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若愚

    1973年，制衣商父亲支持18岁的我从香港到美国读大学预科的时候，是希望有一天子承父业，但是他的希望被我打破了。1979年，我从加利福尼亚州技术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后，我对自己的父亲说：“我想设计芯片，不是衣服。”

    于是，我在加州优利公司开始了我芯片设计工作。干了几年之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公司做技术不是中国人就是印度人，都非常优秀，但是每次有管理方面的职位空缺，总是轮不到技术优秀的东方人，而总是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美国人。

    我很不服气，而管理者给我的解释非常滑稽：“中国人不会表演，不会讲英语。”

    尽管我的英语不错，但是我还是开始了英语的再学习，我每个月拿出2000美元去请人教自己英语，而那时我的月薪还不到2000美元。我非常努力。我深知作为一个中国人，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不容易。

    1984年的那个夏天，我经常因为看洛杉矶奥运会转播而误事。每当看到中国人夺得金牌，我总是激动不已。金牌让我脸上有面子，金牌让我身边的美国人开始觉得中国还不错，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落后。

    同时，我也开始试着理解自己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如果一个外国人做了中国银行的总裁，中国人会怎么想？现在倒了过来，一个华人做美国公司的总裁，并进入了董事会，当了董事长，美国人当然也会有想法。这不是歧视，这是不习惯。

    美国人如果一定要歧视我，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无法改变他们歧视我的眼光，但我不能将歧视当作自己做不成事情的借口。于是，我把歧视更多地看成是他们的不习惯。在优利的13年中，我不断学习美国知识，也学习中国《孙子兵法》。最后终于从工程师做到了管理层。当年说中国人不会表演、不懂英语的人成了我的手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成绩最终都是被人看见的，但关键是如何让人早发现我们的成绩。

    临危不乱

    1991年，我第一次跳槽，去了Pyramid科技公司，担任执行副总裁。

    刚去的那段日子，我总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个人打桥牌，那是和自己博弈。

    只能做一场赌博了！几天之后，一个关于“鸡”与“蛋”的牌局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我找到了AT＆T这只“鸡”说服它，为Pyramid一个长期的政府项目提供资金援助。我相信，AT＆T为了投资的长期回报会给Pyramid投资。而政府项目不过是“一只蛋”，因为资金问题，Pyramid一直没能拿下这个政府大单。有了AT＆T这只“鸡”，显然，去说服“蛋”就是理所当然了。果然，我赢了。

    解决燃眉之急后，我提出放弃小客户，专攻大型企业的新策略，不久就将Pyramid转亏为盈。1993年，我升任Pyramid公司总裁和董事。1995年，我又成功地将Pyramid并入了德国西门子利多富信息系统公司，自己同时担任西门子利多富的总裁，开始了经营30亿美元公司手下管着1万多人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