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税务会计》教材。这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税务会计》教材，由当时有会计专业的几所大学的老师合作完成。天津财经大学（原名河北财经学院，1969年10月1日划归天津市领导，更名为天津财经学院；2004年5月17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天津财经大学。下文统称为“天津财大”。——注）参与编写的是日后在税务会计领域富有盛名的盖地。而在这之前，他在税务会计领域已经从事研究和教学近十年，并且和同事合写过一本没有公开出版仅用于教学的《税务会计》教材。在这之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税务会计的教学和研究上，在税务会计领域做出了不凡的成就，以至于会计界一提到税务会计，很多人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盖地。

情定税务会计

盖地对税务会计的关注始于1983年和1984年的利改税（ 利改税是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改为交税，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分两步实施。——注）。那时，盖地在天津财大担任教师，主要给会计系的学生讲授工业会计课，并且出版了《工业会计学》（李宝震任主编，盖地任副主编——注）。而财政系的老师则负责给会计系的学生讲授《国家税收》。

“财政系的老师是站在征管方的角度讲国家税收，和会计挂不上钩。那时，企业要求我们的毕业生理论联系实际，缩短适应期，不仅要能正确处理会计事项，又要能计税报税。我就想，能不能调整会计专业的教学计划，把税和会计结合起来，以便符合会计实务的要求。”

有了这个想法，盖地就到学校图书馆内部资料室查阅图书，第一次看到引进的台湾和日本的税务会计教材。虽然看不懂日文，但是他通过汉字大致能够揣测其中的含义。后来通过学术交流，他对于日本的税务会计有了更多的了解。

而要在会计教学中把税和会计结合起来，就需要教材。“我就找了财政系的一位和我同届留校任教的老师，问他能否合写一本税务会计书，让我系会计学生来学，他说行。为此，我拟定了编写提纲，税收内容由他写，会计部分由我写。这是我们的第一本《税务会计》教材，当时是用内部准印证，没有公开出版。”

盖地当时担任天津财大会计系主持工作的系副主任，利用职务之便调整了教学计划，为1985级本科大四学生首开税务会计课。“调整后的教学计划不增加课程门数，也不增加课时，就是把国家税收置换成税务会计，由财政系老师上课改成由我们自己系的老师上课。”

在教学过程中，盖地发现自己编撰的《税务会计》教材仍然存在诸多缺陷，最主要是税收与会计仍是两张皮，结合得不好，影响教学效果。1990年代初在开研讨会的时候，盖地征询了包括福州大学、陕西财院（那时尚未并入西安交大。2000年4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分属于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在西安宣布合并，组建新的西安交通大学。——注）、内蒙财院等几个有会计专业的学校的老师，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合作撰写税务会计教材，并争取公开出版。

“我们就合作写了《税务会计》一书，并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当时是1993年。这是国内第一本公开出版的《税务会计》教材。”

1990年代中期，上海立信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立年来天津拜访管锦康（会计学系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1974年9月，任天津财大会计系主任。——注），让管锦康推荐可以出版的书。管锦康就推荐一直在从事税务会计教学和研究的盖地撰写税务会计方面的书。“这样，我就与张立年老师见面谈出书之事。当初定的书名本是《税务会计》，出版社要求加上‘企业’两字，以免读者误以为是税务局的会计（即和税收会计相混淆）。”

1996年，《企业税务会计》出版。这是盖地独立撰写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先后出了三版，印了九次。后来，由于社会上对于税务会计有了普遍的认知，认可了税收会计和税务会计不是一码事，书名就去掉了“企业”二字。从2000年《税务会计》第1版出版，至2018年已是第12版。在此期间，东北财大出版社、人大出版社、首都经贸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先后都邀请盖地编著《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税务会计理论》和《税务会计理论研究》等图书，这些书迄今大都已出至10版以上。盖地认为，这说明开设税务会计课的学校越来越多，对税务会计教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盖地就一直在给本科讲授税务会计课，而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税务会计研究”是从1992级开始的，给博士生开设“税务会计和税务筹划研究”是从2000级开始的。可以说，国内系统的本硕博税务会计教学，是从盖地开始的。

与此同时，盖地也为研究生开设财务会计研究的课程。他认为，会计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税务会计是互补、互促关系，它们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更不可能互相取代，应该是各司其职，合作共赢。

专业厚积薄发

从1970年从天津财经大学毕业留校，盖地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一个在会计特别是税务会计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除了自己的刻苦努力，也得到了不少会计前辈的提携和帮助。他们不但包括同在天津财大的管锦康、李宝震（天津财大会计学科创始人、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注）、王恒坚（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1962年调入天津财大，1979年任副教授，1983年任教授并财政系主任。——注）等，还包括葛家澍【厦门大学会计学教授、我国第一批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和第二两届成员、财政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成员。——注】、娄尔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当代著名会计学理论家和教育家，新会计学科体系的主要创始人。——注）、余绪缨（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会计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注）、常勋（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中国开拓国际会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先驱者之一。——注）等前辈。

“从家庭背景来说，我与老先生们不同。他们大多学贯中西，在解放前就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而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父母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作为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那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我就不可能上大学。从我个人的成长背景来看，我不像一些老教授在政治上曾受过不公正待遇，历经坎坷。我是长在红旗下，虽然有过曲折，但更多的是感受温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可以专心学习和教书，静心思考与研究。”

由于上大学不到一年就因为“文革”中断了学业，1970年盖地从天津财大毕业留校时，和其他留校的老师一样，专业基础比较薄弱，本科的好多专业课都没学习，因此，学校给毕业留校的年轻老师们办补习班，从各个系中选择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集中学习了一年多。盖地回忆这段“补课”时光，“当时真有如饥似渴之感”。

1974年，天津财大准备秋季招生。在这之前，学校已经中断招生好多年了。文革中老教师受到冲击，招生后怎么上课？老师们向学校建议能不能到其他学校去访问？“打报告后，工人宣传队就批准了，批准管锦康老师和我到兄弟院校去访问。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允许老教师出门做和教学有关的事。”因为这次访问，盖地第一次接触这些专业学校和老师们。他和管锦康先后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湖北财专（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当时上海财院解散后，一部分老师转入复旦）、安徽财贸学校（现在的安徽财经大学）和辽宁财经学院（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历时一个多月，所见的老师，尽管盖地大多都不认识，但对管锦康来说，那都是他所熟悉的“同仁们”。“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最为遗憾的是错过了和潘序伦先生见面的机会。”

1981年，教育部给各高校发通知，让各校选派青年教师去进修。盖地很幸运地被系里派到了厦门大学。“那个学期（秋季）我收获很大。期间，厦门大学多位会计教授都给我们讲过课。”由于那时还没有正式招收研究生，厦大的老师们主要是给本科生上课，盖地就跟着本科生一起听课。除了听课，课后还可以和老师们直接沟通交流。那学期，盖地重点是听余绪缨讲授管理会计。“当时，余老师给学生上管理会计课，还没有公开出版的教材，采用的是他撰写的学校打印教材。当年10月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两位资深编辑到厦大去组稿，就是准备出版余绪缨老师的这本书。该书成为我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管理会计》教材。”受到余绪缨的影响和教导，回校后，盖地撰写了《试论行为科学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发表在《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当年还被《经济学文摘》摘录。“这是我撰写的第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的长文（7000多字）。感谢余绪缨老师的教导，感谢厦门大学。”

毕业留校的最初几年，盖地就跟着老教师边学习，边搞教学辅导。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盖地开始给管锦康做助教。“管老师给学生上课，我跟着听课，课后给学生看作业，有时候给学生讲作业。给管老师做了多年助教。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受益匪浅。管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不光是专业方面。作为一个教师，管老师教我如何教书育人，对教学要认真负责，对学生要严格要求，对专业要精益求精。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印在心中。感触最深的是，管老师不唯上，不唯书，纯心做学问。”

1976年，经过6年的学习、补课，盖地才开始正式给1975级招的工农兵学员上课，前后上过会计原理、工业会计、成本会计、基建会计等课程。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大量的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都需要会计教材和会计辅导。因此，盖地自己写了一本《城镇集体企业会计》，这是他第一本独立完成并出版的教材，后又主编了《乡镇企业会计》，参编了《乡镇企业财务会计》、《社队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等，在《财务与会计》杂志上还曾连续刊登过他所写的《个体户会计》。这个阶段，用盖地的话说，是让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在研究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基本是因需要而关注。直到1983年的利改税，盖地开始关注税务会计，最终才确定了自己终身的主要专业研究方向。

见证会计历史

除了教学和研究，盖地历任天津财大财政会计系副主任、会计系主任，见证和参与了全国院系调整背景下的天津财大院系调整，也见证和参与了诸多会计领域的历史事件。

1985年，天津财大财政会计系准备分家。盖地当时担任财政会计系副主任。学校听取系领导的意见，还征求了老教师包括管锦康和李宝震的意见。李宝震主张一分为三，即分为财政系、会计系、审计系。管锦康主张一分为二，即财政系、会计系，他认为审计应该隶属会计系。校领导最后采纳了李宝震的意见。李宝震教授担任了会计系名誉主任，而不主张成立审计系的管锦康却做了审计系的名誉主任。而几年后，审计系又回归会计系，现在天津财大会计学院就包括了审计。

盖地担任天津财经大学会计系主任期间，发生了两件在会计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设置，一件是中国会计教授会的成立。

1994年春季，为了加快中国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教育部、财政部在北京开了五次会，当时五个有博士点的学校包括上海财大、厦门大学、人民大学、中南财大和天津财大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决定设置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哪些学校有资格设置？当时决定先易后难，有会计博士点的学校先从1994年开始招生。“当时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为了加快培养人才，从1993级一年级学生中选拔一部分学生，具体而言就是从会计专业和财政专业两个专业中选拔，选拔出来的学生从大二开始正式成为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学生。这样从1994年秋季注册会计师专业就同时有两个年级的学生了。”时至今日，注册会计师还是会计专业最热的一个方向，录取分数通常也是最高的。

1995年，时任上海财大校长汤云为（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校长，中国会计教授会会长、创始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注）发起成立中国会计教授会，五个有博士点的学校的会计系负责人到上海财大开会。汤云为主要是受到北美会计教授会的启发，认为如果成立一个中国会计教授会，就可以和国外的学术机构有更多的联系、更多的沟通。参会的人都同意成立中国会计教授会。发起人是上海财大，发起单位就是各个会计博士点学校，发起单位各出一个常务理事，在常务理事中推选会长。常务理事就是这几个学校的校长或副校长，理事就是会计系的负责人。但理事不限会计博士点学校，凡是有硕士、博士点的学校，都可以出一名理事，每年开一次研讨会。天津财大推荐时任副校长张立民（现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审计理论、资本市场会计与审计、公司治理与审计、国际会计与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政府审计、内部审计等。——注）做常务理事。

“但中国会计教授会后因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而划归中国会计学会，作为中国会计学会下属的‘会计教育分会’，这有悖会计教授会成立的初衷，甚是遗憾。”

2012年，盖地退休。退休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书改书上。“因为财税法规变化太快了。”他自称自己除此之外，清心寡欲，没什么别的爱好。他认为要想做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守住一份读书人的平静，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要坚持与坚守。“当然，谁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明确研究方向，它是逐步明晰，不断凝练的。你对这个方向有兴趣，不管别人认可不认可，自己认定了就要坚持，坚持就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可以去享受这个过程。耕耘何必问收获，快乐就好。”

最后，盖地寄语年轻后辈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思考，持之以恒。理解社会，保持愉悦。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世间总有不平事，不要怨天尤人，也别自怨自艾。做你能做的、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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