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盛夏，杨端六一家正在吃午饭，忽然，空袭警报大作，几十架日本轰炸机压顶而至。所有人奔出去逃命，杨端六却往里屋跑，一时间，房子夷为平地，灰头土脸的杨端六抱着抢出来的《货币与银行》手稿，傻傻地笑。

70年后，这本标价32元、秋草一样颜色的经典书还在各书店出售，它已影响了好几代“经济人”。

长相并不富贵的杨端六，被誉为能扭亏为赢的商务“金柜子”，“我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声名仅次于马寅初的货币学家”。

在没有“会计”，只有“账房”的年代，杨端六的很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1917年，当他还是个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穷留学生，就发表论文，第一次把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5年后，他出版了中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货币浅说》。他还首次向国人介绍“超等市场”（即“超市”）、“信托公司”这样的新概念。

我国旧时商业记账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已是弊端重重。喝了几个国家“洋墨水”的杨端六归国后，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对前来考察的胡适说，“馆中无人懂得商业，馆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终年无假期”。胡适认为“极中肯要”。杨端六锐意改革，以新式记账方法推动近代化管理，使这家书店扭亏为盈。这也是中国近代企业中第一次会计制度大改革。

自1930年代，他连续任武大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等。他治学勤奋，有人回忆他“在盛夏赤着上身伏案疾书，桌旁边放着一盆冷水。汗流如注时，就拧一把毛巾擦去汗接着写”。

他学问做得老实，当时不少书粗制滥造，将后面附录、参考文献等砍掉，而杨端六坚持学术标准，注意为读者自行查找文献和研究提供方便。有一本教材，他附录采用的参考书竟有120多种。

也有人指出，他的书理论非常扎实，但是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杨端六回国后并未在财政机关或者银行机构担任过任何职务，这是他的一个缺憾。

好友苏雪林对在牛津、剑桥受过多年教育的杨端六有过这样的描写：“端六先生的性格是厚重，宽宏，心思尤其缜密，说话做事，都要经过几番考虑与打算，有一点害处，他都不干，必要时也会接受重大的牺牲，可谓百分百的经济学家风度。他是个‘君子’，但他却是一个由四书五经陶冶出来的‘君子’，并不是牛津、剑桥式的‘尖头曼’。”

他教学严厉，他要求学生读英文原版书，有一次考会计，考题是英国文官考试用的题：一个账簿被火烧了，一些地方不全，让学生根据一些会计事项、发票和其他资料把这个账补上。结果全班同学都被考倒了，最高分也只有7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