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新三反”运动中的我

建国初期会计行业的技术职称是很严谨的，技术职称和职务是合一的。当时分为练习生、记账员、会计员。（那个时候还没有会计师）当时的工资实行“工分制”，练习生是150分~170分，记账员是180分~200分，会计员分为三个等级，即三等会计员、二等会计员和一等会计员。三等会计员的工分是215分~260分，……。那个时候实行“工分制”，每月按公布的分值折合人民币。这样的职称制度对会计人员很有激励作用，因为晋级就意味着涨工资。

在职称等级制度的刺激下，我用业余时间一面努力自学《会计原理》和《工业会计》等基础知识，一面积极专研业务，提升实际操作技能。不久于一九五三年，我被晋升为“记账员”，第二年的五月我又晋升为三等“会计员”，在“工分制”改为“工薪制”时我的工资套级为53元。当时我真的高兴极了，我觉得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考徒工时报的初中同等学历，实际小学也没有毕业）学徒工用二年时间就当上了“会计员”（当时晋升职称需经部门领导和人事部门考核）很满足了，也有点飘飘然啦。

就在我踌躇满志，得意忘形时。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开始了。那时由于机构变动我被调到了矿山工程管理处的基建财务科工作，运动开始前党委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党团员和党团积极分子要勇敢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要大胆揭发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我当时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我想这是我争取入团实际行动表现的最好时机。于是我在一次揭发批判“新三反”大会上向当时我的顶头上司“科长”开了火，我说：“我们财务科人浮于事，就拿我的工作来说还有潜力，然而科长还在向上级要求增加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当然那位科长就成为了“新三反”的批判对象，以后在“反右”时他又发表了一些“右派言论”被撤了职。当时我认为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发言是对的，然而过后我很后悔，觉得所提意见有片面性，有点“上纲上线”。在后悔的同时我也有点担心，怕他找我的“小脚”。然而出乎我的意外，他并没有记恨我，他还是一如既往那样信任我、支持我的工作，体现了一个会计人员应有的坦诚无私和宽宏大度的胸怀。通过这件事我在业务提高的同时，政治思想也有了提高，我懂得了作为一名会计人员，对待业务要求精求细，认真履行会计制度严格把关，而对待同志间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客观、宽容，慎重对待。

在基建财务科工作期间，我又自学了“基建会计核算”、“自营工程成本核算”、“出包工程结算”和“基建材料、设备核算”等基建会计基础知识，比较好的完成了工作任务。一九五七年六月我被调到了公司基建财务处工作。

我认为，我的基建会计知识的获得离不开被我“得罪”过的这位科长，可以说他是我会计生涯中的第二个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