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的分析是：就翻译形式而言，借贷比上述其他任何“中国特色符号”更贴近西方原文，从而更有资格作为舶来品。顶着“科学的西式簿记”的光环，这或许是它得到象牙塔里大多数学者的拥戴，得以快速传播的原因。但上述非借贷的其他符号，哪怕再难理解如收方付方，只要下功夫，总能听懂；哪怕再“土得掉渣”如左方右方，至少是互为反义的；唯独“借/贷”无可救药，是用同义词来解析相反的事物，永远别指望说得通。谢霖认为：“若贷借两方之称，乃此学进步必明之理，不在商改之列”，但此理若永远无人能明，又当如何？这就是它在实务界屡受责难，总有替代方案前赴后继地推出的原因。

有件往事给我印象很深。1990年，我在《会计研究》上发表《论复式记账法的超稳定性——兼评“三式簿记说”》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多是关于对复式簿记和记账符号的疑惑。山东莱州有位老先生并有多次书信往来，情真意切地表明“只想在活着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本人其时除了深感惭愧外，无能为力。据我所知，有为数不少的会计人员就此投入徒劳、甚至走火入魔式的研究，几成会计领域的“发明永动机”。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或率先译介者其实是负有极其重大的引导责任的。一旦从开头做错了，往往就以讹传讹，成为不可更改的“标准”，令后来者徒呼奈何。

其实，自从借贷法跨出借贷业用于其他行业以后，借贷符号在西方也已经不再具有可理解性，所谓“拟人说”之类均属徒劳的粉饰，在中国当然更不用指望能向学生说得清楚了。本文作者对会计原理教师的建议是，坦率地说明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软肋和心病，借贷不过是符号而已，千万不要在这儿下思考理解之苦功，以免对好学者留下“百思不得其解”的心理阴影。这很正常，各门学科大抵都有些难言之隐，物理学在上文已述及，化学上则有“化学键”概念，没人说得清它究竟长在哪儿。

偶见谢氏宗亲联盟网资料，有“谢霖兼任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会计师职务期间，根据西方借贷复式记账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设计银行会计制度，将传统收付记账改革为现金收付复式记账。”云云，不禁愕然。资料所说如果属实（请识者告知），则说明谢霖先生后来自已也弃借贷而用收付了，但其影响却必将“不在商改之列”地流传，令中国会计人世世代代地“晕”下去。这让我联想起大诗人哥德年轻时写出《少年维特之烦恼》，引得历代多少痴情男女哭着喊着去自杀殉情，他自己却没事人似地活到九十多岁！

（作者系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