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泛涉猎历史和哲学的基础上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顾准当时宏大的研究愿望。会计研究是这一宏大研究体系的“准备活动”，也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考的起点。敏感特殊的身份，使顾准当时并不拥有自由的研究条件，名为会计研究，但经济数据一律不能接触。质疑现行会计制度，提出改革思路，对顾准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风险性，但他还是在上海、东北等地认真地进行调研，并在多种场合提出当时可谓“骇人听闻”的“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其时，我国沿用的是原苏联四五十年代制度为蓝本的会计制度。在顾准的眼中，现行的会计制度体现出了种种局限性。从进所两个月所翻译的《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到《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处处可见顾准对现行会计制度的深入反思。

在1962年9月到12月的上海调查中，顾准发现，当时我国的苏式会计制度存在“资金会计”的局限性，服务于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流动资金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却不能满足企业经济管理和会计实践。冒着再做“右派”的风险，顾准在多种场合坚决反对把企业会计仅仅限制为“资金会计”，直率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既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也是成本和利润的计算体系。”

让企业会计成为“成本－利润”计算体系，是顾准在1963年11月完成初稿的《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核心内容。

三易其稿的这本书在顾准生前并未成“书”。一直到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才让它真正问世。《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的公开出版搁浅了将近20年，而《会计原理》留下了更多的遗憾，才完成部分篇章，顾准便失去了研究写作的自由。

在开始写作《会计原理》的时候，顾准的领导、挚友孙冶方一度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他得知《会计原理》计划中庞大的篇幅，笑谑“那该有多少稿费！”

针对当时高校会计教学课程内容繁复、脱离实际的时弊，顾准试图引导学生从实际操作训练入手，再进一步理解高级的经济概念。他甚至跟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玉珉教授商量，想去人大试教，边教学边修改《会计原理》。遗憾的是，在1964年10月，顾准再度被迫停止写作。文革期间，顾准仍在构想这本书重写的提纲，并摘采卡片，更令人唏嘘。

1984年，这一残卷几经周折后终于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耄耋之年的潘序伦在《会计原理》出版前夕既喜又悲，“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均具有其独到的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