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续探讨现代会计问题以前，有必要先回顾中国现代会计的历史，它至少有四个重要的来源，在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补充、相互论争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模式。这四个来源是：

来源之一：从日本引进

日本早在1871年便开始了“明治维新”，引进吸收西方知识，且因是邻国，交通方便，清末民初时期，便有中国学生留日归来，如引进借贷簿记的谢霖和孟森，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黄燕秋教授（日本明治大学）等，所以，日本的会计学术引进中国是很早的。从徐永祚《银行会计与中国簿记法》（《会计杂志》第三卷第二期，1934年2月1日）可知，我国银行业的复式簿记便是从日本“转口”输入的，照录如下：

“考我国银行会计制度，系仿自日本。在明治初年，因创办国立银行，而欲设施新银行会计制度，乃聘请英人亚林亨氏(AllenShand)为之规划。亚氏固精于西洋之簿记借贷法者，因恐西洋方法，移植东方，不易传授。特创行此种现金分录法，以求其适合于东方人观念。推行结果，颇为顺利。吾国于前清末叶，创办大清银行时，特派员赴日本学习，归而应用，亦甚称便。是为吾国银行会计采用现金分录法之滥觞…今日除少数华侨及广帮开设之银行，取法英美外，几莫不采用此法。”

另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借/贷”符号也是从日本“转口”输入的，据说，西洋的“debit/credit”到了东洋，开始时被译成“借/贷”另加片假名“ハ”和“ニ”，以代表借入贷出关系；后来又逐渐弃用片假名“ハ”和“ニ”，简化为只用“借/贷”符号，在发生了这一简化后的1907年，中国留学生谢霖和孟森在东京出版中文著作《银行簿记学》，首次将“借/贷”符号引入中国。可见，借贷符号在从西洋经东洋转口输入的过程中，发生了“失真”现象。潘士浩（《借贷簿记法与收付簿记法》《会计杂志》1934年1月1日）指出：

“日本人初译西式簿记，苦无适当代用符号，率书借贷，而加以“八”“二”之片假名，以表示其借入贷出之关系，盖犹西文之isDr.to与isCr.By也。后以习用稍久，去其“八”“二”，于是强立借字之原文为isDr.to，贷字之原文为isCr.By。国人因此以误传误…”（注：“八”“二”之片假名一段，原文如此，应是受当时印刷字体局限而以汉字代用）

如果能在1907年以前的日本簿记教科书中找到记账符号逐步简化的史实，上文所说便得到证实，敬请日本会计界同行协助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来源之二：从欧美西方国家引进

这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初次取经阶段”是从清末至1949年，有众多留学生学成归来（当时泛称欧美为“泰西”），如杨众先、潘序伦、安绍芸教授等是留美的，又如当时厦门大学会计学教授中，郑世察、陈德恒、卢启宗、付德润、周覃绂等是留美的博士硕士，肖贞昌、安永瑞则是留德博士，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通过教学或会计师业务等形式，以介绍引进西式簿记为主。但是，从史料可知，在当时进展维艰，收效不大。直到1951年，杨汝梅撰文仍称：“我国过去很长的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完全适用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所以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与技术，历四十余年，并未能普遍推行于全国”（《新会计》第五期，1951年5月25日）；

向西方“二度取经阶段”则大约始于1980年前后，在经历了30年的空窗期之后，以1949年以前在国内接受西方会计教育的高校教授为主体，如厦门大学葛家澍、余绪缨、常勋，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娄尔行等先生，他们通过翻译学术论著、出国交流、新编教材、办师资培训等方式，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理财学等领域，广泛引进西方从理论到实务的最新成果，极大地提升了已显滞后的我国会计学术水平，成就极大。可惜好景不长，当我们终于“与国际惯例接轨”时，却发现它已开始“盛极而衰”了。

来源之三：从“前苏联”引进

1949年后，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治国经验，当时对于西方模式已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其中全然没有“计划经济”的治国方略。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支援，苏联因而派出了各行各业的大批专家。我国会计界也在学苏联，如《新会计月刊》的《发刊词》（1951年1月25日）所云：“苏联是社会主义先进的国家，学习苏联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据我们了解，苏联会计学原理和应用的方法上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值得我们取法，尤其对于计划经济的会计处理，值得我们参考。…我们要学习苏联经验，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第一个方向。”笔者曾见的史料，连留美博士出身的潘序伦先生都开始自学俄语，可见此风之热。到中国的苏联会计专家有派驻财政部、中国人民大学和基层企业的，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笔者发现，中国会计实践中所习用的“红字冲账法”、至今在厦门大学《成本会计》教材仍赫然可见的“定额法”，便都是源于前苏联国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