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中化集团陈国钢总会计师的任务让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认识的教授在谈到他时用的都是严肃、尊敬的口吻,或者称呼他为大师兄。采访结束的一瞬间心中喜悦有三:任务完成,收获颇丰,原来陈总最喜欢自己最开心的笑。
采访时我一直感叹陈总清晰的思路,一直疑惑在心的问题,在他的谈吐中解决得那么轻易。他将我们平时做的一个个独立的财务专题,在企业的实践中交织融合成一个大网,恰当地镶嵌在中化的每个环节。如果说资金是企业的命脉,是企业得以生存的血液,那么中化大厦顶层这个CFO的圆形办公室就是把握这个命脉的中心,而这个大网则是引导着血液流动的血管,让中化公司得以健康、充满活力地生存、发展下去。
新理财(以下简称“新”):我们从您担任CFO说起吧。
陈国钢(以下简称“陈”):我是2000年底开始担任集团公司CFO的,1999年下半年我还是财务总经理,那个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处理公司的债务危机。公司的债务危机从 1995年就显现出来,当时下边的很多家分公司都资不抵债,整个中化公司的现金流已经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CEO请来麦肯锡对公司进行诊断。这时我们开始了对集团公司整个财务体系的思考,如何建立公司的财务管理体系。我们首先从资金入手,对资金进行管控;第二从人入手,对财务人员集中管理。两个都要高度集权,这样就使财务实现可管。然后根据公司当时有大量应收账款的状况,建立了一个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专门的部门管理客户的资信、授信。1999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我们主要做三件事情:人员的集中、资金的集中、授信的集中。目的只有一个:要活下来。
新:面临着追债,您如何处理这种局面?
陈:那时候面临几十家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的催债、逼债,你要债务重组,然后大量的借新还旧,压力很大。对这种事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躲银行、不见面,那银行会更害怕。另一种就是干脆坦诚面对。我采取了后一种态度。1999年危机发生后,我们每年都和银行开一个“银企联谊会”,以前叫“中化演示会”。为什么这么叫,就是要告诉银行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但未来是什么样子;我的战略是什么;我现在的经营如何;以前我怎么管,现在怎么管。我对银行说:“我对你们的钱现在管得比你们还严,你把钱贷给我,无非跟踪我的报表,我这边时刻有这么多人盯着你的钱怎么用,你应该更相信我。”
当你的内控管理透明化,做得好的时候,银行对你就信赖,给你的贷款条件就好,利率也低;同时也会得到国资委、外管局等政府部门的信任,对你放权就多。比如我们是唯一一家能够直接进入外汇交易中心直接交易的企业。这给企业带来很多无形的效应。
新:中化现在建立了一套基于价值创造,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核心,“点、线、面”相结合的内部控制体系,应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陈:对,应该说是从1999年开始摸索建立。过了债务危机这一关后,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利用这个契机进行内部管理的改善工作。为什么说是契机,当公司没有危机的时候,改革需要承担风险,推行的阻力也很大,现在既然动起来,就可以重新建立公司的框架。从开始建立预算体系到绩效评价、计分卡体系,然后逐步在公司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目标和实际情况,逐步完善和更改评价标准、指标,完善这个体系。
首先要统一资金管理,将子公司、分公司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在总公司这个大池子里,底下公司没有自由融资权,由集团统一和各级银行授信。这有很多好处:因为一家公司在银行存款,而另一家公司却从银行贷款,这样本身成本就很大,统一后当年就节约利息一亿多元;在从事进出口业务时,利用人民币和美元的利差,给企业也创益不小;同时,资金集中以后,各个经营单位、法人单位手上没有闲余资金,再加上财务人员的集中管理,下边就很难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控制了风险。
这里边还要有一个方法,不能说我要管,但又不给服务,那不行。我们当时把各省分公司的资金集中起来时,他们害怕我不给钱。我说总部给你随借随贷。实际上我的目的是控制、监督,但同时要给他一个监督的好处。一方面强制监督,一旦违规就要受到惩罚;一方面也要有胡萝卜给他,要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让他参与进来。比如分公司向当地银行贷款,银行给他一年期,当时不用的钱还要付利息。如果由总部统一贷款,你贷三天我给你三天,你贷五天我给你五天,这样利息费一下子就降下来,他有积极性参与你的管理。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出口信用险的统一保险问题。当时我们总公司跟第一家出口信用公司签统保时,阻力很大。作为经营者来说,有些东西他不愿意保,因为要花钱,而从CFO的角度是要控制风险。我们一年出口十几个亿,海外客户又很难去了解它的财务状况,信保公司会对很多客户作出评估,他做得更专业。同时,单个保险费用高,集中统一保险会有优惠的费率。因此,我们专门开会给子公司一个个做工作、摆好处:费率低,有保险后业务可以做大,等等。开始我们强迫三家公司进行试点,到后来七八家公司主动加入。在里面,沟通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