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日，老汪病危，证监会的老同事李为和郭晓燕第一时间与在伦敦的我保持联系。几小时后，她俩悲痛地告诉我，老汪走了。我们大家心情都无比沉重，至今仍沉浸在对他的深深怀念之中，因为老汪是我国产官学界无数人无比爱戴的人，是一个时代的杰出代表。

老汪和我的深厚友情源于共同的学术根基：上海财经大学（上财）的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我的博士导师娄尔行先生193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随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老汪的博士导师杨纪琬先生（我们习惯称他为“杨老”）1939年也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本来已考取庚子赔款项目，去美国读研究生，但后出于种种原因没去。40年代，娄先生和杨老都在上海各高校任教或从事实务，交情一直非常深。解放初，当时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从上海招了大批专家型人才到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其他财经部门工作。娄先生和杨老在国立上海商学院就读时的系主任安绍云先生带了杨老等进了财政部。安老师是河北武清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回北京也完全中他的意。安老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老成为第二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

我和老汪夫妇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认识。由于前述历史渊源，再加娄先生等上财会计学科带头人英文、会计和其他财金学科的基础都非常好，改革开放初，杨老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科所）的研究生都分批来上财完整听专业课，或参加各种中外合作培训项目。由于当时我也在上财读研究生，因此，和选派来上财听课和参加培训的财科所学员都非常熟，其中包括老汪夫妇。老汪长我五六岁，他在产官学的根基远较我深广，成就与贡献也是我无法比拟的。但我们有许多共同点：除以上历史渊源外，老汪和我文革中都有下乡的经验；老汪夫妇和我都是78级会计专业的本科生；他和我都在85年和90年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80年代中还都去澳大利亚留学和实习；我们都是江浙人，虽然老汪总以纯正的普通话和讲上海腔普通话的我交流，但他也能听懂上海话，偶尔在交谈中半开玩笑地冒出几句上海话。因此，我俩格外有共同语言。

汪建熙夫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毕业照。后排左四是老汪，二排右三为郝荃。前排右三是我后文将提及的贺南轩老师。

 

1983年上财举办的管理会计研究班结业合影，二排左七为老汪夫人郝荃，前排右四为我的博士导师娄尔行先生。当时我是作为上财研究生全程参与旁听的，因此没在合影中。

1986年，我通过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培训项目考试，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学，并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回国后，当时刚过30岁的我于1987年9月首次为上财研究生开设一门15个专题的全英文课程，全面深入探讨美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演进、会计准则发展和注册会计师监管的历史。此课连续开了数年。没想到，它使自己和老汪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邓小平南巡后，研究制定会计准则，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管成为我国会计改革的中心内容，而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上市公司高质量财务信息披露的需求，而高质量财务信息披露的基础就是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这种会计伴随证券市场发展而发展的历程在各国都一样。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杨老的博士生大弟子汪建熙出任首席会计师兼国际部主任，从美国杜克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高西庆则出任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他俩成为证监会成立之初的两大技术支柱。证监会成立后，杨老担任了首届发审委委员。作为全国会计学大系的系主任，我一年四季经常去北京开会。每次都去拜访杨老，他总是结合证券市场和我讨论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原则和实务、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监管等问题，杨老也总建议我多去找老汪讨教。因此，每当我去北京，总设法去保利大厦内证监会办公室拜会老汪，以及老汪兼任国际部主任的副手，我在上财本科和硕士的同学和室友贝多广。和他们三人的这些交谈对1996年老汪离开证监会后，我应邀去证监会任首席会计师，并履行好这一职务都大有助益。

当时上财主办过好几次重量级的学术会议，包括1993年召开的中国海峡两岸会计审计研讨会，1995年在上海家化召开的中国会计教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以及1996年同样在上海家化召开的中国会计教授会第二次年会。两次教授会年会召开前，作为教授会首任常务理事和秘书长的我都亲自进京请杨老和老汪参加并做主旨发言。每次他俩都欣然接受邀请并在百忙中安排出席。

1995年中国会计教授会成立大会的合影。一排右十为老汪，右十二为杨老，右五为本人。

中国会计教授会成立大会主要发言人的合影。右起老汪、上海财大汤云为、财政部会计司余秉坚、杨老、美国芝加哥大学雪凯瑟琳·雪珀、美国休斯敦大学郑振兴、香港城市大学戴玉光、美国南加州大学林文雄、香港科技大学李志文、台湾政治大学林美花、本人。

自上世纪３０年代初美国证监会成立起，其首席会计师在美国乃至全球会计界一直是呼风唤雨式的人物。汪首席到会并做主旨发言是对成立伊始的教授会的极大支持，他的发言也使与会者感受到证券市场迅速发展后推进会计改革，尤其是制定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加快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加强对其执业监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者，由上财倡导的会计博士生教学和会计研究方法的改革正处起步阶段，而会计领域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多半以证券市场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因此，汪首席的主旨发言对准备从事此类研究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老汪发言的启发下，一批新一代的博士生开始按国际通行的研究范式研究证券市场和会计信息关系的问题，并在几年内结出丰硕果实。2000年上财会计学博士生李树华（后曾在首会办工作）和境外学者有关证券市场审计意见收买的论文在全球顶三的会计学术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发表，这是第一位中国本土培养的会计学博士生在国际会计学术顶刊发表学术论文。我在上财指导的博士生赵宇龙在1999年完成的有关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关系的博士论文在2003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4年我在上财指导的博士生原红旗与境外学者合作的有关上市公司配股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学术论文在另一全球顶三的会计学术期刊Accounting Review上发表，这是第一位中国本土培养的会计学博士生在这一国际顶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每当回忆起这一时期中国会计学术界走向世界的学术成就，我总联想到老汪在前述两届中国会计教授会年会上有关证券市场监管和财务信息关系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主旨演讲，及其对年青学子产生的深远影响。

到证监会前我长期在上财做学者，没有任何从政经验。证监会请我接任老汪之职时，我博士导师娄先生和老汪的博士导师杨老都有些担心。但与杨老和老汪长期的交流，自己对美国为代表的证券市场会计准则、审计准则、财务信息披露、会计师监管的研究教学都为我接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一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老汪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时首会办没有专职的助手，其他部门的李正强、王连凤、郭晓燕、初伟斌分别从各方面兼职协助老汪。他们在我到证监会之初都向我传授了老汪是如何出色地担当首席会计师之职的，使我到任后很快进入角色。

2000年老汪重回证监会，并成为我的顶头上司，那时他的博士导师杨老已去世，在作为挚友的老汪领导下，我工作特别顺心也顺利。有时遇到一些难以协调的问题我有些急躁，老汪总是温文尔雅地为我降火。在兄长般的专业知音领导和呵护下工作，真是人生的大幸。2004年8月，证监会决定由我兼任国际部主任，使我成为双肩挑的干部。而证监会成立之初老汪也是这样双肩挑的干部。

作为证监会两大技术支柱之一，老汪在证监会成立后不久，就借鉴美国、香港等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的经验，建立了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规范，包括招股说明书、年报、临时报告等的内容与格式准则。2000年老汪回证监会后，根据会领导的指示，在老汪的亲自领导下，首会办的同事在发行部、上市部的同事协助下，借鉴国际经验和本国实践，全面设计了由四层次规范所构成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框架，并为配合金融机构改制上市制定了信息披露特别规定。这一框架虽经一定调整，现仍基本在中国证券市场发挥作用。

当时，根据朱总理的指示，证监会聘请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梁定邦任特别顾问，香港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此外，还从四大聘请合伙人，任首会办及发行部的技术顾问。老汪非常平易近人，多次和这些技术顾问及首会办的其他同事在周末去郊游。

2003年和这些会计技术顾问登香山时的合影，右五为老汪，其他参加者有来自普华的发行部技术顾问王湛生（左一），来自安永的发行部技术顾问邱家赐（左二），来自毕马威的首会办技术顾问殷立基，来自安永的首会办技术顾问龙永雄（左七），首会办陆德明（左四）、郭旭东（右二）。右一为本人。

 

2004年老汪夫妇（二排左三和四）和我们一起登香炉峰的合影。二排左二是技术顾问殷立基，首会办参加的有李海军（三排左一）、郭晓燕（三排左四）、郭旭东（三排左六）、陆德明（三排左七）。二排左一为本人。

 

老汪是我国执行证券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创始人。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即在财政部属下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负责人，对改革开放后十多年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基本情况非常了解，包括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官办或挂靠在政府机关、高校等单位下的，注册会计师都是通过考评而不是考试取得资格的，多数未经过全面系统深入的专业培训，也不是完全独立于相关政府部门等的专业人士。因此，中国证监会一成立，老汪坚持要实行执行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的特别许可制度，并奠定了由证监会和财政部各自依法对这些事务所实行监管的制度。老汪回证监会工作后，仍然非常重视对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又和业界人士关系非常融洽，经常坐在一起切磋技术问题。

2001年老汪（左三）去杭州参加执行证券业务会计师事务所会议时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合伙人的合影。这些合伙人是胡少先（左五）、郑启华（左一）、朱炳有（左二）、王越豪（左六）。左四为本人。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是证券市场参与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财务信息的基础是会计准则。作为证监会首任首席会计师，老汪在证监会成立之初就参与了大量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包括亲自参与1993年国内企业去美国和香港上市时有关会计准则的技术谈判，为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扫清了会计技术障碍。1998年，财政部成立会计准则委员会，杨老和我任首届七位委员之一。老汪回证监会后，和我一起任第二届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并对该委员会如何真正发挥作用提出了尖锐而有建设性的意见，为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断建立健全我国会计准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4年老汪作为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参加财政部组织的国际研讨会时合影。左起：人大耿建新（左一）、老汪、审计署董大胜（左三）、财政部冯淑萍（左四）、美国赖斯大学Stephen·Zeff、财政部楼继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Paul·Pacter，本人、上财孙铮、中注协陈毓圭。

 

国际证监会组织有七个常设委员会，其中第一常设委员会负责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在老汪及其他会领导的要求下，我于2001年开始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多次随老汪去参加国际证监会组织的会议。

2003年老汪带领我们参加在首尔举办的国际证监会组织年会时的合影。左二起戴建国、本人、老汪、王超。

主管首会办期间，老汪经常将首会办同事叫到他办公室，谆谆善诱地指导如何正确处理相关事宜。不少同事收到老汪在报给他的文件上精细的签批意见后都感慨地说，老汪的批示往往比报告还长，且抓住了证券市场监管中专业问题的要害。记得他在首会办邱昱芳起草的一份简单的《关于配股资格与利润操纵之间关系的分析》报告上就批示：“……此份分析报告很好，十分清楚地指明了现行配股要求已成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重要诱因之一。在去年年末酝酿补充审计时，就曾提出应进一步下调增资配股条件中对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的要求，这也是符合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定的。当然，降低净资产利润率的要求有利于减少企业造假，但是否有可能导致市场供应量大幅增加，由此造成二级市场股价进一步下跌？……”老汪的这一批示实际上点出了证监会监管和发展职能并重导致的长期存在的两难，即要证监会把龙头必然需要详细的审批规则，尤其是明确的财务指标要求，而这样的规则及指标要求又往往会导致迎合监管需要的财务数据调节甚至造假。这种两难好多人并不理解甚至误解。他是首会办同事共同爱戴的好领导，一位专业水准超群，而上下级关系又非常融洽的好领导。

2004年春节放假前，老汪和其他会领导来探望首会办同事时的合影。前排为会领导，左起：老汪、屠光绍、尚福林、范福春、桂敏杰。后排为首会办同事，左起：陈剑斌、刘云峰、郭晓燕、郑莉、本人、陆德明、郭旭东、邓寰乐、冯增炜。这是老汪再次离开证监会前和首会办较多同事在一起的一张大合影。

老汪在领导首会办时一直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案件。1997年1月我到证监会任首席会计师不久，便参与了当时影响极大的琼民源案件的查处工作。该案的一个敏感之处是该公司的审计师是挂靠财政部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当时证监会领导非常谨慎，几乎天天叫我去为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和发展倾注大力心血的杨老家汇报调查的进展。琼民源案查处结果出来，证监会提出处罚意见后，财政部为慎重起见，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专家组，对证监会的查处报告作鉴定。作为专家组成员的杨老和我在酒店同住一个房间。专家讨论接近尾声时，杨老私下对我说，“小张，我主管会计工作几十年，不会犯糊涂。请放心。”由此案，我对杨老高超的相关理论、实务、政策、法规功底，以及高风亮节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另一方面，作为80年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及审计部负责人，已离开证监会的老汪也不时收到中华所的时任领导及涉案审计师希望帮忙的请求。但老汪从未向我及证监会其他参与调查的人员说情。设想，若杨老当时要求回避并保持沉默，或对证监会的查处质疑，老汪也通过各种渠道与证监会沟通，此案有可能没法很快结案，这一中国证券市场和会计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也有可能以不同的结局栽入史册。几年后，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尽管中华所因琼民源案件而倒掉了，但不能否认该所当时在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专业队伍力量最强，质量最高。自80年代初成立起，该所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所作的贡献也非常大。老汪看到这一表述后感到非常欣慰，并批注道：为国的总结是公正的。

另一是锦州港案。老汪重回证监会不久，即2001年，锦州港因在建工程会计处理不当被财政部查处。当时，财政部也准备查处该公司的审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但经过部内三个部门没法结案。首先，开始负责的是会计司，但该司没有查处的职能。接着转到中注协，但作为自律组织的中注协没有行政处罚权。最后转到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但该局没有查处此类案件的经验和能力。于是，财政部将此案转到证监会。老汪对我说，他夫人郝荃是毕马威的合伙人，他需要回避，希望我认真协调好此案的查处工作。按当时的证券法，警告处分低于罚款，而罚款最高仅60万元。当时毕马威全球主席也前来拜见证监会领导，希望采用美英等国常用的和解办法，即毕马威不承认错误，不接受查处，但愿意以设立培训基金等方法了结此案。这当然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后经多方一再协商，毕马威最终接受了证监会的警告处分。过程中老汪从未过问此事。他那大公无私的精神也深深感动了我及参与此案查处的证监会同事们。

2004年9月，老汪再次离开证监会，先后去汇金和中投任领导。此间，我俩经常就各种专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包括中投这样的被动型主权基金应否以及如何用公允价值计量分散但巨额的股权投资等。我俩也经常在中美战略对话等会议上相见。

2006年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到中行做报告时，老汪、我和沃尔克的合影。

2007年6月我去伦敦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在京的注册会计师界同行为我送行合影。前排中立者为老汪，他右边是接他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的我，左边是接我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的周忠惠。二排左二是老汪夫人郝荃。参加那次聚会的首会办同事还有郭旭东、于文强、郭晓燕、李筱强、孙树明、李树华。

 

参加本次聚会的证监会前后三任首席会计师的合影。

证监会成立后前三任首席会计师一起合影非常难得。现证监会已不设首席会计师一职，这些合影更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另外，老汪的博士导师是杨老，周首席和我的博士导师都是娄先生，而杨老和娄先生的共同导师是安绍芸。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三位首席会计师在学术和专业上是同宗。

我去伦敦任职后，每当老汪和夫人郝荃来伦敦或我回北京出差，我们三人总相聚在一起，细述双方及亲朋好友的身体和生活，切磋专业难题，交流工作心得，评说天下大事。每一次都觉意犹未尽，相约下次再叙。

2016年老汪病情加重，特别委托我为第二年他博士生导师杨老百年寿诞撰写一篇回忆文章。2017年9月我含着对杨老和老汪的深厚感情，含着热泪，完成了一万五千多字杨老百年寿诞纪念文章。10月即刊登在《会计研究》上。老汪夫妇，杨老的儿女等都非常满意，一再表示感谢。

当年11月杨老百岁寿诞纪念活动在财科所举行。老汪从病床上起来，强忍痛苦参加。主要议程结束后，老汪轻声对我说，“为国，我打了吗啡，但实在没法坚持到最后，请大家原谅。”当时我心痛得差点掉下眼泪。

当时我们在杨老塑像前的合影。左起：中注协杨志国、大连出版社刘明辉，老汪夫妇人大本科同学、原中注协的骆小元、老汪、郝荃、本人。

2019年10月我在清华任教期间，我们夫妇去北京医院探望在病榻上的老汪及日夜陪伴他的郝荃。以后由于新冠疫情，我们没有机会再去探望老汪，而只能通过微信向他们夫妇问候。

2021年，我协助94岁的人大著名会计学教授贺南轩完成了两篇四万多字的会计学术回忆录。贺老师是40多年前老汪夫妇在人大读本科时《工业会计》这门核心课程的主讲老师和教材主编，他在回忆录中一再夸奖这对昔日优秀的学生。过程中老汪夫妇也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材料和线索。贺老师和老汪也特别强调，人大和上财是我国会计学术界的竞争对手，来自上财的我协助完成人大教授的会计学术回忆录，他们感到非常欣慰。而自己也总感到学术应是公正客观的，不应有门户之见。因此，不管人大和上财是否学术上的竞争对手，我和数代人大人都关系融洽，不仅包括老汪夫妇，也包括证监会内大量毕业于人大的同事，且至今仍经常去人大讲学。

今年11月29日我结束在清华的教学回伦敦。前一天似乎预感到什么而与老汪昔日的博士生，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沈洁通了一次长话，讨论他的病情进展。刚回伦敦没几天即收到他离我们而去的噩耗。

老汪生前在好几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们夫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事业经常分居两地。2000年某一天，郝荃打电话约我在中粮广场的星巴克喝咖啡。见面时，她痛苦地告诉我，她父亲去世了。因此自己也想通了，决定回国好好和老汪陪伴在一起。我回答说，杨老去世前曾一再跟我说，你们到了这个年纪，应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此后二十多年，郝荃和老汪一直相濡以沫。特别是老汪病重瘫痪在病床最后几年，郝荃始终夜以继日，耐心照顾。新冠疫情三年期间，他们夫妇既不能离开医院，又不能接待亲朋好友的探望。他们心灵承受的巨大苦楚，我只能从他俩给我的微信中深切体会到。老汪虽然最终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但相信他在天将永远不忘郝荃对他的无限深情。

老汪是一个学者型、专家型的官员。他满腹经纶，地位显要，但为人谦恭，举止儒雅；他有思想，有才华，但从不显摆；他有权力，有威严，但从不以势压人。他是这一代高官中英语流利，又乐于助人和公益的典范。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先行者，他是会计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中正确发挥作用的奠基者，即既吸收国际通行的会计规范，又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建立健全我国证券市场改革发展所需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师监管制度。作为专业干部，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即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实践经验，而且要有全球视野、广博的知识，甚至有各种兴趣爱好。作为一位监管者，他是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即既要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又要做监管对象的朋友，而不应居高临下，与监管对象处于对立状态。作为证券监管部门的领导，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即既要做好本职工作，依法履行好部门职责，又要注意协调好部门间的关系，求同存异，以“将事情办成”为工作实绩的衡量标准。作为经历反右、大跃进、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艰难时世者，他是一位三观正确的功臣，即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保持冷静的头脑，竭尽所能，正确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等的复杂关系，以祖国之兴旺发达，百姓之富足与幸福为矢之不渝的己任。

老汪是一个时代的杰出代表，这是因他的专业水准与能力，更因他的为人。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将永远为熟知他的人称颂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