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的潘序伦约稿不断，顾准不经意间成了30年代上海高产的会计作家。

1937年1月，特务追捕在上海展开中共地下革命活动的顾准时，手持他在19岁写成的《银行会计》。《银行会计》是国内第一部银行会计教材，会计作家成为了顾准当时最重要的身份标记之一。

1934年8月后，顾准因革命身份暴露，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活动，写作一度成为他的惟一经济来源。自1934年写成《银行会计》后，顾准陆续写成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此外，顾准还参与修改了《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并在离开上海后写作出版有《中华政府会计制度》。

1940年7月去苏南参加新四军前夕，顾准查看立信会计事务所编译科保存的商务印书馆历年版税清单，发现自己写作出版的著作为事务所创收版税多达10万法币以上，而当时上海高校的普通教授月收入不过两三百元而已。

刚直求真的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

顾准在上海解放后主持财政和税收的工作不到3年时间，但尊重实情力主“重估资本”、“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理念和措施，既富可贵的求真态度和勇气，又留下种种理论性启示。

在老上海人的记忆中，曾有一说，顾准是一个“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

1949年5月底，顾准随解放军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开始主持中央财政重镇上海的财政和税收工作，在经济过渡时期大刀阔斧地宣布了众多措施。

自1940年离开上海后，顾准在其后9年的革命工作中与会计时断时续地发生着关系。这次回到上海，顾准身兼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等重要职务，积极开展起新中国会计机构建制的实践，并探索一套符合上海实情的税收措施。

顾准从社会上招聘了一批既懂企业经营管理又熟悉企业会计的人士，在华东财政部组建了“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跟各部局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经常性业务联系，并帮助东北财委在上海招聘人员，组成一个高级会计人员的班底奔赴东北。后来这批人成了中央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的基础。

解放初，通行于各城市的税收方法是民主评议法，即规定某一时期的税收总额，分摊到各行业各户，再由各户自报后进行公议确定税额。这不失为经济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顾准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开展工作。但顾准认为，这一做法在上海施行可能引起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条件，让企业“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并通过税务局从社会招聘的会计师组成特约查账员“查账征税”，以完成税收任务。

顾准在上海主持的税收措施实效不错，也受到了上海私营企业的普遍欢迎。不过在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刊出顾准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这次突如其来的遭遇，让顾准一直感到不解。即使在文革期间“历史交代”中，刚直的顾准对这段经历仍持保留意见。他坚持认为当时自己主持的一项措施——重估资本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措施。

质疑苏式会计制度的研究者

会计研究，是顾准60年代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他宏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点。他的会计研究不仅是一种技术研究，更融进了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1962年，潘序伦在致顾准的一封信中自谦地说“我弟之才，十倍于我”，并预祝顾准在会计研究上取得新的成就。其时，顾准刚摘掉“右派”帽子，从天津市宁河县黄庄农场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里委派给他的科研任务就是会计研究。

回到经济研究所之前，顾准曾到河北、河南、北京、天津等地的农村劳动了整整4年。

在农村，顾准并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在劳动期间，只要是能挤出的时间，他都用来读历史和哲学。顾准生前好友、同事吴敬琏回忆，在河北省赞皇县劳动的日子里，他和哲学家李泽厚俩人，一边抬筐，还一边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