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升会计改革高度

“现在想来，会计改革高度的提升工作从1982年就开始了。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草拟、颁布、实施。”魏克发回忆说。

在魏克发的会计人生涯中，《会计法》的草拟，是他工作中重要经历之一。

当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有会计界代表提出会计立法提案，提交财政部研究办理。财政部领导决定，由会计司负责起草工作：“当时，我很积极。从1982年到1984年，我负责组织司内几位同志专门从事《会计法》草拟工作，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跑了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并与理论界专家多次探讨。”经过十多次的易稿后，初稿终于成形，报经部办公会讨论后，正式报请国务院审议。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计法》正式颁布。

“《会计法》的颁布，从会计业务法规提高到会计工作基本法的高度。会计工作有法可依了，走上了依法治会的道路。有了这一步，以后很多事情就好办了。”魏克发笑着说。

《会计法》公布实施后，宣传工作列入日程。魏克发立即组织撰写《会计法》讲解提纲，举办各省市区财政厅局会计处长参加的《会计法》讲习班，掀起全国会计人员学法知法的热潮，会计工作的新局面由此展开。

法律具有强制性，但道德是内心自觉性。会计工作不仅需要法律的支持，也需要道德规范来制约。因此，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是贯彻落实《会计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魏克发提出“顾大局、讲效益、求实际、遵法纪、身廉正”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一般规范，并编撰《社会主义会计职业道德》一书，引发社会大讨论。《财务与会计》杂志社曾开展多次专题讨论。这些对提高会计行业职业道德都有积极推动意义。

3.拓宽会计改革的广度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向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整个开放的形势都强烈表达着这样的要求：突破原有业务局限性，拓宽会计工作范围。

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受到国内外欢迎。广东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于是，魏克发一行人南下广东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出炉。这个制度规范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业务，使合资企业会计工作有章可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与实施,迈出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协调的步伐,是会计国际协调化的重要开端。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会计司应国际会计公司邀请，同税务部门一道先后到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宣传。

“做好会计工作，首先是制定必要的法规，规范会计事项处理程序，使会计业务处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需要依靠较高素质的会计人员来进行。他们的工作质量就会提高，尽职尽责，精打细算，为企业为国家起到增收节支的效果。”这是魏克发一贯的管理理念。

而那个时候，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会计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普遍不高。

建立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提升会计人员业务水平。当时，全国会计人员队伍在600万左右，大专以上学历只有百分之几，中专文凭也不过是10%左右，不少会计人员是“学着干、干着学”的状况，广大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亟待提高。“当时想了很多解决办法，比如，靠学校学生的自然补充，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每年会计自然淘汰十几万，但是学校毕业生一年才几万人。所以，我想到了在职人员进行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魏克发说。

那时，山西省办了一个会计函授学校比较成功。于是，借鉴他们的经验，请示部里，决定由会计司组建中华会计函授学校，采取总校——分校——函授站的形式，分别由财政部、各省厅、地市县财政部门负责。办学校，离不开资金支持。“当时，全国有600多万会计人员，一人一块钱，一年600万经费。财政部拨付，会计司分给各省市，就当作是钓鱼钱，各地财政再出点钱，一下子就办了起来。”魏克发回忆说。当时，近30个省办起了会计函授学校。从省到地、市、县，一竿子到底。最多时，全国在校生达到50多万人。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一时炙手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