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说的是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是建国初期的人们对所经历的两种不同社会现象的反映，这既揭露和痛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同时又赞颂了共产党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组织召开各种会议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体现，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阵地，在实践中发挥了无穷的威力。

我们党的会确实不少，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就是由党和政府组织各机关（包括税务机关）人员分片包干深入基层召开演讲会、报告会，向广大群众宣传、讲解党的政策和当前形势，并组织座谈讨论。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使广大群众对党的正确领导逐步加深了认识和了解，为我们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种是我们党和政府针对基层干部所组织、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其中有定期、不定期（我记得每月至少一次）由党政领导担任主讲的报告会，我们把这称之为“上大课”。主要讲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任务等。我们税务干部和其他部门的干部一样，每次都积极参加，认真听、认真记，在分组座谈讨论时，都能联系实际、联系自我热烈发言。

我认为这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抽资本家一支烟

在这些会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每周一次的民主生活会，可以说民主生活会是我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不断前进的加油站和检修站。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参加税务工作不久的一天，和我们老科长到一户私企去，进屋落座后，私企老板递给我一支烟，当时我不假思索就接了过来，老科长在旁边用异样的眼光瞅了瞅我，我也没在意。工作完了，在往回走的路上，老科长对我讲：“你不该接受那个老板给你的烟，我给你使眼神儿你也不理。”老科长的话弄得我满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不该抽，心想不就是抽人家一支烟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科长可能看出来我没想通，就和蔼地跟我说：“对这个问题你可能一时想不明白，我建议你在明天的民主生活会上把这个问题摆出来，让大家帮你一块分析分析好不好？”我当时虽然答应了，可是心里还是认为老科长这是小题大做。在第二天的民主生活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就简单说了一句：“昨天我不该抽老板的一支烟。”为什么不该抽我没说，事实上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随后大家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同志们可能觉察到我那无所谓的态度和把“抽支烟”看成小事一桩的想法，所以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你可能把接受资本家的一支烟没当回事，你可要知道资本家敬你烟是想同你进行感情拉拢，你接受了就说明在感情上愿意同他接近，这表明你的屁股开始往资本家那边坐了。表面上一支烟是小事，可它却是关系到革命立场的大问题呀！”这番话使我非常震惊，暗恨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接着同志们纷纷发言，有的讲防微杜渐的道理，有的讲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等。同志们的帮助使我茅塞顿开，真正理解了“不该”的含义。这次民主生活会让我感到既羞愧又高兴，羞愧的是我的思想觉悟水平和同志们相比怎么那么低呢！高兴的是同志们给我在思想上打了预防针，使我今后不犯或少犯错误。同时，原来认为老科长小题大做的怨气也烟消云散了，代之以对老科长的关心爱护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次民主生活会在我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铭记一辈子，受益一辈子。通过这件事我深刻体会到，政治思想教育是培育我们成长的阳光雨露，是帮助我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

不和资本家的亲属搞对象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对我启发非常大。和我一起工作的小刘是位未婚青年，小伙儿长得挺帅，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在他负责管理某资本家经营的工厂期间，那个资本家有个年轻漂亮的妹妹在该厂担任会计，由于工作关系，两个人免不了要经常接触。这期间，那个资本家先是有意给他们两人创造一些多亲近的机会。比如他妹妹算盘打得不太好，那个资本家就让小刘帮助辅导；新买的手摇计算机他妹妹不会用，就让小刘教一教等等。后来那个资本家干脆直截了当让小刘跟他妹妹交个朋友。小刘不经意把这件事和有的同志讲了，老科长也知道了。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老科长提议让大家对税务干部可不可以和资本家的亲属谈恋爱搞对象的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大家都积极热烈地提出个人看法或见解，归纳起来就是：一般年轻人谁和谁谈恋爱搞对象都是正常的，只要双方愿意就无可厚非。可是我们税务干部是税收战线上的战士，虽然在税收战线上偷漏税和反偷漏税的斗争不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样激烈，但也是极为复杂和严峻的，一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不惜用金钱、美色等手段来拉拢我们税务干部，企图拉我们下水以为他所用，从而达到他偷漏国家税款的目的。假若我们不加警惕，就有可能被不法资本家的糖衣炮弹击倒。因此大家一致认为，从革命大局出发和防止自己不落入圈套的角度考虑，我们税务干部是不可以和资本家的亲属交朋友搞对象的。小刘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提高了认识，毅然决定断绝同那位女青年的来往。在他的要求和领导的支持下，他调换了管理的业户，中断了同原来管户的联系，使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这里我想到，政治思想教育又是我们防患于未然的灵丹妙药。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税务所的五六个人，就挤在一间租用的50来平方米的小阁楼里。这么小的空间，不光是我们的办公场所，还是我们的宿舍和食堂。春秋两季还好说，到了炎热的夏季，那个滋味真不好受。屋子里热得像蒸笼，何况还有一个烧水、热饭的小火炉。打开门窗吧，蚊虫叮咬受不了，无奈只好不停地扇扇子来降温。到了冬季就更不好过了，小屋里没有暖气，只靠那个烧煤的小火炉取暖，晚上怕煤气中毒，还得彻底熄灭它。晚上睡觉，头露在外面要戴上棉帽子，有时早晨一看被头和帽子上都有一层白霜。那时全所只有一辆自行车，谁要用得提前一天填写外出登记表来申请，由所长或同志们评议谁的路程远，就批准谁用，其他同志只好徒步下户。那时候，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怕劳苦努力完成税收任务，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深入的思想教育，使我们牢固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对革命事业的进取心和主人翁责任感不断增强，为完成为国聚财的光荣使命无怨无悔地工作。

张喜山，男，1930年6月出生，1951年7月参加税务工作，1990年7月退休，退休前任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税务局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