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谢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22年10月20 日，是我的导师、我国著名会计、审计学家、原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徐政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深切缅怀先生百年诞辰之时，我们这一代也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回忆往事的时光。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上海财经学院的首届学生。插队十年再考上大学，这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可是人生“伟大的转折”（最近看的电视剧名），所以大家学习都很刻苦努力。我与徐政旦教授可能有缘，本科毕业安排论文指导老师时分到了徐政旦教授，所以学士论文是徐政旦教授指导的；本科毕业前报考了研究生，又被录取安排在了徐政旦教授门下，后又报考了徐政旦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故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都由徐政旦教授指导；期间还协助先生一起创办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因求学和一起出差相处的时间较多，且先生又学识、经历丰富，极善交谈，课余和路途中经常会聊起人生经历和历史故事，故我受益良多，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所以在这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先生的教诲、先生的为人处事、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与我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百年政旦

十五岁

先生于1922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并在家乡就学。18岁中学毕业，经考试进入上海“先锋社”（一家主要介绍西方文化的出版杂志社）任校对，月薪25元，因工作认真负责，发薪时老板给了35元，半年后担任审稿，期间参加翻译文章，并阅读了大量外文杂志和书，英语长进很快。抗战期间，先锋社因介绍西方文化被查禁，后经朋友介绍，进中华书局任会计。在工作中，强烈的求知欲催生了要进一步深造的想法，于是报考了大夏大学。开始时，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学校实行学分制，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白天或晚上的课程。有时课程恰好在白天，因同事关系都较好，就将账簿翻开在台子上，人读书去了。后来经理经常发现人不在办公室，就怀疑了，当知道是在读书，就未予指责，因经理自己也是学徒出生，对有求知欲的职工都支持，只是要求将本职工作做好。因当时已采用新式日记账记账，故做总账很方便，一个月的工作两三天就能完成，故白天较多时间也放在学习上，经理也很照顾。第二年，因课程都安排在白天，不得不辞去了中华书局的工作。为了解决读书和生活的费用，与几个好朋友一起合开了一家印刷社，并出版杂志《Modern English》,可惜因通货膨胀，不到一年就倒闭了，亏了一大笔钱。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认识了一起读书的师母。1946年大学毕业后，因铁路工作收入较高，就到了淮南铁路局会计科工作，在淮南工作期间，白天工作，晚上就看外文书，其中有一本《生活的哲学》印象最深，这时也经常用英文与师母写情书，英文表达能力非常好，达到了用英文比用中文更能表达感情的程度。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后，回到了上海，与师母结婚。因没有工作，就找到了大夏大学，而大夏大学因战时学生不多，对师资的需求也不大，后总算安排了大学四年级的《经济学》课（英文版）。刚开始教学时，因老师年纪与学生差不多，学生有些不太买账，经常挑刺，所以备课、上课都很认真，到学期结束时，学生评价较好。由于工资较低，不足养家，就和当时的校长和几位同事创办了大夏大学附中，并任副校长兼英文老师，那时只有26岁，师母也在大夏大学附中教数学课。后来大夏附中与光华中学合并为师大附中（现上海华师大一附中），师母就到师大附中任教，一直到退休。大夏大学后因院系调整，几经周折，并到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

1950年，先生转入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任教，并于1952年晋升为副教授，同时兼任上海震旦大学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教授。1952年转到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没几年，就跟随上海财经学院经历了二下二上的不凡岁月。1958年上海财经学院撤销，与其他院所合并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先生转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60年上海财经学院重建，先生又转回上海财经学院；1971年上海财经学院又被撤销，先生等被转入复旦大学：1977年上海财经学院又被恢复重建，先生等再被请回学院。1979年，先生晋升教授，历史的原因，先生从副教授到教授居然跨越了27年。198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是我国会计界最早的八大导师之一。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12月26日因病在上海华山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2岁。转眼，九年时间又过去了，已是百年诞辰。回首往事，心潮起伏，无限感怀。

政兮旦兮

先生名政旦，政，通“正”，意为正直、公正；旦，破晓、光明、新生、创新。先生人如其名，为人处事公正、正直，教学研究善于创新。

先生毕生从事会计、审计学科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学科的特点要求一切从事会计、审计工作包括教学、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首先必须为人处事公正、正直，公正、正直是会计、审计的立身之本。在先生60多年的从教生涯中，对事业一直满怀激情，执着追求，勇于挑战。先生主讲过的课程包括《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会计制度设计》、《审计学》、《中外合资企业会计》等本科课程，还开出了《成本会计研究》、《管理会计研究》、《财务会计研究》、《审计理论研究》、《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等研究生和博士生课程。先生在会计、审计领域知识的全面、广深，足见其学术功底的深厚。先生除了教学硕果累累，还著书立说，主编、参编的教材、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培养博士十余人，著作、论文获奖无数，与龚清浩先生合作主编的《会计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印数超过百万。先生的从教生涯，虽转辗多处，但怀着对党对国家的热爱，不管在哪里工作，都勤勤恳恳，追求卓越。1960年，在上海财经学院，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1977年，在复旦大学，被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1986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获得记大功的奖励。

先生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将公正、正直的理念贯穿于自己的育人工作中，传递正能量。先生在培养研究生、博士生等高层次学生时，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模式，就是要求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吸收引进国外经验与研究中国问题相结合。先生认为会计、审计都是应用学科，都必须实实在在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一切会计、审计教学、研究工作的根本，如果这个目标不明确，就会迷失方向。先生的理念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要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所以，先生对学生有两个明确要求：

一是所有研究必须要理论联系实践。先生认为，会计、审计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如果不能密切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际，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论文到论文的“书呆子”，出校门后既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对国家的建设事业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先生总是要求和鼓励我们参与社会实践，要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因而，我1985年的硕士论文“电算化成本信息系统的开发研究”和1992年的博士论文“市场经济中的民间审计责任研究”都分别是在改革开放大发展环境中、在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实践的基础上选题和研究的。由于研究课题较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研究成果生命力较强。我的博士论文虽然已过去30年，但仍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是令人欣慰的。先生要求我们：站起来能讲课，坐下来能写文章，走出去能指导实践。先生的培养模式，让我们受益终生。

二是正确认识国外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先生认为，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要善于学习借鉴，但切不可盲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是在国外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中总结归纳提炼出来的，有些具有一般理论价值，即具有普遍适用性；有些则具有独特意义，即只适合于特殊环境。所以学习借鉴首先要分清国外经验和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和独特性，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拿来就用，必定会犯错，就象橘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样，犯水土不服的错误。所以先生要求在借鉴引进西方经验和研究成果时要特别小心，一定要分析其内在逻辑，借鉴其理论精髓，再结合我国环境加以研究，才能为我所用。先生在研究西方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理论和方法时是如此，我在研究民间审计责任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时也是如此。

先生除了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还非常热心各种社会活动，先生曾兼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顾问，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侨大学、深圳大学、江西财经学院和浙江财经学院等高校的兼职（顾问）教授，曾担任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审计学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审计师事务所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审计学会顾问、上海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总会计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及上海投资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等，尽心竭力服务于社会。

正是先生严守了其公正、正直的信条，才能一辈子辛勤耕耘，无怨无悔，为我国会计、审计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先生第二个人如其名的特点是其对“旦”字、即研究创新的诠释和体现。“旦”，充满朝气，充满创新活力。我与先生相处的任何时候，先生总是精神矍铄，意气风发，勇于和善于创新。因而他不管做什么，创新是主旋律，培养学生要创新，研究要创新，教学也创新。我总结先生的创新活力来源，首先是对理论的深刻理解，其次是对实践需求的深刻理解，再次是对理论研究要为实践服务的深刻理解。正是这些理解，成为了先生研究创新的才思源泉。

在早期对会计基本职能的研究中，先生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对大量企业的调查研究，提出会计除了要履行记账、算账和报账的职能外，还要发展“用账”功能，即要对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建议。在“用账”理论的基础上，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账”理论，即每个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行业、企业特点，建立符合本企业发展和管理要求的会计制度，以更好地为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企业服务，这一创新后来发展成了“会计制度设计”一门课一本书。“用账”、“建账”理论的提出，有效拓展了会计的功能，提升了会计的价值，也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作出了贡献。在成本会计研究中，先生通过对大量制造企业的调查，根据我国国情和企业实践，提出了成本核算“品种法”的理论，即在大批大量生产企业中，按产品品种来进行成本费用归集核算的方法，有效地提高了企业成本核算的能力和水平，先生负责主编的《成本会计学》一书获财政部及原国家教委一等奖。在审计研究中，先生较早地对西方的内部控制理论及其在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1983年在《上海会计》第八、九、十期上连续发表了三篇介绍西方内部控制制度的系列文章，接着又结合我国实践，先后撰写了《论内部会计控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应用》、《论现代审计中的内部控制测试及有关理论问题探讨》、《论内部审计与内部会计控制的依存关系》、《论我国内部审计的特征》等一系列学术论文，为建立我国的内部控制理论和方法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除了研究勇于创新，还勇于实践创新。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较快，为了让学校的年轻老师及时真切地了解改革开放前沿的发展情况，先生与娄尔行先生等系领导于1985年一起创办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提供青年教师的实践基地，娄尔行先生任董事长，徐先生任主任会计师。1986年又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设立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现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先生认为，会计教师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要象医学院教师一样将教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真知灼见，提高师资素质和水平，因此对青年教师提出必须到事务所去实践的明确要求。因而，上海财大会计系当时的一大批青年教师都有事务所的实践经历，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上海财大的带动下，全国各地设有会计系的一些著名高校也纷纷创设会计师事务所，为青年教师提供实践基地。虽然后来由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制度变革，会计师事务所都脱钩改制成合伙制了，但这种创新意识和良好成效在会计教育发展史上仍是独树一帜的。

由于先生的研究既注重理论创新、又非常务实，能解决实际问题，被财政部领导誉为是财政部的“国宝”[i]。

九十大寿

2016年，为纪念和传承徐政旦教授的师德和敬业精神，以鼓励为会计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师和为会计未来努力学习的学生，由徐政旦教授创办的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同仁、徐政旦教授的家属和学生，共同在上海财经大学设立了“徐政旦奖学奖教基金”，作为永久的怀念。

浩瀚历史长河，人生只是一滴水，但只要我们一代代人不懈努力，默默奉献，日积月累，千年万年，就会创造钟乳石奇迹。在恩师诞辰百年之际，当我翻看着恩师的老照片、阅读着恩师的旧文字时，仍然会热泪盈眶，无限思念，无限感慨。

呜呼，百年政旦，政兮旦兮！

[i] 参见上海财经大学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