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证明的硬道理之一就是中国需要CFO，中国的CFO需要职业化发展。
    CFO是英文Chief Financial Officer的缩写，直译为首席财务官，对我国来说，它是舶来品。CFO在国外意义非常清楚，是指公司高层中主管财务的领导。有趣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公司高管人员国外流行称“P”(President)，中文译为“总”。有GP(General President)，总经理或总裁；有VP(Vice President)，副总经理；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称为“VP in charge of finance”。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知何故，对公司高管人员国外又流行称“O”(Officer)，中文译为“官”。有所谓CEO(首席执行官)、CIO(首席信息官)、O(首席运营官)、CFO(首席财务官)、CPO(首席人事官)等。在我国，财务副总、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自然属于CFO，但有些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长或财务经理也应该属于CFO，因为这些公司不设财务副总、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
    所谓职业，在严格意义上是指具有特殊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群体所从事的工作。在国外，最早被称为职业的行当是医生和律师，后来又有注册会计师。这些行当的共同特点就是需要职业者的职业判断。所谓中国CFO职业化，实际上是说中国的CFO群体或工作要和国外同行一样具有特殊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这种必要？
    根据我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公司管理实务上的应用，造成了泛会计化和非会计化并存的趋势，很多会计工作已被计算机所取代，会计人员现在做的工作并不像会计(如操作和管理计算机及网络等)，而且与其他专业人员的替代性很强，而那些传统上由会计人员做的工作有些已转移到非会计人员手中(例如登记材料账，大多由仓库管理员完成，甚至通过条码化管理，由供应商输入等)。基于这种情况，有人甚至怀疑：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会计会不会消失？
    不会！因为另一种趋势也很明显，这就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造成会计人员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只有“低档”知识和技能的会计人员。例如，在会计电算化程度高的公司中，财务会计的操作只需要会做分录和数据录入两类人，记账、过账、编制和分析报表等，全部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另一极则是高层次会计人才。他们不仅能够站在信息用户的立场，提出会计信息系统设计的思路，组织会计信息生产，为信息用户利用会计信息提供便利，而且至少具备高强的沟通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高层次会计人才就是CFO。据我所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和北京工商大学正在参照美国CPA、CIA、CMA和CFM的资格要求，结合我国国情，研究设计CFO能力框架。这对我国CFO职业化将产生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CFO职业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特殊职业行为规范。知识和技能的灵魂是职业行为规范，职业行为规范的灵魂是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的灵魂则是诚信。所谓诚信，其原意一是“说话真实并且算数”；另一是“办事公平”，既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应该说，每一位CFO从心灵深处都企盼着自己诚信，但是，由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在很多场合说话办事往往涉及到股东、债权人、客户、供应商、雇员、政府、社区以及公司本身和CFO本人的切身利益，例如，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如何处理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司与国家、与银行的关系，是否真实、充分地披露信息等，都纠缠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当然，国家对此都有立法。然而，美国以安然为导火索而曝光的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件以及我国一些上市公司造假会计数据、管理当局伙同大股东聚敛社会财富和侵占小股东利益等劣迹充分表明：不仅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我国，就连号称市场经济和法制典范的美国，法律仍有鞭长莫及之处，仍有盲点。这些正需要包括CFO职业道德在内的社会道德去填充，以保持公司经营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秩序、条理和稳定。换句话说，职业道德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规范，其本质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遵守职业道德可能要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以强制性为特点，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则否，但职业道德作为职业行为规范必须对违犯者进行惩戒，从而对职业成员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我国CFO职业道德建设即将起步之际，《新理财》杂志发起“2004中国CFO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并以“在诚信中走向职业化”为主题，抓住了CFO职业的本质特征，代表了社会良知，也反映了我国广大CFO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