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娄有原 娄有宜 娄有珊 娄有世

投考民立中学时(1927年)

尔行初小毕业照1925

这张于1925年刚满十周岁时拍的初小毕业照上，爸爸用毛笔书下了“……余之依依于校旗之下目垂视默默然有所思者思自今以后而高小而中学而大学正如为登泰山之巅今方行近于麓不知尚须费几许跋涉始能达最高之峰……”，足见小小尔行就有“登泰山之巅”意向。

然而，当他年龄、事业正如日方中之时，却遇到了“史无前例”文化大的文化大革命，“关牛棚”、“下放劳动”、“战高温”消磨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对于一位致力于事业的知识份子而言似乎是残酷的。这个时期，为争取重返他的会计事业，他从最初的迷茫到苦闷，力争到受挫，彷徨到坚持，到看到初露曙光，到豁然开朗，渡过了好几年不寻常的时光。

1973年，爸爸从农场到了工厂“战高温”，实质上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眼见别人陆续回到专业工作岗位，内心十分苦闷。从73年11月起，申请工作的想法开始活跃起来了，他在11月29日写的例信中说:

“……叙谈家常，自然会涉及到我的问题。一个意外的收获，乃是一位我本来并不熟悉的朋友，师大教经济的陈教授（小姑夫小孃孃同班女同学丁某的爱人，因而成为小姑夫他们的友好）通过小姑夫对我表示关切，不是空泛的关切，而是来看望小姑夫，并和我一道晤谈，提供了一些极可铭感的看法。

中菁产后住在娘家。我去探望，会见了中菁的父亲，我财经的老同事。他也直率地谈到了我的问题，难得的是他也很关心，谈出他一些可贵的意见。

强自抑制的思想活动，再一次激荡起来，心潮起伏，平静不下来了。

他们给我的启示，乃是不能消极等待，坐等曙光。而应主动争取，积极推动问题使向有利方向发展。要有积极的行动，首先要摸清有关的若干情况。所以，我一变蛰居斗室的故态，开始走访一些旧友，和他们接触接触。……”

“说来非常凑巧，我正好昨天上午草拟好了一个‘申请分配工作的报告’，下午收到北京来信，十分高兴地看到了炯‘所见略同’的意见，炯的信，反复看了几遍，感到很亲切，分析详尽，见解精辟。我这几天正在反反复复思考这一问题，不意我们想的竟暗暗相合。……对炯分析的四个方面：

——形势。我也觉得现在是该有所行动的时刻。

——态度。完全同意炯的分析，‘争’和‘等’，总是积极主动争取一下的好，即便争不出多大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也免得今后‘贻后患于无穷’。炯这点完全说到了我的心上。

——方案。下决心先走第一步，‘投石问路’。我相信这个逻辑是对的，请求安排工作，可能带出重大的‘副产品’。至于第二步，必要时我也愿意上。

——后果。思想上完全该有两手准备，只有一本账，显然是不行的。

附我所草拟的报告底稿，有何不当的地方？措词上怎么改好？下信望寄回，我即发出。”

这份“申请分配工作的报告”，如同打了个水漂，毫无踪影，到74年底，爸爸又去了(上海)市革会组织组：

“……干校六连方面，依旧是‘千里冰封’，未有春意。

于是想到市革会组织组。上次致函，系在7月14日，半年未复，不见动静，本来也该再去促一促了。（7月，曾去市革会组织组群众来访接待室，后又转至市革会办公厅接待室，面交了‘致市革会负责同志’的书面报告。）16日，在上次投函五个足月以后，我又备函去了一次。这第二次的书面报告，着重申请工作安排。去组织组前，有两种想法。等人大以后是一种。转而又想，不管人大不人大，先促一促，要求工作嚒，总不犯错误的。

好花凋谢，老而无用的感觉，不时袭上心头。荣亮乐天知命的观点，也逐渐地在头脑里起作用。然而，彻底看破红尘，‘不亟亟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毕竟还是很不容易的。阿珊从厂里借来一本‘基辛格’，一看，赫然是干校六连翻译组的成果。书，饶有兴趣地一口气看完了，而‘如果……’，‘要是……’等等一连串的想法，则引起了很大的感慨。”

在半年的焦急等待后，75年5月，第三次又去市革会组织组：

“我自己的问题，由工作安排入手，采取了主动，有所接触：

19日去市革会组织组来访接待室递交了（第三次）书面请求。内容简要，提到两次‘未获批复’，‘再次恳请……’。接待的周同志答应转交给（负责的）柳同志。周云，你这是个人请求，还是要通过组织与组织联系，嘱去干校，让校组织组去联系。

于是急转直下，20日去了干校。先找六连，再找校组织组。

和六连的韩同志做了恳谈。……（以下是谈话详细内容，略）”

由于经过多次活动，工作安排仍无着落，爸爸内心的苦闷与日俱增，他在75年6月25日的例信中写道：

“珊向我传达了亮对我事的见解。亮认为，工作第一，其它种种都是从属的。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对待我目前的问题应持的态度。现在的苦闷，说到底，就在这里，对方从未拒绝给以安排，因而希望似乎不绝如缕。但对方又无人肯认真承担起安排的责任。而自己方面，又无可着力，无可争取。彷彿一丝游魂，飘飘荡荡，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原劝我安于现状。含垢忍辱，苟安偷生，现状何甘安心，何能安心！

‘工作第一位’，颇有触动。距法定退休年龄，仅仅只剩二个月了。六十天的时间，真如“白驹过隙”，一晃而逝，怎够我做争取的廻旋？时限将临，而目前还毫无松动的迹象。厂里近来退休二批职工，同时还有私方暂列编外的十余人，也觉寒心。夕阳晚霞，振羽欲归，而天涯海角，我巢何处？”

爸爸还坚决地表达了他争取工作的决心，并将其提高到人生观的角度，见76年9月28日例信：

“……最后谈谈我的问题。战高温的落实工作安排，早在原在沪时便已有所传闻。近二星期来，听到的更多、更具体，而且在我的主动探询下，今天厂里的支书向我证实了，市里确有落实政策新的精神。……关于落实的消息，咱俩（和有原）的态度大有分歧。你认为，不要由此引起再一次热望，免得到头来白白刺激一番，于身体反而不利。你这用心我理解，但我的精神状态则你不完全理解。争取一个知识分子的安排，即便无助于结论的改变，无助于经济收入，即便因埋头一番而减少寿算，甚至……，我也干，也心甘情愿。你们说，我比曾工（有原单位里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实惠，其实不知我。必象曾工这样，饭才不白吃，还能算得活着。你们也不必劝了，让我我行我素吧。病休暂结束，国庆后上全班，以资争取。”

时光匆匆，转眼又一年过去了。爸爸在77年10月的例信中写道：

“……我至今还未把学习班的通知盼来，真是望眼欲穿了！到底什么原因，‘不久……会通知’云云，‘不久’了三个星期毫无音讯，我自己也心里纳闷，当然也讲不清楚。

总的来讲，乐观的因素依然存在。不过，一天天过去，一天天失望，乐观的成份正在慢慢消失，相反的成份在上升。

佛教‘心经’上说：‘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又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从最近一段经历中，领会到患得患失（当其未得也，患不得；当其已得也，患失之）实在是红尘间的烦恼之根。要超脱，要了然无动于衷，精神世界才会升华到飘然出俗的高度，也就无所忧患、无所畏惧了。然而我毕竟还是个凡人俗子，还缺少这份精神修养。”

77年岁末，爸爸在无可奈何之际，写下了一首“辞岁”七律以表达当时的心情：

春花秋月抑无边？仰首悠悠问苍天。

严冬高温战不歇，凄风惨雨苦相煎。

频献犬马邀冰遇，闲寄诗词背砚田。

微露曙光期破晓，芬芳且蓄待来年。

“芬芳且蓄待来年”，终于，终于待到了！78年初，和煦的春风吹进了爸爸心田，眼前豁然开朗！在78年1月28日的例信中，他满纸都透着喜悦: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

我的工作安排已经落实，分配在复旦大学。

我25日向市革会的文教组岑同志打了个电话，讯问（工作）可否在春节前落实。答话很痛快，‘已安排，分配在复旦’何日发出通知的？‘上星期六（21日）’。怎么通知我？‘我们下达给轻工业局，转公司，转厂，由厂通知你。可问厂里，如尚未得通知，可向上查问。’我手续怎么办？‘由厂里出文，你持文向公司，向局转关系，再转到文教组来，由我们给介绍函，持函向复旦报到’。

我当即电话打到厂支部查问。支书蔡云，已知悉此事，一二天内找我谈话。

26日厂休。27日我找蔡，要求办手续。蔡答我，‘从公司电话里知悉此事，嘱通知你，月底去公司报到。厂里尚未接到调令，组织手续怎么办还不明白’。电话里约好，30日由蔡来找我，希望能办好手续。

进了复旦争取搞什么？一些朋友劝我，还是搞本行，本钱足。对我指出，我搞会计还是有点小名望的，可加利用。现在在复旦搞工业会计的老朋友也希望我回去。因此我争取进经济系。当然，去了我会注意搞好关系。

去复旦，从实质上体现了安排，而不是敷衍了事的安排个工作。我认为，真正落实了一部分干、知政策，说明我的高知成份得到了承认。曾有朋友分析，‘结论’未改变，要求去复旦不可能实现。而竟实现了，更加证明分配到复旦的重大政治意义。不妨认为，同时也是一部分的政治落实。解决‘结论’问题、工资问题、经济问题等有了个基础。是过分的奢望，盲目的乐观吗？大概不算过分吧？

‘芬芳且蓄待来年’，78年有了个美好的开端。”南院枯枝复发其荣’，果真快复荣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和煦春风，终于吹拂进了我们家！”

78年初，爸爸终于回到了他所锺爱的会计园地，去复旦大学重新投入专业工作，从此马不停蹄。在复旦的一年多里，除游刃有余地对毕业生讲授“会计原理”外，凡有工作任务都无不乐于效力。他完成了“质量管理手册”的翻译和审核、“词海”、“英汉大辞典”、“经济大辞典”中会计条目的修订定稿以及“现代会计手册”的总校阅。他在78年底的例信中写道:

“重新投入了工作，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喜爱了。有时有这样的感觉，能够在写字台上伏案几个小时，是我极大的乐趣。这倒是‘四人帮’的反面教育给启发出来的。”

1978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文革下马六年后复校。之后，财大校领导亲自到我们家来请爸爸出马，爸爸十分激动。当时复旦也希望他留下，经双方组织多次协商，爸爸终于在1980年4月如愿回到了上财。在复旦和上财两个选择中，他十分明确的知道，回上财是自讨苦吃。然而，还是象他当年在美国选择读企业管理学院一样，他毫不迟疑地“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说：“以苦为乐，那来的动力？我觉得，我的干劲来自一度曾被剥夺工作权利的“教育”。在那黑云压城的岁月里，欲求那怕非专业的一点简单工作而不可得，心里苦闷，觉得生活好象游魂一样，飘飘忽忽，不着边际。一旦得到工作安排，而且又是回到自己长期从事的专业上来，领导又信任有加，放手让我工作，自然心情无比舒畅。无论登上讲坛，或伏案写作，或挑灯夜读，我都乐此不疲。因为惟其受过不准工作之痛，我才能更体会埋头工作之乐，才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在厦门参会期间赴鼓浪屿观光(1979年10月)

1979年初的例信，爸爸写道：

“……新年好！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新的一年。上海家里是怎么迎新的呢？大伙围在电视机前，我则既放不下手里的稿子，又舍不得放弃精彩的电视镜头，只能时而伏案工作，时而欣赏电视。……我是以78年的最后一个时辰和79年的最早一个时辰，都投入了‘质量控制手册’。我盼望，我以自己心血浇灌的花朵，将在新的一年经济建设的园地里，含苞欲放。”

不久，中国便推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一强国之路，一面使很多外资企业纷至沓来，另一方面也迫使国人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涉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

爸爸广博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扎实的英文功底有了用武之地。早在青年时代，爸爸已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几十年来根本没有机会用它。1978年初，有一天爸爸受财政部委派去接待外宾，在机场，一番寒喧后，外宾便直接切入“会计”专题。在场的翻译小姐不了解专业词汇，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爸爸见此情景，便接过话题直接和外宾谈了起来。事后他说自己也没料到，相隔三十来年后重新使用英语，竟十分顺利，这些英语词汇犹如睡在他脑海深处的小精灵，竟然能一唤就醒！

1980年初，财政部决定与国际上著名的财务会计咨询公司—永道公司(opers &Lybrand)合作举办第一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讲习班”，当班主任的重任落到了爸爸头上，他不仅提出计划、组织讲师、接待外宾，还亲临第一线，登上讲台。在80年8月6日，爸爸忙里偷闲给我们写例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讲习班’上，我的课冒暑讲授，到上星期五结束了。最后的一堂课，学员们报以热烈的鼓掌表示感谢。辛勤的耕耘，应该说是有成效的、有收获的，汗水不白流，心里很舒畅。五个星期（的讲课）正好赶上大热天，但我依然一丝不苟，坚持到底，每次规定时间两小时，我总是超时到三小时以上，认真卖力，学员满意。”

爸爸和麦克劳，Rodrick Macleod，因办班而相识、相熟。

80年第一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讲习班”后，与美国友人麦克劳结为至交(1980年秋)

1982年3月又与另一会计公司杜罗司公司(Touche Ross .)合作，举办第二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审计讲习班”，仍由爸爸当班主任。爸爸三度当班主任是上财开设的“管理会计研究班”；后来他又组织主持了“工业审计培训班”。这些讲习班、研究班、培训班的顺利开展，成为爸爸在职时的辉煌业绩之一。

主持(1986年)

1981年财政部通过上海财经学院，下达了成立中美比较会计研究组的任务，与以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经济管理研究生院为主的美方研究小组合作，进行“中美比较会计”的研究。研究组由教授、总会计师等四人组成，爸爸受命担任组长。任务明确后，全组分工协作，放弃休息，埋头苦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使合作研究大获成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讨论中所用的专业词汇不甚统一，双方均感到需要编篡一本常用名词汇译。于是作为合作研究的副产品，由我方主稿，由娄尔行、约翰.B.法雷尔主编的“英汉、汉英会计名词汇译”一书定稿出版了。这本工具书为中外合资企业的会计工作带来了诸多方便，避免了很多争议，对国际会计事务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此书的国际版于1985年选送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展出。

和法雷尔教授一起

部分著作

1982年初，他又写道：

“迎来了1982年。除夕和元旦我都在伏案埋头工作中度过。……我只记得，79年的除夕是在佛山过的，那时是出席中国会计学会的成立会。81年的除夕是在广州过的，我去洽谈和美国加州大学合作的事。经过这次商洽，才有去年春天的美国之行。82年肯定又是一个忙碌的年头，在这一年里又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呢？”

在财大图书馆翻阅资料(1985年)

1983年底，爸爸在例信中说:

“我自己稍作回顾，即将逝去的1983年乃是极其繁忙的一年，内容丰满充实的一年，也是颇有收获的一年。基本上上半年外勤，到处奔波，下半年内勤，伏案著述。上半年几乎跑动了半年，两度出国，这是史无前例的。跑的地方国外是纽约、旧金山、柏克莱、洛杉矶，还到了香港。国内是北京（二次）、济南、烟台、西安、杭州。又是飞机又是火车，可谓风尘仆仆。下半年蹲在家里按兵不动，主要工作是完成了四部书稿。一本是总校阅定稿的翻译书，年内发排明年出书；一本是和美方合作的工具书，任两个主编之一，实际上是总负责人，也是年内发排明年可以见书；一本是我单独译述的小册子。暑假里得了流火，天气炎热，因而取消了休养旅游，就利用这段时间译了一本书，大约五万字，已交出版社，答应替我出书，明年也可与读者见面。再一本是我主持集体编写的新教材，作为教学改革的第一炮，正在我手上定稿，出版时少不了由我署名主编。此书出版社极感兴趣，将作急件发排，明年肯定可以出书。至于今年发表或写成的文章则不计了。

以上成书四种。再加82年我主编完稿的一本，此书报上已征求预订。我明年可以出五本书，如此丰收也是史无前例的，恐怕以后也盛况不再了。我明年虚龄七十，可做为寿辰的一个纪念。”

获奖证书

从1980年回到上财后，9月即受命任会计系主任。时年已为65岁。在绝大部分人都已退休，安享晚年的年龄，爸爸还在向会计事业的巅峰努力攀爬！在任会计系主任的四年中，他和石成岳教授等同事一起搞科研、搞教改、编教材，成绩斐然。从1984年12月起，石成岳教授接任会计系主任，他改任名誉系主任，并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学校明确地宣布爸爸为终生教授，不退休！而他也确实以他的辛勤工作无愧于学校领导对他的信任：十多年里，无视寒暑，营营终日，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孜孜不倦、奋笔疾书。他自己总结说：“这十多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忙碌的十多年，也是我消耗体力最多的十多年，但同时也是我赢得荣誉最多的十多年，学术成果最丰硕的十多年。”

在课堂上

1985年前后在书房辛勤工作

爸爸对会计事业的追求、执着是一位视事业为生命的老知识份子、老教授的写照。《娄尔行教授－中国会计学泰斗》记录片的推出，证实了幼年的娄尔行对自己未来的向往，已经以他对事业的契而不舍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交出了他生命的长卷，他已经攀登到他所期盼的事业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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