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明显感受是会计重要性的提升。有两个关键词最能诠释这一点：一个是“包装”；另一个是“考试”。“包装”的基本含义是指按公司上市条件的要求重组拟上市公司的业务及财务。在对企业上市审计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拟上市企业需要按上市要求进行“包装”的情况。在企业内部，要让拟上市企业的产权安排与业务组合，服从财务管理的要求；而面向市场，拟上市企业的财务状况要服从公司上市条件的要求，并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这种“包装”理念暗含了“市场引领企业，企业财务引领产权与业务”的管理思想，在客观上彰显了财务与会计在企业中的影响力。不过，遗憾的是，由于会计造假泛滥，“包装”一词后来成了粉饰财务报表的代名词。所谓“考试”则主要是指从业期间经历的各种执业、职称资格考试。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审计人员，几乎每年都要参加一、二项考试。我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7年，就先后参加过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注册税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注册会计师等资格考试。没有制度要求每名审计人员必须取得所有这些执业资格，但很多人员自觉作出这种选择。这种自觉的行为，既是因为会计、审计职业要求审计人员必须拥有更加宽泛的会计知识，也是因为审计人员看到了这些专业资格背后的市场前景。

在见证企业财务会计迈向统一化、市场化的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市场化进程。1998年，财政部要求执行证券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实现人员、财务、职能、名称等“四脱钩”。我所在的事务所按要求与财政局脱钩。其实，脱钩真正解决的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从“公”到“私”的转变。为了平稳过渡，脱钩改制后会计师事务所的股权基本上是事务所当时的在册人员“见者有份”。那些不符合持股条件的人员则采用匿名持股的形式。这自然不规范，但保证了改制的顺利。任何改革在初期或许都或多或少要承受这种不规范。不过，很快这种股权安排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会计师事务所经营管理的专业性与股权过度分散之间的矛盾，给决策和管理带来不少问题。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不进行新一轮改革，目标是压缩股东、集中股权。而这一次改革就没有脱钩改制时那么顺利了。股权代表的是利益，谁放弃，谁留下，在法律层面很难了断。于是，“资本家”与“管理层”上演了一场持久的较量。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管理层”最后打败了“资本家”，股权最后集中给了“管理层”的少数几个人。作为审计人员，我们曾无数次作为企业改制的看客，见识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但直到改革自己，我们才算深刻洞察到人性、资本、法律的市场原形。

会计变革触动的不仅是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也触动了作为个体的我们自己。进入事务所没几年，计算机就开始普及化，许多企业的会计核算也逐渐计算机化。在学校学习的珠算和初浅的计算机运用知识，有些落伍。我们必须学会熟练运用计算机这个新工具。而专业上的提升更是时不我待。我入所的第一项工作是对一家拟设立中日合资企业中方股东投入的商标权进行评估。超额收益估算、收益期间的确定、折现利率的选择，大学在书本上学到的很多知识第一次接受了检验。以前总听人说，书本知识与实践相距甚远。而从这个项目中，我却感受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在另一项关于生物技术的评估中，委托评估方的相关利益方曾对我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折现。我简单地回答说：因为未来的100元不等于今天的100元。但提问者理解我的回答，却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折现。这再一次使我认识到“用理论说服实践”需要更深的“道行”。另外，在企业改制上市审计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各种会计、审计方面的疑难杂症。有些问题在制度、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理论在这个领域落后于实践。凡此等等，激发了我或我们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学习和研究。这是会计变革的结果，又是促动会计变革的源动力。

三、反思会计：扎根社会的“公允”

企业会计造假的泛滥、事务所改制的残酷和持续学习的动力，使我选择从注册会计师行业出走，先读书三年，然后进入一家银行工作。

（一）在研究所读书期间的思考

2001年，我到一家研究所脱产读博士。我开始以一个理论研究者的身份，反思会计实践，反思会计理论。当时，实证研究已成为我国会计研究的“新贵”，并有些时髦，但我选择对会计确认问题进行规范研究。作出这种“逆向选择”，与自己前期的会计实践有关。在审计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十分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会计标准缺乏逻辑严密的理论积淀。选择基础理论研究，更符合我国当下会计实践对理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