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端六一生远离政治，政治却不肯远离他。这位称自己“中立”的经济学家似乎左右逢源，一边被尊为“蒋介石的老师“，一边被毛泽东称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

因为给蒋介石讲过两次经济学，他得到一个“蒋介石老师”的名声。后来，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审计厅）厅长，杨端六提出3个条件：不离学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蒋一一答应。此后的4年，杨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南京去上任，于是他成了国民党军中惟一不穿军装的上将。在后来的抗战期间，蒋又多次请他去重庆做官，杨都以侍奉老母为名婉拒了。

他告诫孩子：“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

这位通识中外各种货币的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抗战期间，他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生活十分拮据。这可难为了大小姐出身、“常常在黑暗房间高声背诵莎士比亚”的教授太太袁昌英，她第一次下厨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放在秤杆上称来称去。

这个缺少艺术气质的书呆子，日子也当“统计学上的表格”一般过，夫妻两个大学者用小本子记下“烹鸭”的办法：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

面对四大家族弄钱无算的贪婪，物价飞涨的现实，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学者却深感“一名经济学家的无奈”。偶尔，他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问他活着有什么目的，杨答曰：“生下来不能死，就得活着，什么也不为。”

他一生著作等身，性格刻板，没什么爱好，婚姻也谈不上成功，唯一的乐趣是在院子里“像个老农一样种花草”。近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渐渐遗忘这个曾经享誉学界的经济学家。女儿杨静远说，父亲已成为专业辞书上的一个干瘪的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