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人们大抵肃然起敬，谁都知道绝对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言下之意，其发展必有预定的轨道。其实，从一些细枝末节上看，历史反而表现出偶然性，机缘凑巧时，常人即可轻而易举地让其转向。而且，一旦走偏了，因其“不可重演”，往往只能义无反顾地“将错就错”下去。我们试举几例说明之。

其一，物理学上，如果从一开始就说“电流的方向就是电子运动的方向”，该有多简捷明了！可是，由于早期人们认识不足，将电流方向定义反了，而又因种种原因改不了口，物理学教师只能告诉学生“电流的方向，是电子移动后留下的空穴移动的方向”，更有甚者，让学生充当“电子”，依次向同一方向移动位置，以便直观地演示“电子”移动后留下的“空穴”（空座位）的走向，如此这般，实在是吃饱了撑的；

其二，看电视的台湾新闻，不难发现最明显的台湾口音特点，是将“和”字读音如“汉”。考其源，据说是1945年光复台湾后发现，日本统治者长期的奴化教育，结果是台湾人只能说日语和闽南话了，故有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等人的“推行国语运动”，而当时某位大陆教师就是这样读的（至今仍有唱片为证），从此，台湾人民便祖祖辈辈地说日月潭“汉”阿里木了；

其三，汉语一向习用“身分”一词，可是，不知是哪位高明随手写错，为“分”字加了个单人旁，于是第一代身份证一颁发，数亿人立即拥有了“身份”，也许是考虑到纠错成本极高（设每张20元，10亿张就要200亿元），词典上只好承认“身分”与“身份”并列，而因了人人随身携带“识字卡片”的教化作用，“身份”肯定要比“身分”更深入人心，实际上已经取而代之了。好玩的是，第二代身份证又推出了正面是“公民”，反面是“居民”的字样，“公民”等同于“居民”，历史也许将再次被改写。⑴

回到会计上来，也有类似的事件。在《蔡锡勇先生剪影》一文中，曾提及因蔡氏英年早逝，1905年出版的《连环帐谱》对会计实务几乎未发生影响，他精心选定的记账符号“存/该”自然也无疾而终。而就在这当口上，留日学生谢霖（1885—1969年，江苏武进人）和孟森（后为清史专家）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银行簿记学》，谢霖先生是中国会计史上第一位CPA，颇多贡献，关于他的事迹，作者在资料充分时将另文介绍。会计史专家郭道扬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

“通过《银行簿记学》一书，首次将借、贷这对记账符号及其借方与贷方的明确含义引入中国，使中国会计界人士开始对借贷记账法有明确的了解。作者在凡例中讲“日本原文，乃从西文中称量而出，虽偶有习惯上之名称，要以有根据者为多，…若贷借两方之称，乃此学进步必明之理，不在商改之列。”这也是我国学者最早对借方与贷方的确认。” ⑵