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在所有的中国都市，在我的家乡西北农村，像这样的生孩 子“机器人”不知有多少？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公民，没有人不为这样生育无度的人感到悲哀。他们把城市当作生育的庇护所和寄生地，在给自己和社会制造负担的同时，其实是在干生育犯罪的事情。

我不知道城市的学校该不该让超生的农民孩子上学，也不知道政府应当如何来管这些超生的人？农民可以多多地进城，城里的大门更应该敞开，但是这些年来，进城的农民究竟偷生了多少孩子，这个超生的漏洞有多大，而多生的孩子又会给社会造成多少负担？谁说得清楚！……开出租车的女人说，她每天很辛苦，清早得给女儿做早餐，然后送她到学校，下午按点接回家；中午经常吃不上饭，一天下来，两条腿肿痛得下不了车……这都无所谓。虽然这苦差事得干到几年后女儿上大学的时候，但她说自己得咬牙干下去。

她开出租也不会开到老，等陪女儿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她就回家和丈夫做点别的事情。她说，这样一来，孩子轻松，她也轻松。

车到了香格里拉饭店，短短10多分钟的闲聊，我对京郊农村的这个担任村会计的普通女人，有了一种敬重的好感。她朴实中透出的对生活和成本的选择，是多么智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