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分配工作的时候，由于我学的是专业性很强的会计专业，所以，其他十几位“战友”（我们支教队中大家相互间都称之为“战友”）全部都分配到中学或小学，惟独我分配到在太湖县城西乡的太湖县高级职业中学挂职，那时学校老师短缺，我只好兼任会计、管理和经济法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记得1997年正是国家出台和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后来好像正式形成《职业教育法》）的第一年。当时作为一名从学校到学校的人，好像心目中的很多想法都很美好，激情往往大于对实践中难度的认识。调查了解到，太湖县对于上大学走出去和毕业后又回来的情况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叫“每年出去一火车，学成归来一汽车”，也就是说，大学毕业回老家工作的不过就是1/10不到，从教委查询到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我也了解到，太湖县的物产丰富、各类农林产品也非常丰富，比如板栗为全省之最，茶叶中的云雾茶也是名茶、花亭湖、西风洞风景也不亚于皖南的一些地方，山区了还有很多自然的温泉，在文化资源上也很丰富，黄梅戏的故乡，处处也在唱黄梅，赵朴初的老家，佛文化也有底蕴……。那么，他为什么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呢？

两年中，我教书之余，走访了除极少数平原地区乡镇外的绝大多数山区乡镇，接触过很多类型的人――学生、老师、学校负责人、乡村干部和学生家长等等，说实在话，总体感觉是：“穷源于心”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制约当地用职业教育培养本土人才的关键。在应试教育这根惟一让贫困地区孩子们“脱贫致富”的救命稻草的感召下，当地的基础教育虽然穷，但学生学习的精神却是非常高涨，“冲出去、冲出去”的号角伴随着地方政府、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擂鼓助威，震天响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呈现出一个静一个动的局面――那些在中小学的孩子们是在拼命的就着昏暗的灯光展开了奔向外面世界的翅膀，而那些自己也觉得错过机会或青春的大人们以及那些虽出去了却又无可奈何的回来了的老师和干部们却有很多在静静的山乡里支起了麻将和牌的桌子打发着寂寞的时光。在弥陀、在牛镇、在黄镇……，每到一个地方，当落日的余晖还正映照着静静的山乡，山峦和村庄几成金黄色的美景出现时，没有人去看这个美景的，也许是在“热闹的只是美景自己，我却什么也没有”心态下吧，镇甸家家关门闭户不话农桑话麻将吧。我有时在想，也许，当他们中的有的人夜里打完麻将回家的路上会偶然心中一动，我难道就这么过下去吗，但转念之间可能又会想，我又能如何呢，进不来、出不去、钱没有、物也没有，又能怎么样呢。我离开太湖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不知道现在情况是否有所改观。

在职业学校中，我一直就是激情满怀的去做着教学上的改革尝试，比如，教会计时，我把我在大学里弄的模拟实践的内容压缩了一下后，利用业余时间教学生操作，考试的时候用凭证的方式出题目搞200分制，教管理的时候给大家讲我经历或见到过的故事，寒暑假的时候，我安排全班个个有回乡村调查的任务并给出大量的调查提纲，另外，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次开班会我都是带孩子们到学校附近的山头平台或者到花亭湖等风景区去席地而坐一起谈未来的职业和求职一类的问题并做讨论…….。结果，在这期间，同行的老师不止一次的规劝，并说，你得想想，这些学生都属于考不上大学的混混子呢，是根本收不下心来的，他们的父母送他们来学校只是由于他们现在年龄还小，到学校来养两年身体等成人了再想其他的办法，你就别去指望能够把他们教成什么样的人才了。同时，学校的前一任校长也曾经是一名中学的老师来的，采用的管理办法也不过就是他认定的严格手段而已，教训学生和骂学生甚至打学生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对我采用的一些新的教法很不感冒，认为我太放纵和宽容了孩子们，与他们管理的宗旨有违背。但我想，作为支教者，我有责任也有权力实施我的教学模式。因此，我一直坚持在我那两年实施下去。最后也没有出现想当地的校长和老师们所预见的那样出现危险或纪律松散嘛，恰恰相反，学生们都还喜欢上我这样一位外来者，也许是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空气吧，再后来，他们全部都邀请我做家访，要我也跟他们的父母们聊聊，就这样，我利用周末一个个学生家里跑呢，还别说，那两年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一种乡下那空名澄碧般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