基础上我和王庆成、阎金锷合作的有关厂内经济核算制的文章，发表于《会计研究》1980年第4期。

在这期间，我们在魏司长带领下，到大庆财务处参观，实际上是视察。我们到财务处时，财务处的同志们都站起来表示欢迎。魏司长问他们，你们用了増减记账法沒有？财务处同志们都说用了。那时，我和杨纪琬走在后面，他悄悄对我说，看起来借贷记账法的大势已经去了。因为魏司长这样说，大庆也是这么做的。

我当天晚上去找大庆的总会计师，姓陈，名字我忘了。我问他你们对增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到底是怎么看的？陈总没有说话，给我拿出一张很大的纸，纸上印了很多丁字账。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我们把所有业务在登总账前，先都登记到丁字账中，等平衡后没有问题了，再把丁字账中记的业务，逐笔抄到总账中。他说这样保险，不会有差错。以前没有这样做，直接根据记账凭证登总账，由于増减记账法平衡不方便，往往不平，出差错。这时总账要一笔一笔改，太麻烦太乱了。所以后来就想出这个笨办法。他说你看这个情况就可知道增减记账法到底怎么样了。他意思是说他心里是认为借贷记账法好的。我问他，那你们为什么还用増减记账法？他说没有办法，上面号召我们用増减记账法，我们大庆要带头呀！这样，我心里更有底了。大庆这样大企业的总会计师对增减记账法是这样看法，武钢总会计师也是这样看法，借贷记账法比增减记账法好，肯定没有问题。

尹成彦：这次考察让你对借贷记账法心中更有底，但魏司长还是支持增减记账法的，是吗？

贺南轩：那也是上面的意见，是上面统下来的。这是从商业部开始的，商业部当时直接命令所属企业都必须用增减记账法。以后，工业、农业和政府机关都改用增减记账法，我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用了增减记账法。借贷记账法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尹成彦：越南是什么时候开始派人到我们这儿学会计的？

贺南轩：关于来我国学会计的留学生，先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叫裴济，来了一个留学生，作为我的学生。那是很早年代的事。他学了一年，由于汉语不行，我教起来挺费劲，最后勉强给个及格就算了。这样的留学生回去也就是增加了一项留学中国的资历。越南留学生也是同一年代来的，可能是1960年代，是阎达五[10]同志作为会计专家去越南讲学以后。我也只教了一个越南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先是跟班听课，由于语言没有过关，专业基础和国内学生也不同，跟班听课有困难，后来给他们改为一对一教学。当时来我国留学的裴济和越南留学生学习效果都不太好。

尹成彦：我看您的回忆录说，1950、51、52年人大一共招了三期研究生班，是吗？

贺南轩：是的。1950、51年两期都是两年制，52年第三期是三年制。我的回忆录中有一张研究生合照，是三期研究生的合照。但其中1950年第一期研究生只有高治宇[11]一人。因为这一期都是为外校培养的研究生，叫外校研究生，合照时有的已经毕业回校任教了。高治宇由于和人大会计教研室教师何伟[12]结了婚，留人大任教了。

赵健：贺老师您是南开毕业以后就到人大读研究生的吗？还是工作了几年？

贺南轩：我南开毕业以后没有工作过，南开一毕业就由系主任推荐分配到人大当研究生的。

尹成彦：我看1955年这张研究生合照中还有习雁英，是不是当时这个班的研究生都是属于党比较信任的很优秀的人？

贺南轩：对。人民大学政治方面要求很严格。

赵健：五十年代初人大会计研究生班的李学柔[13]说人大相当于中央第二党校，有这种说法吗？

贺南轩：不能那么说，但是人大在政治上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尹成彦：习雁英后来有没有做过会计工作？

贺南轩：她研究生毕业留人大财政系当秘书。她人很好的，给我印象非常好。她衣著朴素，工作认真，待人非常和气。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习仲勋的妹妹。她离开财政系以后，我们才知道是受她哥哥的牵连。

尹成彦：人大这三期研究生毕业后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会计工作的？

贺南轩：是。绝大多数人都搞会计工作。

尹成彦：有他们名单吗？

贺南轩：名单我的回忆录中有。回忆录中的名单和照片等资料都是张为国同志收集的。我没有精力搞这些事了，他说这些事他都包了。回忆录中为什么谢了那么多人？基本都是通过他联系人提供照片、认照片中的人。我、王庆成、朱亚芳、金忠煜、张梦春等五十年代初进人大的老同事，虽都已九十多岁，也一起兴奋地认照片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把照片中所有人都认出。大家凑着认，你认一人我认一人，凑的人多，所以回忆录中谢的人就多了。回忆录中这些照片、资料绝大部份都在张为国[14]手里。

1955年人大会计研究生毕业留影。 一排左起：2温坤，3张琴华，4张孟春，5高治宇，6朱亚芳，7张郁波（中南财大代培），8贾春华，9习雁英，10沈伊莉，12徐基晋，13洪津珍，14刘泽贞，15王署静，16俞察，17赵学勤 。二排左起：2阎达五，3田源，4王于，5黄寿宸，6郭厚登，7肖丘，8高岚，9赵锡禹，10张尚武，11赵玉珉，12沈俊祥，15金忠煜。三排左起：1石成岳（上海财大代培），2杨宗昌（西北大学代培），3贺南轩，4马英麟，6王庆成，9姚焕庭（上海财大代培），11姚梅炎，14王贤春。四排左起：8王松年（上海财大代培），9毛伯林（西南财大代培），14李学柔（中山大学），16夏乐书（东北财大代培） 。五排左起：12白肇鲁，13阎金鍔。

尹成彦：我们聊聊阎达五老师吧。

贺南轩：阎达五小我两岁，但是我们研究生都把他当老师看待的，因为我们进人大时他已是老师了。我还当过他助教。后来他是会计教研室工业组长、会计教研室主任直到会计系主任。所以我和他关系很密切，他对我也比较了解。

尹成彦：您当人大研究生时，苏联老师怎么样？

贺南轩：苏联老师我知道的主要是马卡洛夫[15]，他教会计原理，也教工业会计核算。苏联专家还有教贸易会计的、教农业会计的，名字我都忘了。还有一位教财务的，叫毕尔曼。马卡洛夫和毕尔曼回国时，我们都合了影。

1955年人大财政系会计教研室教师和研究生欢送苏联会计原理和工业会计专家马卡洛夫回国。一排左起：1随釆繁，2陶仙艾，3张锦平，4王贤春，5張孟春，6高治宇，7朱亚芳，8孙雅轩，9宣奉芬，11贾春华，12張郁波，13温坤。二排左起：2沈骏祥，3吳鸿开，4王立才，5徐伟，6高恩诺夫，7高岚，8马卡洛夫，9马卡洛夫夫人，10于余，11侯志刚，12黄寿宸，13赵玉珉，14曹清华。三排左起：1陈共，2何伟，5田源，6虞祖尧，8元毓盛，13江祖法，14王庆成，15阎金锷，16姚梅炎，17贺南轩，18沈其煜，19姜亦纯，20马英麟，21朱锜。四排左起：1韩英杰，2李长耕，5白肇鲁，6郭雪亭，7王德升，8阎达五，10朱信诚，16何蔚霞。

1956年人大财政系财务教研室和会计教研室教师欢送苏联财务学专家毕尔曼回国。一排左起：5赵玉珉，6赵锡禹，7毕尔曼，8邹鲁风，9专家孩子，10高岚，11专家夫人，13徐伟，15刑宗江，16黄寿宸，17张尚武。二排左起：9阎金锷，11王庆成，12贺南轩，14侯志刚，18王克华，19宣奉芬，20朱亚芳，21随釆繁。三排左起：6白肇鲁，7田源，12曹清华，15汪家祐，21汤友竹。

尹成彦：这些苏联专家的教学水平怎么样？

贺南轩：从教苏联会计来说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水平不高不会被派来的。苏联会计对于没有学过会计的人来说好像很深奥，对于我们从南开、复旦等大学毕业，已经学过会计的人来说不是很难。

尹成彦：他们教的那一套和您以前本科学的差别大不大？

贺南轩：差别不是很大。有一门课程差别最大，就是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这一套完全是苏联会计特有的。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应用借贷记账法原理应用得非常深，对借贷记账法原理了解不深不透没有很好造诣的人根本看不懂。我不仅看懂了，而且给教研室中看不懂的老师做了辅导。我还在函授会计专业班讲了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课，并编写了《凭单日记帐核算形式》教材。

苏联专家马卡洛夫在人大上研究生课时用的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挂图

尹成彦：当时人大会计教研室有多少人？

贺南轩：有20来人。高岚是教研室主任，女的，40来岁，是历史学家尹达的爰人。高岚以前做过会计工作。20来人中专业水平排在前面的是赵玉珉[16]、黄寿宸[17]、阎达五和陈共[18]。陈共后来转搞财政了，他当财政系系主任时对我也很赞赏，我一直是很感激他的。

贺南轩：黄寿宸夫妇1960年代大庆油田会战时，就支援大庆调离人大了。黄后来转入吉林林学院任教。

尹成彦：你们研究生班同学中，您对哪几位印象比较深刻？

贺南轩：这些同学中，印象深刻的是王庆成、阎金锷，还有马英麟。汪家祐比我们低一级，他是1952级的。和他同级的，还有李相国[19]。

尹成彦：当时研究生班学习压力大不大？

贺南轩：学习压力不是很大，因为一个学期只学一门专业课。’

尹成彦：当时留人大任教是你唯一选择吗？

贺南轩：是我唯一选择。我分配来人大时就定为留校当教师的，叫本校研究生。王庆成也是。本校研究生除非学习不好表现不好被淘汰，学习好表现好的都留校任教。

尹成彦：当时人大是在不同地方分散办学习的，是吗？

贺南轩：对。人民大学当时在东北还有一个，叫东北人民大学。在北京，张自忠路的是校本部，校部和各系办公室以及本科都在这里。各系的各教研室都分散在各个胡同。会计教研室在船板胡同。我入学时就是在船板胡同报到的。

尹成彦：读完研究生发了什么证吗？

贺南轩：发研究生毕业证。王庆成和我都没有，我们都提前任教了，所以我和他都是研究生肄业，不是毕业。上海财大来的外校研究生石成岳[20]毕业了，他有研究生毕业证，我的回忆录中有他的证件照片。

尹成彦：贺老师，您觉得苏联对我们新中国会计有多大影响？

贺南轩：开始影响很大，是绝对学习苏联，我们是全部照搬他们的。那时是只学苏联不学西方。大学教材是照搬的，会计制度也是照搬的，企业记账也必须照搬。

尹成彦：您刚才说会计教材在原理上区别不是很大。解放前后的会计体系是不是区别很大？

贺南轩：对。例如成本会计的原理上差别不是很大，但在成本核算的制度上就釆用苏联那一套了。按照苏联的模式，会计教材和会计制度都是按国民经济的部门、行业来编写和制定了。

尹成彦：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会计从1949年开始学苏联，一直学到改革开放？

贺南轩：不是。苏联专家一走，我们就＂解放＂了，就逐步联系我国实际搞了。

尹成彦：但我们的会计体系仍按苏联模式搞的。

贺南轩：对。这个模式就是按部门、行业制定会计制度、编写会计教材。

尹成彦：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对吧？

贺南轩：对！一直影响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以后就进行会计教学和会计制度改革了。

尹成彦：实际上苏联对我们会计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

贺南轩：是比较深远。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会计教学和会计制度的内容既吸收西方好的经验又符合中国实际了。

尹成彦：您从事会计教学、研究那么多年，有那些主要成就？

贺南轩：《财会月刊》今年初发的我的回忆录中列有我全部文著目录和介绍我学术成果的书刊目录。我在南开时成本会计学得比较好，所以到人大后搞工业会计比较顺手。教学改革以后顺理成章的搞成本会计。和成本会计有联系的还搞了责任会计。责任会计是管理会计一部分。

尹成彦：管理会计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贺南轩：我国管理会计教学、研究、实践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课程，也没有这方面实践。

尹成彦：小指标竞赛、班组核算您知道吗？当时是怎么搞起来的？

贺南轩：1958年大跃进会计＂大破大立＂时，东北北安和齐齐哈尔两个工厂搞改革，叫“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老中轻三结合。这里有群众参加的班组核算。我们会计教研室认为是＂立＂，就派郭厚登[21]、阎金锷和我三人去那里调查研究半个月。

尹成彦：我们终于问到班组核算的起源了。您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他们原创的发明，还是借鉴别人的？

贺南轩：应该是他们原创的。实际上班组核算也不是大的发明，班组工人自己填填原始凭证提供一些原始核算资料，并不困难。我们三人调查回来后，阎金锷、我，还有几个人根据调研结果重新编写了工业会计讲义，把工业会计分为专业核算和基层核算两部分。基层核算中包括群众核算——班组核算一章。

尹成彦：我看您回忆录中说，这本教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贺南轩：对。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不用了。这也说明当时会计＂大破＂以后，并没有＂立＂起来。

尹成彦：小指标竞赛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贺南轩：大庆油田内部经济核算最基层一级的班组经济核算，有指标、有核算，还有考核评比和竞赛。这是后来在班组核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人真正参加管理。这里说的竞赛可能就是小指标竞赛。

尹成彦：我们后来说的管理会计是1980年以后从西方引进的。但是管理会计中的一些做法是不是我们原来就有的？

贺南轩：好像没有。苏联专家在时有财务课，教学改革后我们改为财务管理课，其中吸收了一些西方管理会计的内容。另外又单独增设了管理会计课。所以财务管理课及其教材与管理会计课及其教材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叠。

赵锡禹[22]同志当过我们会计系主任，他在北方还是很有名的。1960年代他给我们讲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其中讲了损益平衡点，这实际上是管理会计内容。但他没有提管理会计这一概念。他是作为介绍西方会计情况供我们教师参考的。

尹成彦：这些内容您读大学时学过吗？

贺南轩：没有。南开当时的课程只有会计原理、成本会计、高级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和会计制度设计。

尹成彦：实际上解放前的会计教材中也有管理会计内容吗？

贺南轩：我在南开没有学过管理会计。但现在回忆起来，后称管理会计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在南开学的成本会计中也是有的。

尹成彦：说说您在人大教学研究成果吧。

贺南轩：我的教学研究成果，主要是编写了工业会计、成本会计和责任会计教材。前两方面教材，既有校内的，还有自学考试的和会计职称考试的，不仅有教材本身，还有相应的考试大纲、辅导书和习题集(包括答案)，形成了教学和考试的完整体系。撰写这些教材期间，我也在工业会计和成本会计这两个自己最专长的领域发表了大量文章。此外，我在会计原理和记账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写了一些论著。

本人发表在陕西财院学报1979年第5期上有关产品成本计算方法的论文。此文后被编入中国成本研究会主编的《成本研究班教材》，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尹成彦：我记得您发表过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的文章，对吧？

贺南轩：我在记账方法方面最重要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财务与会计》中发表的《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另一篇是《中国经济问题》中发表的《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法》。前者给借贷记账法定了性；后者肯定了借贷记账法的质。

本人发表在《财务与会计》1979年第2期为借贷记账法定性的文章。

尹成彦：我记得当时葛家澍[23]老师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的文章。还有别的人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吗？

贺南轩：有啊。上海是借贷记账法最早的引进地。我的《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发表后，上海的反应是最强烈的。上海的夏高波[24]也发表了文章。我和夏联系很多，来回通了30几封信。我和夏是借贷记账法的两个＂铁杆＂。上海的诸尚一[25]也坚决支持我宣传借贷记账法。我后来写了《再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寄给《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他们说他们只登正反两方面论述各一篇，我的第2篇不登了。我就寄给诸尚一主编的上海会计学会主办的《会计通讯》。他给我发表了。

本人发表在《会计通讯》1980年第3期上进一步讨论借贷记账法性质的文章。

尹成彦：您在教学方法方面有没有较大的创新？

贺南轩：我主编了一本《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年出版），其中汇集了十几个不同类型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实例，作为《工业会计学》教材的配套教材。现在叫案例教学，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一种创新。

尹成彦：当时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然后去工厂实习，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贺南轩：去工厂生产实习，一般是在大二到大三中间的暑假，一次性去实习2个月。我最初在计划系上工业会计核算作业课，1953年暑假我就带这个班学生去天津动力机厂实习。生产实习对学生和教师都很重要。

尹成彦：您是注册会计师吗？

贺南轩：我不是，我不想当。因为当了注册会计师要到企业查账，影响我写东西。当时第一批注册会计师是不需要考的，只要我填个表就能当上。

尹成彦：有人找过你请你当吗？

贺南轩：我们系的李相国找过我。他当时兼任人大会计系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他希望我当注册会计师，我不想当。

尹成彦：那时如果当注册会计师收入高啊。

贺南轩：我写东西收入也不少，比当注册会计师省事省心。

尹成彦：哈哈哈。我第一次听人说不要当注册会计师。很好玩，这就是聊历史。

贺南轩：我对你是坦白说的，我不想陷到事务性工作里面去。

尹成彦：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中，觉得哪些学生最有成就？

贺南轩：最有成就的，一个是林钢[26]，现在是人大会计系教授。我不是博导，他已是博导。责任会计学就是我和他一起搞的。还有汪建熙[27]，是中国证监会第一任首席会计师，是张为国的前任。还有汪的夫人郝荃[28]，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还有荆新[29]、于富生[30]、杨周复[31]和戴昂等，他们都很有成就。

尹成彦：文革期间您去了五七干校？

贺南轩：1969到1972年，我在江西人大五七干校待了三年，什么业务都没有干，就是劳动。我用锄头括过草皮、用手推车推过塘泥参加积肥，我打过石头、砌过墙、抹过白灰参加盖房。那时的劳动和生活非常艰苦。但治好了我的失眠症。

尹成彦：您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干什么？

贺南轩：1970年人大按照中央批示停办。人大教职工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各院系按照专业对口原则分别并入各兄弟院校。人大财经各系和北京经济学院合并。合并后，人大会计系和北京经济学院会计系一起为北京市所属企业办会计干部培训班。我参加在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所属工厂办的会计培训班，并在各厂进行成本核算的调查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大和北京经济学院相关专业合并时会计专业老师的合影。一排左起：1 朱亚芳，2 高治宇，3 宣奉芬，4 张月华，5 王贤春，6 张孟春，7 向宣培，8 温坤。二排右起：1 贺南轩，2 李祥辉，3 蒋玉庭，4 王志忠，5王又庄，6 阎达五，7 韩润桃，8沈小凤，9 赵德珉。三排左起：1 马英麟，2 赵玉珉，3 彭再勤，5 王庆成，6 郭雪亭，7 唐予仕。四排右起：1 刘大贤，2徐根深，3 曹冈，4田源，5 白肇鲁，6 侯志刚，7 金忠煜，8 阎金锷。

尹成彦：人大是1978年复校的。人大以前有没有招过工农兵大学生？人大会计专业什么时候开办的？会计系什么时候成立的？

贺南轩：人大没有招过工农兵大学生。人大最初没有会计专业，财政系会计教研室教师给本系和其他各系讲会计课。1954年人大在北京、天津和太原设立函授站，应当地企业要求开办会计专业班，也由会计教研室教师讲会计课。1962年财政系开办会计专业，由会计教研室主力教师讲会计课。1988年会计教研室脱离财政系，成立会计系，由阎达五任系主任，那时他还年轻，当时只有他能胜任了。

尹成彦：那时不是也培养了很多会计人材吗？

贺南轩：是的。文革以前1950、 60年代就已培养了一批会计人材，1988年成立会计系以后，培养的会计人材更多了。

2012后10月，人大财贸系1962年第一届会计专业本科部分师生50年后欢聚时的合影。前排左起：人大会计系老师王俊生，人大会计系老师顾志晟，本人，人大会计系秘书孙占?。二排左起：宋淑敏丈夫，周乃君，张家庆，宋淑敏，路玉枝，李莲渠，高庆文。三排左起：陈景和，王成久，范长缨，董庆东，胡继寅，古维永，赵连栋。

尹成彦：对于文革以后第一批学生您还有什么记忆？您教他们什么课？

贺南轩：文革后第一批1978级第一学期学会计原理。我在第二学期教他们工业会计。那时规定，谁讲主课谁当班主任。我因此当了1978级会计专业班的班主任。

尹成彦：这个班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学生？

贺南轩：我印象深学得好的学生有4个。一个是汪建熙，他留校任教了。一个是夏成才[32]，武汉人，已经结婚生子，本来也想让他留校任教，老婆孩子户口解决不了。我和五十年代人大研究生同学、中南财大的张郁波联系，推荐他到他们学校任教了。夏成才在中南财大干得也不错。还有一个蒋世铭，浙江人，也已结婚生子，不能留校任教，后来是杭州之江大酒店的总会计师。还有一个王兆国，也因个人原因回辽宁老家工作了。

尹成彦：当时师生之间往来是不是很多？老师对学生的生活、就业都很关心？

贺南轩：我和1978级会计专业班学生联系更多。因为我是班主任 ，不仅要管教学，还要管生活和政治思想。

尹成彦：贺老师，您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吗？

贺南轩：我没有入党。我是北京市政协第七届特邀委员和第八届无党派委员。

尹成彦：您没有入党，是条件不够吗？

贺南轩：是我个人思想有问题：单纯业务观点。我只希望搞专业，担心政治上积极会花较多时间在开会等方面。所以只当了10年团员，10年后超龄退团了。

尹成彦：您回忆录中说，您是解放前入团的？

贺南轩：是。只入团没有参加革命工作，不能享受老干部离休干部待遇。

尹成彦：1978年文革后招的第一批会计专业学生，录取分数怎么样？

贺南轩：录取分数还是不错的，和其他专业相比不低，至少是中等。

尹成彦：您前面提到改革开放初人大会计系优秀毕业生中有杨周复，能介绍一下他吗？

贺南轩：杨周复和汪建熙等是1978年人大复校后第一届本科生。我给他们上工业会计课。杨周复学得不错。当时会计专业还不是很热，很多学生会计专业思想不稳。杨周复的会计专业思想是最好的，因为他父亲杨纪琬是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司长。杨周复后任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退休前为教育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

尹成彦：人大还有一门专业思想课？是给学生的会计专业思想打分吗？

贺南轩：没有这门课。学生专业思想要通过专业课、通过班主任工作来解决，不打分，也没有鉴定。专业思想不好的学生肯定学不好，因为他学习不会带劲。这就要做他的思想工作。

尹成彦：人大还有一位阎金锷老师，他也应该挺有学术影响力的。他的情况怎么样？

贺南轩：他最初和陈共一起搞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后来和我一起搞工业会计。他也是从南开来的，在南开比我低一级。我1951年南开毕业分配到人大当研究生，编制是研究生，还不是教师。他是第二年来的。因为人大会计教研室觉得南开来的学生还不错，当时只有我一个。所以后来直接从南开调来5个：阎金锷、马英麟、张孟春、温坤[33]和贾春华。这5人调来作为教师，是教师编制，但正式任教前参加研究生班学习。

尹成彦：这5人中是不是只有阎金锷是搞会计的，其他人都不是？

贺南轩：这5人都是搞会计的。后来贾春华和汪家祐一起去青海支教了。

尹成彦：阎金锷后来是什么情况？

贺南轩：他后来又搞审计，最后还搞国际会计。他搞的面比较宽。所以后来补评博导时，我们系里排名时王庆成排第一、阎金锷排第二、我排第三，但最后阎评上了，王排第一倒未评上。我估计，在学位委员会讨论时学位委员可能认为阎的教学研究面比较宽。

尹成彦：人大会计系补评博导排名1、2、3，是怎么排的？打分排的？

贺南轩：不是。是系领导根据他们的印象和大家的意见排的。这三人可以上，顺序如何，是大家公认的。

尹成彦：这就是说，人大会计系第一个博导是阎达五，你们是第二批补评博导三个候选人。阎金锷是人大会计系第二个博导。

贺南轩：对。我是补聘博导排名第三。当时系主任阎达五告诉我，如果学校指标够，三人都上报 ，如果学校指标紧张，就按排名顺序从后向前删。后来学校把我删了，把他们两人上报了。最后上面没有按照学校排的顺序来定，阎上了王没有上。我估计就是因为阎教学研究的面比较宽。须特别补充的是，我和老阎、王庆成都是50年代初进人大的老同事，曾有不少高质量的合作成果。评博导的事以后对我们三人的关系没任何负面影响。

尹成彦：贺老师，您后来做过博导吗？

贺南轩：没有做过。因为国家规定60岁以上原则上不批博导了。为了照顾老教授，教委给各校一些补聘指标，我和王庆成都没补聘上，就不能再当博导了。

贺南轩：阎金锷是1990年评上的。张为囯是1993年评上的，他比较年轻。您没有评上博导是不是有点遗憾？

贺南轩：我没有遗憾，我想得通。没有评上博导，我可以写东西。

尹成彦：您写的书中您觉得最好的是哪一本？

贺南轩：我觉得最好的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成本会计学》。它用了15年，印刷35次，可以说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后来国家规定60岁以上教师不能再主持自学考试命题，也就不能再用他主编的教材了。那时，我的自学考试教材《成本会计学》才停版。

我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成本会计学》及其配套书

尹成彦：您的自学考试教材是从哪一年开始写的？当时自学考试是不是在广播电视大学授课？

贺南轩：我写自考教材是1980年代吧，具体年份我忘了。自学考试不授课，我在北京电视台做过一次辅导。

尹成彦：您当时写书稿费有多少？

贺南轩：很少很少。那时稿费标准和现在不一样。那时是1千字8元。

尹成彦：您那本书用了15年，每年给您多少稿费，是根据印刷量给的吗？

贺南轩：没有多少稿费。基本稿酬是1千字8元，印数稿酬就更少了。我们教研室当时思想还比较＂左＂。我和阎金锷主编的《工业会计学》印数稿酬只拿了两次，前两次印数稿酬很少，我和阎两人一人一半。当时的教研室主任赵玉珉同志说，印数稿酬是不劳而获，从第三次印数稿酬开始就上交国家财政了。

尹成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贺南轩：1980年代的事，赵玉珉当教研室主任的时候。

尹成彦：一本书30多万字，一个人可得1千多元。

贺南轩：不到1千元。那时，学校要扣，系里也要扣，剩下来的我和老阎平分，每人能分几百元。

尹成彦：贺老师，您刚工作时工资多少？

贺南轩：每月45元。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和王庆成、阎金锷都一次提了两级，提到89元。我还买了一只手表105元。那时我一家人生活很不错了。这次提工资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再提。以后又提过几次工资，每次什么时候提的，具体提多少，都忘了。

尹成彦：那时写一本书能够挣几百元已经很可以了。

贺南轩：是的。1962年我全家回了宁波老家一次，就是利用稿费做路费的。幸亏后来积蓄了一些稿费，2005年购置现在住的新房时，才勉强付得起购置费。

尹成彦：因为稿费还可以，所以您对注册会计师不感兴趣，对当博导也不感兴趣。您和我们真的都是会计，会算账。您是一位被稿费耽误了的博导。

贺南轩：不能这样说。如果当博导了，我就宁愿少写一点东西，而在当好博导上下功夫了。既然博导不成，我就写我驾轻就熟的东西。

尹成彦：您还是硕士生导师，对吧？

贺南轩：是的。硕士生我带了10个。他们是：林钢、王晓荷、戴昂、王元兵、孙建国、田雍、陈晓成、邹晓华、何光道和胡皓华。王晓荷早已移民，现为美国公民，胡皓华是我为财政部会计制度司代培的研究生。

赵健：您是宁波人，为什么报考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

贺南轩：我在昆明上的高中。抗战时，昆明有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但为了报答母地，在昆明设立了考点。

尹成彦：当时您没有考虑报考别的学校？

贺南轩：没有。因为我父亲是一家建筑材料店老板兼会计，受他的影响，我报考了南开的会计专业。

尹成彦：也是为了好找工作，对吗？

贺南轩：对。学会计找工作没有问题。

尹成彦：您和杨纪琬同志交往应该比较多，你们是怎么交往的？

贺南轩：我和杨纪琬同志比较熟。一是因为1960年代初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缺人，和我们教研室商量，把我借调到会计制度司工作了半年，就在杨司长领导下工作。

尹成彦：您在会计制度司主要做了些什么工作？

贺南轩：主要是讨论、研究和设计工业会计制度。

尹成彦：就借调了您一人？还借调了别人吗？

贺南轩：只借调我一人。我和杨纪琬同志比较熟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和阎金锷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工业会计学》由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核，具体审的是杨纪琬和莫启欧[34]两人。我们之间经常互相讨论、互相交流。

我和阎金锷主编的全国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工业会计学》

尹成彦：杨、莫两人是不是同学？

贺南轩：不知道。他们都是从上海来的。他们两人是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的台柱，这两位是我最佩服的人，业务强，专业水平高。杨脑子特别灵，专业问题反应特别快。莫业务也强，说话南方口音特别重，谁都听不懂。我和杨纪琬比较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和我们一起搞过大庆油田财务管理的调查研究。1978年秋天，杨当时还没有恢复司长职务，作为普通一员参加调查研究，负责业务上把关。他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他在文革中挨批斗，到大庆时刚＂解放＂，工作很负责很辛苦。他胃不好，为了保暖在棉衣外系了一条带子，他也不嫌难看。我和杨比较熟的第四个原因是，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几次会计专业会议。例如1992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会上讲了话，财政部副部长曾直做了总结报告。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会计大破大立前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对会议情况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办经济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闭会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会议部分代表，并和全体代表及工作人员合影。由于代表加上工作人员有300多人，虽然排成几层 ，队列从左到右仍较长，所以合影时镜头是从左到右慢慢转着拍的。参影人员只有在镜头转到右端、摄影师叫＂停＂时才能动。由于参影人数众多，合照只给主要代表和工作人员各一张。遗憾的是，这样珍贵的照片居然给弄丢了，非常可惜！会议设有许毅为组长的文件起草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起草小组成员白天分别参加各小组讨论，晚上在起草小组办公室起草文件，很辛苦。有一天晚上，曾直副部长穿着毛衣毛裤来看望我们，对我们表示慰问，情景很是温馨。杨纪琬同志是会议主要代表之一。会议期间我经常向他请教。又如1993年北京香山饭店开的会计教材出版会议，他参加了，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财政部及其所属会计制度司的领导和专家，还有很多高校的会计教授都参加了，讨论会计教材出版的规划，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杨纪琬同志还是我1986年提正教授的推荐人，是他给我写的推荐信。

1993年9月25至27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参加中国财经出版社组织的“第一届会计出版论坛”。前排左起：北京经济学院教授王又庄，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秉坚，中国财经出版社副社长沈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庆成，中国财经出版社社长毕超英，我国会计泰斗杨纪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阎达五，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天民，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魏振雄，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谷祺，本人，中国审计学会副秘书长杨树滋。后排左起：中国财经出版社翟俊武，中国财经出版社徐洁，中国财经出版社孙伟生，中国财经出版社孙福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为国，北京经济学院教授曹冈，中国财经出版社贺锦娜，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冯淑萍，中国财经出版社郭兆旭，中国财经出版社副社长王贵三，中国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张洁，中国财经出版社刘玉常。

尹成彦：五十年代初人大会计研究生汪家祐[35]您还记得吗？

贺南轩：记得。汪家祐专业水平不错的。他后来去深圳大学是走对了。他在人大不一定会有在深圳发展得那么好。他在深圳大学在会计专业水平方面是数一数二的。人大水平较高的人到底多一些。

尹成彦：贺老师，您在文革中有没有被冲击过？

贺南轩：我没有被冲击过。我很幸运是在人民大学，如果我是在北京经济学院，早就变成＂反动学术权威＂了。如1954年毕业于人大财政系的王又庄等北京经济学院的老师，就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了。人大象我这样水平的人比较多，所以还轮不到我。如果我在小地方小学校，肯定受罪了。

尹成彦：您如何评价您的会计人生，如果打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您可以给自己打几分？

贺南轩：反正90分以上 ，也不会是100分。

尹成彦：这就是说，您对自己的会计人生还是很满意的。

贺南轩：对。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当然，学术是不断发展的，按照现在的要求来说就不算什么了。2020年10月底，人大商学院70周年院庆时，张为国通过人大同辈人周明德和我联系上。为国告诉我，1980年代初他在上海财大学工业会计时，用的教材就是我和阎金锷主编的《工业会计学》，他还认真自学了我主编的《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他学得很好，得了100分，特别高兴。一直想再和我联系，希望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人大会计专业研究生班写些回忆文章，因为他的硕士和博士副导师石成岳等上财一批教授，以及全国好几个高校的著名会计学术带头人都是这个班的。我想不到，在上海财大居然还有我的＂粉丝＂。我的回忆录就是在他的鼓励和参写下写成的。

尹成彦：贺老师，您有什么人生遗憾没有？

贺南轩：我没有遗憾。我的心态比较好，我这样已经很知足了，知足常乐！

尹成彦：您回忆录写了您有几次自我折腾。您现在回想一想，如果这些折腾出了问题您会怎么样？

贺南轩：我很庆幸。这几次折腾只要有一次折腾坏了，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后来不想搞会计口述历史，就是怕最后搞这个把身体折腾坏了。那可要后悔一辈子了。我孩子们也这样说的。

尹成彦：您后来是怎么谈恋爱的？

贺南轩：我和夫人是在人大学校里认识的。她最初是人大幼儿园教师，后来调到人大附小当教师，再后来调到人大图书馆，逐步提升为副研究馆员。我们是在她当幼儿园教师时认识的。

尹成彦：当时是介绍认识的？

贺南轩：不是介绍认识。这和高岚有关系。高岚是我们会计教研室主任。她原来是人大幼儿园主任，高主任当时对我夫人很欣赏。高岚调任会计教研室主任后，我又是她属下的教师。我夫人常来会计教研室来看望她的老主任，这样我们两人就认识了。我们谈了一年恋爱就结婚了。

尹成彦：您是南方人，因为追求西南联大的南开到天津读书，有没有想过再回南方工作？

贺南轩：没有。一个原因是专业，在人大搞得好好的，干嘛回去，对不对？宁波大学成立后不久联系过我，我不想去。那是1980年代，我有一个本科毕业生要分配工作，他是宁波人，我把他介绍到宁波大学去了。后来宁波大学和我联系，希望我去，我不想去。我在北京、在人大搞得好好的，干嘛去？另一个原因是我已结婚、有了孩子，调动不方便。

尹成彦：您夫人是哪里人？

贺南轩：北京人。她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我的普通话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好。她没有专心教我，我也没有很好向她学习。但如我在回忆录中提及的，我著书最丰盛时，她一直帮我誊抄稿子，因为她对我的笔迹不会搞错。虽然她去世已二十多年，但至今我仍非常怀恋和感谢她，其中包括这一点。

1991年我陪夫人吕静怡畅游自己解放前就读高中的昆明市。

尹成彦：贺老师您有几个子女？

贺南轩：两个，主要在香港。我的外孙女、外孙女婿和我的重孙子，以及我的女儿和女婿都在香港。外孙女婿的父母在北京。在香港的亲人想回京探亲，从香港到北京因新冠要防疫隔离21天，回不来。

2018年，我和我的后代幸福地欢聚在一起

外孙女和重孙子等待和爷爷、太爷爷视频

在香港的亲人

尹成彦：您对您的人生还是很满意的，您好像也没有吃过什么苦。

贺南轩：我的心态比较好，要求也不高。吃苦主要是在小时候，日本飞机老轰炸宁波市区和郊区。我们老是跑来跑去逃难。

尹成彦：那时您还年轻，可能还觉得好玩。

贺南轩：那倒是。那时年纪小，跑到什么地方感到好玩就玩。但日本飞机在头上飞时很怕。飞机飞得很低，连戴着墨镜的飞行员的脸都能看见。另外，在五七干校时，劳动和生活都非常艰苦。

尹成彦：贺老师，现在您是长辈了，您对会计界的晚辈有什么寄语或者想说的话吗？

贺南轩：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寄语。希望他们好好地工作，为社会为国家多做贡献。对于我的校內学生和校外自考生，以及研读我的教材文著的会计人来说，他们都是我回忆录中说的我这颗红色种子开的花结的果。我希望他们更加发扬光大！

[1] 杨宗昌（1927-2018年），男，陕西宝鸡人，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7-1951年本科就读于西北大学财政金融系，1952-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研究生班进修。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并跟随院校变迁在陕西财贸学院、西北财经学院、陕西财经学院、西南交通大学任教，曾任西北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陕西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2018年10月19日在陕西西安逝世。

[2] 阎金锷（1927—2000），男，天津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审计学家。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

[3] 朱信诚（1929—2015），男，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研究生班,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原湖北省民建副主委。

[4] 邓延芳（1931—），女，湖北省沙市人，原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财政部下属院校的首位会计学女教授，参与创办大连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5] 王盛祥（1925—2016），男，辽宁铁岭人，1949年毕业于国立长春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任教于长春东北商业专科学校,1953年东北地区院校调整,随该校调入东北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的前身)。先后担任会计教研室主任、会计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

[6] 方正生（1927—），男，1958年进入中南财经学院函授本科财信专业学习，1960年又考取原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系本科财信专业，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教授职称。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7] 魏克发（1930—），男，黑龙江人，曾任会计司副司长、司长，中华函授学校校长，第一届中国会计学会理事、第二届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第三届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第四届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8] 杨纪琬（1917—1999），男，上海松江人，毕业于上海“国立”商学院。曾任“国立”上海商学院、东吴大学、光华大学等的会计学教授。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首任会长。杨纪琬在任期间，建议并推动恢复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9] 王庆成（1927—），男，出生于江苏镇江，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同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2年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财会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10] 阎达五（1929—2003），男，山西省祁县人。1949年3月肄业于北平私立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创办人、第一任系主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管理活动论的主要创始人、价值链会计的首创者，《会计研究》编委会副主任。

[11] 高治宇（1918—？），女，江苏江阴人。考取复旦大学并留校任教，主修财政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时，高治宇成为华东区支援人大建设的教师团赴人大任教，也是当时华东团25名年轻教师中的唯一女性。

[12] 何伟（1926—2012），男，河北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

[13] 李学柔（1928—），男，广州惠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会计教研室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历任中央监察部干部训练班教员，山西财经学院会计系教研组副组长，中山大学管理系副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第一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参与创立管理学院，负责创建审计专业。

[14] 张为国（1957—），男，出生于上海，会计博士生导师，原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主任、原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原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先后在上海财经大学获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16] 赵玉珉（1916—2005），男，教授，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教学的拓荒者，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会计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第四届荣誉理事。

[17] 黄寿宸(1917-1991)，男，浙江省温州市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教育家。194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会计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在杭州之江大学任讲师。解放前夕在上海挂牌担任注册会计师。建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信贷系教研室主任。1961年调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历任林业经济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还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审计学会理事、黑龙江省会计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审计学会副会长、《林业财务与会计》总编等职务。

[18] 陈共（1927-2021），男，辽宁人，曾就读于东北大学，1948年秋季赴解放区正定华北大学学习和工作，1950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和工作。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新中国财政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主任。

[19] 李相国，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2000年年底退休。退休后,他又受聘担任人大商学院教学督导直至2007年年底。他主攻财务理论与方法,在全国率先提出财务管理资金运动论的观点,是资金运动论的始论者之一。

[20] 石成岳（1927—2000），男，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曾先后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教授，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及财务学系主任。

[21] 郭厚登同志曾任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学生司负责人。

[22] 赵锡禹（1901-1970），男，河北乐亭人。1949年后最早介绍西方现代会计理论的学者。赵先生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有南潘北赵之称。

[23] 葛家澍（1921—2013），男，江苏兴化人。1945年在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为我国第一批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和第二届成员、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成员。2013年11月25日在厦门逝世，享年93岁。

[24] 夏高波（1915—2003），男，浙江奉化人，1940年复旦大学会计系毕业。曾任上海《大晚报》社论委员，并主编副刊《经济周刊》。解放后，曾在沪江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诚明文商学院、之江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主教成本会计和审计。1979年，创刊《上海会计》任副主编。80年代初，参与重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董事和副主任。

[25] 诸尚一（1913—1997），男，上海人。解放前，曾任《上海商报》经历。解放初期，曾主持设立诸尚一会计师事务所，并任市税务局特约查帐员，市私营商业所得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重估财产评审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文革后，历任上海市会计学会副会长兼《上海会计》月刊主编、上海市注协常务理事、市特约监察员、市住房委员会委员、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校务委员、民新财会进修学校校务委员等社会职务，并担任复办后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副董事长和第一任主任会计师。

[26] 林钢（1953—），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7] 汪建熙（1951—），男，江苏苏州人。本科毕业自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师从杨纪琬。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国际部主任、副秘书长、主席助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28] 郝荃（1958—），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务会计专业毕业。1993年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是毕马威首位成为合伙人的中国注册会计师。

[29] 荆新（1957—），男，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0] 于富生（1954—），男，河北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1] 杨周复（1948—），男，上海人，其父杨纪琬。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会专业毕业，曾担任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部长助理、党组成员。

[32] 夏成才（1949—） ，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3] 温坤（1929—）,女，辽宁海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34] 莫启欧（1912—1994），男，浙江宁波人。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原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高级会计师。曾任美商中美火油公司会计主任等职。1953年进财政部后，一直从事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制订、修订和审定工作。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的主要起草人，晚年研究中国会计准则课题。

[35] 汪家祐（1930—）男，上海人。原深圳大学教授。1952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1952-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研究生班进修。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青海财经学院、深圳大学任教。

《会计口述历史》项目介绍：

会计口述历史工作最初是我院中国会计视野团队的一个自发活动，有几个人陆续参与。目前已经成为学院推广发展部的职责范围之一，有一个3-4人比较稳定参与的团队。但是10年来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远不止这些，还有来自学院的其他同事，以及来自院外的临时或长期的志愿者。我们都尊重会计职业，我们都对会计历史感兴趣，我们都尊敬会计前辈，因为会计口述历史，我们同行（过）。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是一个可以做事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有幸做了一件多方受益的公益项目。感恩，谢谢为会计口述历史而努力过的我们。

2021年11月初，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活动上，我院的会计口述历史项目在口述历史之夜和口述历史国际研讨会两个环节分别做了主题分享，并得到国内外点评专家和与会听众的高度评价，荣获“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2021年度口述历史项目”，这是国内口述历史领域的最高荣誉。备受认可的不仅是会计口述历史项目本身，更是会计人的口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