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敬爱的导师娄尔行先生，您是学生心中永远的高山----纪念娄尔行先生诞辰100周年

娄尔行先生，生于1915年阴历7月16日，是中国当代会计学泰斗，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会计学家之一，是新中国会计学科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为推动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会计界享有崇高声誉。

1987年，我被上海财经大学录取、有幸成为娄尔行先生门下的第3位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生。虽然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快28年，但先生的谆谆教导仍然在我清晰的记忆之中。

那是1987年7月的一天，我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北一路369号校区、见到了我敬仰的娄先生。那时先生的身体还很硬朗，他用一口略带上海话的语调面容温和地对我说：小吴啊，欢迎你到上海财大学习。会计学是一门重要的经济学科，中国的会计学理论和实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中国现在在读的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屈指可数，不仅我们这一辈人要做好铺垫，也希望你们这一辈人要更加努力。

在校学习的三年左右时间里，先生关注、关心和指引着我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在经济理论、会计学术、会计实践、乃至于生活等方面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关怀，至今仍历历在目。

----悉心安排理论学习。先生为我开具了一系列需要研读的经济学和会计学书籍（包括英文版会计学名著），每读完一本清单上的书籍，都要我向他汇报读书心得，并就书中关键之处给予我指点，让我对其中不明之处茅塞顿开。那段时间，在大量的阅读和先生的指点下，我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理论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精心指导学术研究。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先生亦要求我结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背景进行阶段论文的写作、并要求论文对经济的发展有实际价值。其间先后发表的几篇论文，如1988年我率先在中国介绍、其后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西方会计研究中的证券市场学派”一文（《会计学丛》1988年第4辑），又如，“试论审计的独立性”（《财经理论与实践》，1988年04期），“外国投资者对我国会计的几点看法”（《外国经济与管理》,1998年11期），再如，先生与时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主任石成岳教授一起安排我参加与香港会计师公会合编的《英汉会计词汇》，等等，都是在娄尔行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的。

----热情给予实践机会。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时间里，娄先生抓住每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机会给他的学生、帮助学生从社会实践中提高。如安排我参加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以及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原则专题理论研讨会，在会上，我见到了中国当代四大会计学泰斗的另外两位--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教授和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有机会向中国当代会计大师当面请教学习。又比如，娄先生介绍我去上海石化总厂做经济调查，有机会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为后续理论研究乃至博士论文选题和撰写以及顺利答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先生介绍我去财政部进行政策调研，意在加强对财经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关系的深度理解以及建立理论为实践服务的理念与行为方式。

----热心给予生活帮助。1988年，上海地区甲肝大爆发，一个月病倒数十万人，市面非常惊恐。那时候，人们对甲肝的紧张，到了不敢握手、不敢随便饮食、不敢随便喝水的境地。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娄先生通过学校的老师过问我的身体和起居，让我这个从外地到上海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又如，那时我脱产攻读博士学位，在上海既要生活、又要买书和订阅资料，有一定的经济压力。娄先生知道后，建议上海财大安排我担任娄先生的科研秘书，每个月给予我60元人民币的秘书津贴，帮助我度过了难关。当然，作为娄先生的科研秘书，我更多了一些在先生身边学习的机会，使我能够更快的成长，这是我在几年博士学习阶段的另外一份收获。

----严谨治学、学界泰斗。我在娄先生身边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的三年左右时间，再加上我作为娄先生科研秘书的双重身份，我有机会耳濡目染地感受到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学以致用的高要求。他将自己的教育方法归纳为九个字：“教方法、压任务、多启示”。无论是指导我们博士生理论学习、或者是指导我们的阶段论文写作、还是指导我们博士论文选题和写作，先生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不管是在立论方面、论证方面、还是在结论方面、甚至是用词方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绝不放过漏洞。在他看来，博士生是“国家队队员”，他自己则常以“袁伟民”自勉，要求我们博士生要效学五连冠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无愧于“博士”的称号。

在我本人进入到博士学位论文《资产计量论》（吴艳鹏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的选题和撰写阶段，我曾和娄先生有过多次面对面的讨论和交流，获得了先生大量有启迪性的指导和帮助，得到先生之大家真传。

娄先生是新中国最早提出会计要素的会计学家。他认为，会计要素是构建会计报表最根本的组件。在对会计业务的内涵做出高度概括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娄先生提出了资产、负债、净权益、营业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六大会计要素的基本学术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对于建立面向市场化中国经济环境下的中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本人正是在娄先生的启发下，具体、深入地从博士论文的角度研究娄先生所提出的六大会计要素中的“资产”这个第一大要素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是迄今为止新中国经济学博士中对“资产计量”这一既有相当理论难度、又有很高实际价值的论题进行系统性深入研究的第一人。

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应该根据资产计量的客观环境，采取灵活方便的资产计量方式反映和提供经济信息，肯定原始成本在企业资产计量中的主流方向，但在某些场合下对于某些资产事项，恰当地运用其他非原始成本计量属性进行计量反映，形成一种以原始成本为主流、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的格局”。这一新的论点，也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并得以发展，通货膨胀初见端倪的环境下提出的，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会计理论与实践，获得了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功检验。

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还提出了资产的最新定义：“资产是特定会计主体控制的、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强调为特定会计主体所控制是资产确认和计量的有效标准。“控制”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如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从法律上看虽然不一定拥有租赁标的的所有权，但享有其所控制资产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因而可以作为承租人的一项资产而计量。

“吴艳鹏博士论文《资产计量论》中所提出的资产计量的方法和资产确认的实际控制权标准具有客观实践基础，以实际控制权确认资产，是市场经济环境中资产确认的一种科学的思想，是资产确认的一项合理标志，为中国经济理论包括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带来了一丝春风，具有理论创新和较高实际运用价值。”（答辩委员会主席、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教授对吴艳鹏博士论文《资产计量论》的评语）。

基于以上理论上的成功研究和实践中的有效检验，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资产计量论》于1990年6月25日在上海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五位委员（杨纪琬教授、娄尔行教授、王松年教授、徐政旦教授、毛伯林教授）一致同意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直到这一刻，我才看到娄先生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是他对他所指导的第3位博士生弟子发自内心的认可和称赞。

----教书育人、一代宗师。我在博士毕业后，先到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后又因国家需要奔赴香港工作，其间，常与娄先生有书信往来。娄先生在晚年患上了帕金森病，即使是在被病魔折磨、双手颤抖的情况下，娄先生都尽量亲笔给我回信，关心着他的弟子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成长。在信中，他叮嘱我：“走上了领导岗位，加重了责任，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自为之、不负众望的”。当得知我受到国务院表彰时，娄先生非常高兴，在信中给予我祝贺和勉励。殷殷之情，令我分外感动。娄先生的这些亲笔信件，今天已成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1994年、1997年、1998年，我曾先后三次从香港回到母校上海财经大学看望敬爱的导师娄先生。当时娄先生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受到病魔的折磨，我看到他老人家消瘦的面庞，心中甚是心疼。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先生还没忘与我讨论他毕生热爱的会计事业，他预言：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将是中国的天下，二十一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因此，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和会计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将由我们中国来提出和解决。1998年这一次，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未曾想到此生竟成永诀。在和他老人家分别的那一刻，我向娄先生和娄师母深深地鞠躬，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不舍之情都隐含在我们师生二人的心中。

如今，娄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5年了，他的预言也正在中国大地上一步一步地实现。今天，在娄先生100周年诞辰的时候，回忆在先生门下学习、工作的日日夜夜，先生治学严谨、育人不倦、以及对事业的高度热爱和孜孜追求的一代会计学泰斗的风范，每每想到这些，先生的音容笑貌就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敬爱的导师娄尔行先生，您是学生心中永远的高山，学生永远怀念您！

（本文作者，吴艳鹏，为娄尔行先生指导的9位博士学位学生中的第3位，获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终身荣誉称号，现为“中鑫汇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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