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本土会计界的原创性成果也是层出不穷，江山代有人才出。

我国现代会计模式中，还有古代中式簿记的“遗存”，可能读者不太相信，但确实存在佐证。例如，现代中国式会计总账“期初余额、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期末余额”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中式簿记“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今译，这是徐永祚先生的贡献，其《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曾提及：“结算必用四柱法。所谓四柱法者，即我国古制四柱清册之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是也。凡各种帐簿之结算，必分别四柱。各种结算表之编制，必表现四柱。此为本方案特别采用之方法，其效用无穷。”而且，这不可能是来自西方，在西方的簿记教科书中，总分类账的结账至今看不到这样的格式。

晚清以来，主流的引进方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近代，最可圈可点的，当首推徐永祚会计师发起“改良中式簿记”的贡献。据张连起先生的说法，谢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会计师证书的，但取得证书后并未立即开业，所以徐永祚是第一位实际从事会计师业务的。

1927年秋天，徐永祚“应中国经济学社之请作公开演讲，题为改良中国会计问题，各大学闻之，复纷纷邀请演讲，乃又分赴暨南大学及上海商科大学等处重申其义。演讲稿散见中国经济学社季刊及暨南大学会计学刊，颇引起国内会计学家之注意。”他的活动也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据徐氏自述“日本会计学者有本邦造氏且亲来咨询，为文刊之日本《会计》杂志。”在推广的过程中，因为发现“非规定一种改良的标准方案。不足以收普遍改良之效，…”因此，就有了《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的诞生，在对中式簿记流程进行梳理的同时，适当引进西式簿记的精华，形成“现金收付记账法”，使古老的中式簿记与时俱进，在少有会计论著的当时，第一次有了标准化的文本，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原创性贡献。至于“现金收付记账法”是源于大清银行从日本引进的亚林亨氏“现金分录法”，还是源于真正本土原创的中式簿记，笔者尚未知其详。当然，这并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会计模式是从多种文化源头整合而来”这一史实，徐永祚先生便是在当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整合作用。

值得一提的另一重大原创性事件是，1947年，梁润身在《公信会计月刊》第十一卷第二期发表《以增减分录法代借贷分录法之商榷》，明确提出了对借贷法“取而代之”的最“猛”主张。始料未及的是，十几年后，从1960年代起，这一原创性的想法，几经改进后，在当时的财政部、商业部和北京商学院（现为北京工商大学）推动下，以“增减记账法”的名义，在中华大地上“星火燎原”，几至将借贷记账法扫地出门，并持续了20余年历史。从梁润身“增减分录法”思想的提出，到1960年代起“增减记账法”的广泛推行，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有关现金流会计的篇章，笔者也借鉴了增减记账法“同增同减，有增有减”的规则。

偏重“现金收付”的思想特色

从多种文化来源形成的中国现代会计，当然会有自己的特色。近年来，在表面上看，中国会计模式似乎日益与英美模式“趋同化”了，但差异仍然深层次地存在着，特别是在本质上，在文化传统上。

在企业对外交换活动中，现金与实物的运动是互为逆向的，即“付款/收料”，或“收款/交货”，从不同的运动方向来观察，当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历来偏重“现金收付”更甚于“实物进出”，明显有别于“西式借贷簿记”的相对漠视现金，这是我们所传承下来的会计思想，极富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指出了中式收付簿记与西式借贷簿记的差别，在于西式借贷以科目为主，中式收付以现金为主，所以表现适得其反。并点出中式簿记存在漠视物品的倾向：“复式簿记之左借（Debit）右贷（Credit），犹之中式簿记之上收下付，复式簿记之分录（Journal），犹之中式簿记之转帐。惟借贷以科目为主，中式之收付以现金为主。故所表现者适得其反。吾人但知其相反可耳，何必为形式上之改革。故中式簿记现金收付之帐法。本方案仍照旧采用。…历来商界对于物品会计，往往漠视，以致窃取走漏，常有所闻。不知货物用品，乃由金钱所购得，应与金钱同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