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从1980年恢复重建至今，短短的28年，在中国甚至世界经济生活中发展成了颇具规模和举足轻重的一个行业。而1988年成立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更是在20年的时间里成为国际会计界关注和追捧的焦点。这一切，归根到底源于祖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和强大。我曾在中注协工作了10多年，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有很深感触。

一、16年漫长追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开放，会计制度与行业管理也需要逐步与国际接轨。为此，早在80年代初，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杨纪琬教授就提出要加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 。然而，当时台湾地区的会计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以“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名义加入了这两个组织，并成为发起成员之一。根据外交部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我们加入的前提是台湾地区的会计组织必须改名，以免在国际上产生“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歧义。由于大陆当时对外开放时间不长，国际组织对我们了解不多，因此，虽然我们多次表达加入国际会计组织的愿望，但当时的国际会计师联合会面对台湾组织的改名问题，一来章程对此没有涉及，另外也不想得罪台湾，因此一直进展不大。期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也曾作过一些努力，包括1992年邀请中注协秘书长张德明和台湾地区会计组织的代表到香港，由IFAC会长澳大利亚人埃加斯（Peter Agars）主持了唯一一次面对面的改名问题谈判。会上我方提出了8个改名方案，供台湾方面参考。然而，由于对此类事务，台湾会计组织自己也做不了主，还必须报“当局”审批，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到了1995年，加入国际组织问题有了重大转机。当时，新上任的IFAC会长哈雷拉（Juan Herrera）很重视中国。这位多米尼加人上任后不久就提出要访问中国，并表示要力争尽快解决中国加入国际组织问题。中方对这一信号十分重视，立即安排有关会谈并给予高规格接待。在与当时协会主要领导人丁平准会谈后，还安排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和主管会计工作的副部长张佑才接见。此次会谈显示了IFAC的极大诚意，会长和秘书长格鲁诺（John Gruner）表示，此行的目的是充分了解中注协对于台湾地区会计师组织的改名要求，并阐述了他们将改变处理这一问题的程序，即不再象过去那样台湾地区会计师组织改名要先征得台湾方面的同意，而是直接提交IFAC执委会、理事会做出决定，然后再通知台湾方面新改的称谓，还列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进程的时间表。

就在加入国际组织问题顺利推进的时候，亚太地区会计师联合会(CAPA)同时向中注协伸出了橄榄枝。1996年，时任CAPA会长的爱国华人孙贵财先生，怀抱华裔一颗拳拳之子之心，希望为祖国大陆做点事情。经孙先生和代表加拿大的CAPA副会长林孝仁先生的积极斡旋，副会长澳大利亚人杰弗里（Bob Jeffery）的默契配合，加上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公会和澳洲会计师公会的坚定支持，中注协率先于1996年10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解决了加入CAPA问题。得知加入CAPA应当没有问题时，中注协已经做好了派代表出席CAPA大会和相关会议的准备。中注协加入CAPA后，立即面临理事改选。按照CAPA章程规定，理事应是国家或地区代表。当时，台湾会计师组织是理事成员，而且要竞选下一届理事。经过中注协代表的据理力争和多方工作，参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无记名投票。结果台湾地区落选，悬在我们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回忆这段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加入CAPA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也进一步推动了中注协加入IFAC和IASC的进程。1997年5月中注协正式加入IFAC，同时也成为IASC成员，终于实现了中国会计行业16年来寻求一种与国际同行交流和合作的正式渠道这一夙愿。

二、融入国际大家庭

进入国际大家庭后，中注协经过学习和磨练，开始慢慢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1997年5月，CAPA在汉城举行理事会会议，特邀中注协列席参加。会议之前，已有一些国家希望中注协竞选最后一个理事名额，但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已明确表示要参加竞选。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们是不会去竞选的。堂堂大国不能丢掉面子啊！为了彰显中国的实力和对外开放的进程，争取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1997年4月，就在汉城会议前夕，中注协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迈向21世纪—中国经济改革与会计市场开放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所有CAPA会员组织的主要领导及其个人会员，600多海内外会计师聚首北京长城饭店，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感受到中国的强大。会后，巴布亚新几内亚会计师协会主动向中注协表示，理事应该属于中国，他们放弃了竞选。这样，中国就此成了理事国，时任中注协秘书长的丁平准成了第一任理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