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计实践中，会计标准的时空差异性常常使我面临这样的困惑：哪一个会计标准提供的信息才是真实的呢？在从事理论研究的日子里，我试图从会计理论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当我走近会计理论时却又发现，会计学者们甚至对“什么是资产”这样的基本问题还争论不休。有会计学者说资产这样定义才是对的，另有会计学者却说资产那样定义才是对的。但似乎很少有学者明证为什么自己的定义才是对的。这个疑问使我反思检验会计理论的标准是什么、检验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标准是什么。我在会计变革的进程中寻找到一个答案：市场。会计不同于自然事物，它属于社会事项。会计学不属于自然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会计的真实不是自然性质的真实，而是社会性质的真实。社会性质的真实在社会中，在市场里。而社会、市场就是社群或公众关系。因此，会计必须扎根社会与市场，必须面向社会与市场；会计真理存在于社群的观念和行动中，要接受社群或公众观念的检验。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公允会计”——反映社群或公众观念的会计。

（二）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观察

在理论研究阶段的反思启示我，要探索会计真谛，研究者也需要置身于离社会、市场更近的所在。于是，在三年博士研究生学习期满后，我选择到企业从事内审工作。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银行，这使我有机会换个角度看会计、看内控、看中介。

在此以前，我看到的会计大都在会计部的办公室工作，与交易过程相分离。而在银行，为我们存钱、取钱的人员也是会计人员，他们既是交易业务的经办人员，又是会计核算人员。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关于“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的争论抽象而费解，而在银行的会计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选择性答案似乎并不困难。会计核算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行为本身就是管理；会计授权、后督等内控也就是管理；会计柜台人员的每一业务经办行为都融合了管理。另外，在会计理论研究中，我们常常将信息系统作为会计发展的未来趋势或背景。而在银行，这种“预测”实际上已基本成为现实。交易单据将由一个名叫“作业部”的部门处理，而会计核算将由机器按系统程序来完成，会计系统与银行交易系统之间的界限逐渐消除，并正在统一为一个企业信息系统。

在银行工作这段时间，见证了会计及相关改革的国际化进程。2006年，我国发布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建立了与国际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不过，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会计实践的国际趋同。按照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要求，银行要重新确认它的资产分类，要按公允价值计量它的部分资产。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进行定义并不难，而在会计实践中发现公允价值却不那么容易。在银行的会计实践中，衍生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是由业务经办人员提供，还是由市场风险管理人员提供，亦或是由会计管理人员主动发现，甚至还是一个很难厘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会计管理实践要达到国际化水平，前提之一是企业的内部管理必须达到国际化水平。在商业银行能够直接感受到国际化影响的还有内部控制。2002年和2007年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先后发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基本采用的是“SO内部控制框架”。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基本采用的是“SO风险管理框架”。目前，还很难说国内商业银行的内控已达到或超越了这些制度要求，但无庸质疑的是，他们正按这些要求向国际惯例亦步亦趋。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我常常怀疑中介工作的社会价值：社会与市场需要这几页纸的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吗？进入银行工作后发现，银行办理授信业务，十分依赖于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信用评级报告等中介的工作成果。而一些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给银行授信决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使我直观地认识到，中介机构及其工作成果在社会与市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点或许是置身于中介机构时并未完全自觉的。在对“审计产品”的供需立场均有所体察后，我也进一步认识到，中介机构的治理不仅是中介行业自己的课题，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课题。

当记忆掠过自己近二十年的会计经历时，我从这段历史中找到了几组标识它的关键词：在会计技术手段方面，是“珠算--计算机化--信息系统化”；在会计制度特性方面，是“计划--市场化--国际化”；在会计管理活动现象方面，是“借贷平衡—财务包装—公允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