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兴，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直接组织、参与了那场改革。

萌芽：看不懂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会计司吗？我是铁道部……”1988年，财政部会计司接到了铁道部的求救电话，希望会计司主管工业会计制度的同志帮他们设计一份有别于现行工业会计制度的会计报表。

设计会计报表本是会计司的拿手好戏，但这次的报表却让他们犯了难。

原来，为了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铁道部向世界银行申请了100多亿元的贷款。在经过前期的磋商之后，世界银行已经初步同意了这笔贷款，但在后来的洽谈中却“卡了壳”，这“壳”就是铁道部提供给世界银行的会计报表。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财务报表，我们要的是按照资产负债方式做的会计报表。”100多亿元的贷款一下子成了无从下口的刺猬。

张汉兴介绍，当时国内通行的做法是以“资金平衡”的模式做报表。“资产负债表”对于国内众多的会计人员而言，是闻所未闻的，以此模式做会计报表，更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

不要资金平衡表，而要资产负债表，这给会计司提出了一个难题。资金平衡表是财政部主持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在中国执行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就让外国人推翻了呢？尽管有很多顾虑，但是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无奈之下，会计司和铁道部想了个“辙”：按照资金平衡表的数字再搞一个资产负债表。

幸运的是，这个临时拼凑、数字归类也不科学的资产负债表最终通过了世界银行的审查，100多亿元的贷款终于顺利到手。

无独有偶，第二件这样的事也在上海发生了。

上海飞乐决定发行B股，在香港上市。然而，当飞乐公司把资金平衡表提供给香港方面时，香港方面对此也不认同。不得已，飞乐请来当时的美国安达信会计公司，按照香港方面的要求编制了一套会计报表，高额的酬金让飞乐公司的人难以置信：320万港元。几经谈判，最终仍以180万港元成交。这就是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价值，但又何尝不是一张“资金平衡表”的损失？这样的事在当时又岂止这两件。

“铁道部和上海飞乐这两件事在会计司同志们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也催生了大家改革会计制度的决心。”张汉兴说。

困惑：两张报表两张皮

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编制两张财务报表》的文章，这是媒体第一次质疑“两张报表两张皮”的现象。

财政部会计司接到的一个来自广州橡胶厂的电话，也让张汉兴再次陷入了沉思。广州橡胶厂吸收了一位个体老板600万元的投资，但却不知应该将其放在哪个会计科目下核算，不知会计报表如何对其进行反映？像这样的电话，会计司每天不知 要接多少个，大家都戏称会计司成了“灭火队”，而接电话的人则成了热线话务员。

会计报表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运行状况和结果，通过这张报表可以知道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与坏；而综合所有企业的会计报表里的相关数据，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

1989年前后，经济改革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大的指导方针下，国家过去作为惟一投资主体的格局，正在逐渐地面临外商、集体甚至个人投资企业的挑战，这也是对传统会计核算制度的挑战。当更多的投资主体出现时，诸如产权关系、偿债能力、利益分配都难以从原来的会计报表中体现出来。如果要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那就势必就要实行会计改革，制定新的会计制度。

现实问题逼得企业在经营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编制一份会计报表，而在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上报的时候，将这一张表的数字一一处理，再重新按照原来的形式编制另一张表。可以说，这两张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企业经营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另一种是市场经济。因此，也就有了两张报表两张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