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烟为避嫌

1972年夏天，一纸调令将余秉坚从水田中送到湖北省财政厅企业财务处。国家和地方政府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着手恢复在文革前期被破坏的企业生产，余秉坚又参与了一次企业清产核资工作。

此时的余秉坚经常与同事下基层调研，他也是在此时戒烟的。当时的余秉坚烟瘾大，一天至少要吸一包烟，身边的同事也有不少人吸烟。在一些基层企业调研时，企业的同志会准备些香烟，不时递一根请他们吸。

起初余秉坚并没在意这件事，可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有家企业的账本上赫然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为财政厅某某等人购买香烟若干条”的账目明细。这让余秉坚等人很受震动——我们吸企业几根烟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积少成多也不得了，这也是不正之风啊！

余秉坚和同事们聚集在一起，很快作出了共同的决定——至少在企业调研期间，戒烟！自此，余秉坚用这样一个特殊的理由，告别了陪伴自己近30年的烟瘾。有失也有得，妻子把余秉坚戒烟第一年省下的钱，为他做了第一身毛料中山装，这让余秉坚在几十年后回忆此事时仍感到十分快乐。

在湖北期间，余秉坚和同事们还在当时的环境下，总结中小型企业财务会计管理改革的成就和经验，多次组织会议交流加强企业经济核算、推动经济效益的新做法和先进经验。在当时“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叫嚣中，余秉坚和同事们只能千方百计竭力使企业能够正常经营并有所发展。

值得自豪的“几件大事”

1979年初，财政部工作全面恢复，恢复会计制度司建制。同年夏，余秉坚被调回财政部，并被安排到会计司一处工作。进入会计司，余秉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协助筹备召开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并为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做前期准备。1979年底，全国会计学会和财政学会同时成立。成立大会上，杨纪琬等全国会计行业的专家云集，一场关于会计本质的大讨论也随之展开。

会计究竟只是企业经济管理中记账、报账的一种简单工具，还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老观念的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给百废待兴的中国会计事业开拓了视野。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余秉坚参与了会议文件的起草。他清楚记得，文件中正式将会计定义为社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记账、报账功能外，还具有分析经济情况、核算经济效果、预测经济发展前景、参与经济决策和监督经济活动等重要职能，形成了对今后影响深远的会计改革思路。作为密切参与者，余秉坚至今与有荣焉。

在这期间的工作中，余秉坚参与并推动做成了几件至今令他自豪的事情。1982年前后，在全国企事业单位会计人员中推行职业技术职称评定，并在职称评定中推行考试制度。这不但使会计人员社会和经济地位提升，也激励年轻人投身会计事业。为了改变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会计司又于1986年创办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为提升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创造了条件。

1989年，时年58岁的余秉坚升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在他的见证与推动下，中国会计核算制度进行了彻底性地变革，《会计改革纲要（试行）》就由他和时任会计司一处副处长的王军组织完成，中国现代会计工作管理体制和机构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余秉坚还和同事们一起大力推进会计电算化在中国的发展，取得的成果和发展中的困难，令他至今念念不忘。

晚年投身会计学人的培养

上世纪90年代初，年近六旬的余秉坚到了中国会计学会任职。他与会计学会有着很深的渊源，不仅协助组织成立中国会计学会是他回到会计司的第一项工作，会计学会的会刊《会计研究》也是他积极参与创办起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创办的《会计研究》，如今已是中国会计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而刚刚创办时主要依靠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专家教授审稿。余秉坚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充当“半个编辑”，对稿件进行定稿和后期编辑，这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会计司到会计学会任专职秘书长。

1994年以后，余秉坚更关注年轻会计学人的成长，以及他们在开展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方向和作用，积极组织他们进行课题研究，团结并培养了一批现在在中国会计界颇具影响的学者，这也是令他至今颇为欣慰的事情。

如今，这位77岁的老人回首自己的会计人生时，已经能用“入行迫于无奈，后期半路出家”的笑言来概述，但他的人生道路、职业生涯都与中国会计息息相关。学会计改变了他的人生，而他也用自己的勤奋与执着去改变中国会计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