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房峰辉。”房峰辉铿锵有力地说道。

“开始！”胡锦涛主席高亢的声音响彻云霄。

随着激昂的乐曲，三军受阅部队在祖国60岁生日的当天，以恢弘、雄美、壮阔的场面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同时，也在向世界庄严地宣告：我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和有把握打赢现代的信息化战争！

60周年大阅兵，解放军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以最崭新的面貌、最昂扬的精神状态，呈现在中外人民的面前，激扬士气，振奋军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作为中国财会媒体的领袖月刊，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去追随中国财会在60年中所走过的光辉岁月和曲折历程，把中国财会在6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进行一次“大阅兵”，意在向那些为了中国财会事业发展呕心沥血的先辈们致敬，同时也是对中国财会在6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讴歌并以此来明示后人。

财会事业的发展，得益于会计制度的一次次变革。从会计理论之争到制度的确立、从自立独行到国际趋同，可以说我国的会计国际化是以建国之后，从吸收前苏联的会计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向国际会计准则借鉴、学习，中国的会计准则以涵盖百川的胸襟实现国际趋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的财政官员、学院派专家、企业界财务英才们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中国会计史上最壮丽的华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会计准则》等制度的纷纷制订和出台，已经成为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指导会计信息生成，以及保障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重要基础；面对着新形势、新情况，新一届财政部领导班子更是与时俱进，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和创新，从而进一步地深化、发展了中国的会计制度。

起步阶段：

效仿苏联会计模式

建立新中国基本会计制度

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建国之初，经济上，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峻，国民党遗留给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此，当时的主流思想意识到，在经济体制建立的选择方面不可盲目地进行对外开放，实际上当时也缺乏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有着在当时看来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当家作主，任何科学技术以及工作方法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经济上来看，我国当时正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一切经济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都应该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所以，那时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惟一出路，势在必然。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设计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会计制度，成为当时主管全国会计工作的财政部会计制度处（不久后改称会计制度司，下同）所面临的新课题，同时也是考验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所具备的能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行业、各企业的会计制度都不统一，既没有全国性的会计准则来规范各行业的会计工作，又没有各行业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规范系统内各单位的会计工作。因此，建国初的三年，主要解决会计制度不统一的问题。于是，面对着会计界的企盼，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下同）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于同年3月发布了《关于草拟会计制度》的指示，要求中央政府财政部成立会计制度处，领导全国的会计工作，并负责全国统一会计制度的制定、修订与研究。

而后，财政部为了适应新建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个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预算基金的需要，1950年10月27日，制定和发布了《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紧接着在1951年和1952年，中央财政部连续两次召开全国性的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会议，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建筑企业、建设单位和国营农场等单位的一套完整的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为我国计划经济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就在这期间，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借鉴前苏联经验设置了总会计师岗位，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总会计师的“摇篮”。

“一五”期间，按照“一化三改”中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对已建立的会计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别制定了适合本部门生产经营特点的成本核算制度。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一些大型国营工业企业开始实行总会计师制度和总会计师责任制，使得中国总会计师岗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总会计师制度还处于一种起步阶段，总会计师作为企业的管理角色还没有完全突显出来。随着“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会计工作的基本模式已经按照计划经济体制构建起来，并在真正意义上实行了统一会计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